内容提要：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中外学术界广受关注。关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向，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重要。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并验证政治效能感、信任、权威人格等政治心理因素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投票和其它政治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差异，以期探索和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关键词：信任 权威人格 政治参与 政治心理 政治效能感
本文为教育部2006年规划项目（06JA810001）“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的最终成果。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是近年来中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领域。这一领域也是产生了有关中国政治研究最多经验文献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以及其他层级和类型的参与机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日益丰富。关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向，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重要。
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状况
政治参与常常与不同的“政治参与”概念联系在一起。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对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从较为狭窄的将政治参与界定为主要是投票和选举活动到比较宽泛的将表明政治兴趣、参加政治讨论和辩论等也视为政治参与，林林总总。维巴（Sidney Verba）等人将政治参与界定为旨在影响政治体系的活动，包括投票、政党与选举工作、社区工作、接触政府工作人员、参加政治会议和抗议活动、沟通和交流。本文倾向于在这种意义上考察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中得到最多研究的概念和问题领域之一。就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对于中国政治参与的研究不仅构成了已有文献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政治学研究中经验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政治参与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已有研究中，涉及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系统的心理分析非常有限，有很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只是基于一些经验观察，研究对象也常常限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或地区，利用全国概率抽样数据分析中国政治参与、验证政治参与理论的中国适用性的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基于科学抽样和调查方法的全国性调查的统计数据，尝试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加以考察和分析。由于中国政治参与在参与主体、参与方式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实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现实状况，与政治学研究所关注和考察的一般现象以及相关结论与命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考察中国政治参与中的公民心理时需要特别谨慎，并可期待在有关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获得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近期完成的一项有关中国公民意识的全国性调查。这项调查于2008年4月至6月间对覆盖全国31个省（港、澳、台除外）、75个县级单位的5461个样本进行了面对面访问，实地完成有效样本4004份。调查内容涉及公民对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变化的认识、公共服务与政府工作评价、国家认同感与自豪感、公民自由、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权利与义务、权威意识、公正意识、政治效能感、信任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等诸多方面，为全面了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状况提供了丰富、可信的数据基础。
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种参与形式，是“有很大一部分公民参加的唯一政治行为”。但由于投票的日程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已经确定，选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受限制，因而投票只是传递公民政治偏好与态度倾向的一种最弱的政治参与形式。而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行为似乎更能反映和体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意愿和真实心态，也包含较为丰富的公民政治心理和其它方面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在投票和其它形式的政治参与两个不同方面对公民政治参与分别进行分析，以此考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状况和公民的社会与政治心理。
在投票方面，根据本次调查，在村委会/居委会/社区选举中，51.33%的中国公民在过去五年中曾经在选举中投过票，33.08%的中国公民不记得举行过选举，另有15.19%的中国公民没有投票；在乡镇/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回答投过票、不记得举行过选举以及没有投过票的中国公民的比例分别是15.57%、73.69%和10.74%.可以看出，即使在“容易的”投票行为方面，中国公民的参与水平也相对较低。
在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形式方面，调查主要从“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资金”、“参加与政治有关的各种会议”、“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某项特定的理想或事业加入组织或者团体”、“在互联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请愿书上签名”、“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游行/静坐/示威”等9种参与形式加以考察。在这9种不同形式的参与中，只有“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资金”的参与人数接近20%（19.33%）。根据本次调查，中国公民中有过一种或多种参与行为的比例为25147%.与其它国家的情形及一般国际比较的结果类似，有过这些参与行为的公民的比例低于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率。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通过复杂抽样设计获得的等概率抽样样本，因而全文在分析的过程中按照抽样设计加权从而得到中国公民的一般情况。下文中使用“总体比例估计”等术语表示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推论出的总体的情况，文中未指明总体估计的数据同样是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推论出的总体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考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社会经济地位及城市/农村意义上的人群分布，并分析不同人群参与（或不参与）的心理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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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和进一步的分析
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序列）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显示，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心理变量存在明显差异。在投票行为方面，满意度、信任感（对机构的信任、对县/市政府的信任、对村委会/居委会的信任），以及权威主义人格对于公民的投票行为具有影响。其中，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和家庭权威主义对于公民作出投票还是不投票的选择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在其它形式的政治参与方面，内部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并呈现明确的正相关关系。
投票模型与政治参与模型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权威主义人格在投票模型和政治参与模型中显示出不同的影响。在投票模型中，国家权威主义人格与公民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与人们的一般认识相反，在家庭中具有民主人格的人其投票行为反而少于权威人格者。在其他政治参与模型中，权威主义人格（国家权威主义和家庭权威主义）则抑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换句话说，具有民主人格的公民更有可能发生本文提及的7种政治参与行为。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投票和政治参与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城市/农村等维度上的不同分布，特别是解释不同受教育水平与投票率之间的复杂相关关系，以及农村投票率高于城市等“反常”现象。譬如，在表3中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投票率越低，但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越高则投票率也越高（表10），由此可以推测，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中不去投票的人或许是女性、年轻人等，或许出于对村委会/居委会不信任、对家庭生活不满意等原因而不愿意投票。家庭权威主义人格与投票行为的相关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其他政治参与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城市/农村等维度上的分布，与国际比较中常见的一般情形类似，即公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政治参与正相关，城市的参与水平也高于农村。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影响公民其他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中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落差：前者与其他政治参与显著正相关，而后者与其他政治参与的相关性不显著。
模型分析表明，信任感与公民投票行为弱相关，以及仅在对村委会/居委会信任意义上与政治参与行为弱相关（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体等机构的信任与政治参与负相关，对县/市政府的信任与政治参与相关性不显著）。理论上，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参与及民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模型显示的变量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
调查所反映的中国公民高水平的信任与总体上不高的投票率和较低的参与水平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复杂的信任结构。在中国公民的信任中，有相当部分是源于情感的信任，即对国家、政党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其它国家机构的积极情感，而源于现实的理性信任常常侵蚀其信任的感情部分。因此，中国公民对较高层级的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信任要高于与之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居委会的现象很常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对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中国公民的比例为94.56%，对县/市政府“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为68.67%，而对村委会/居委会表示“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则降至60.21%.这种源于情感的信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政权为基础的信任（regime-based trust），对于公民卷入非制度政治参与具有抑制作用。
满意度（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对家庭生活）与公民投票行为弱相关或显著相关，与其他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不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公民对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差异和心理倾向。具体而言，在公民的一般认识中，投票是一种支持政治体系和政府的行为，而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可能是挑战政治体系和给政府找麻烦的。投票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公民义务和责任，于是越是对家庭生活满意、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的公民，越有可能自觉承担和履行参加投票的公民义务，而与效能感没有什么关系。
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及以上分析还不能解释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城乡差异，权威主义人格对投票和政治参与具有相反方向的影响，以及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与其他政治参与的不同关系。因此，这里还需要引入其它更为基础的心理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个人感知意义上，自我相关度（self-relevance）与公民利益意识有关，也可以看作利益相关度的另一种表达，是公民个人对参与目标与自身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即政治参与行为的目标和自己有怎样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或有很大关系。因此，自我相关度或利益相关度，可以超越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成为影响投票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由于大多数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分配主要由人们的工作和服务机构来承担，社区在利益分配方面的权力非常有限，而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几乎所有资源和价值的分配都要通过村民委员会来实现。因此，城市居民对于居委会选举的参与热情很低，农村居民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则格外关注并积极参加投票。实际上，对城市居民选举的研究还发现，城市居民的参与更多的是“来自邻里之间互动的人情面子关系”。在投票这种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活动中，公民不需要高水平的政治认知或政治技能，高政治效能感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自我相关度可以解释农村的高投票率，而与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低政治参与水平无关。
被接纳的动机（inclusion motivation），是吸引农村人口和低学历人群更积极参加选举投票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在中国，这一动机可以与群体认同或家族意识联系起来，也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个表现或结果。有关中国政治的大量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家族影响看作阻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社会对现实政治中的家族也呈现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事实上，家族在农村选举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动员作用。“特别敏感于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普遍标准”是权威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做其他人都做的事，在农村地区是获得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式。同时，由于存在家族等亲缘组织，农村地区虽然缺乏其他形式的现代社会组织，也因成员间富有凝聚力的家族或其他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组织而成为“强群体”社会，并增强了个人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和动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家庭可能出于被家族和其他亲缘组织排斥的担心而进行参与，特别是参加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
权威主义人格有助于促进和维护群体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选举投票率，同时也因权威人格者具有对上级恭顺、对权力关系敏感以及以高度结构化的方式感知世界等特征而抑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投票回归模型和政治参与回归模型就揭示了权威人格在这两个相反方向上的影响。
中国公民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在影响公民其他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民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不平衡。这种情形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发现⑦。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显著差距，除了政府在回应性方面的问题外，公民的其他心理素质也是其原因，即比较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公民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低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也存在被自我高估的可能。由于较长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民众很容易产生不真实的能力意识，从而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有比较高的得分。
这种高估自我能力的倾向，以及将政治激情与能力相混淆的情形，也存在于国家制度党长期执政时期的墨西哥公民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政治激情所导致的高政治效能感和畸形的高参与水平的典型。政治激情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可以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中找到。
五、探索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从亚里士多德起，参与就被认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或是源于民主的一个概念。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参与只存在于多元民主政体中。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增强的互动，人们在政治中的参与也在增加。独立于民主概念的政治参与概念（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对政治参与概念的这种新的理解，不仅可以将不同国家置于更广泛的比较研究视野中，也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参与理论。将政治参与的概念扩大至非西方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基于别国经验基础上的政治参与命题适用于中国，或可以解释中国的类似现象。因此，探索和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利益的关注，而对社会主要的政治问题以及与政治体系相关的抽象的价值、观念、原则等则表现得较为冷漠和无动于衷。调查所反映的中国公民接触地方领导人解决问题的类型（77.37%是为了个人问题），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借用塞维林。比亚勒（Seweryn Bialer）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对低级政治（low politics）感兴趣，而在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方面漠不关心。塞维林。比亚勒创造性地使用high politics和low politics两个概念区分了两种不同政治领域，也暗示了这些政治体系中公民政治参与的独特的心理倾向：这些政治体系中的公民对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运作有清晰的理解，但在谋求其利益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适应政治现实。大量经验研究所描述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维权”特征，与所谓“低级政治”的一般性概括基本吻合。
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1）显示，中国人具有比较普遍的物质主义倾向，而后物质主义者不足4%.但是，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仍然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一些“非物质主义”倾向。获得个人内心的心理平衡，或维持一种“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是许多中国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动力。
中国深厚悠久的传统和政治文化使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些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状态，也使其真实的参与心理似乎成为政治参与研究中令人费解甚至无解的谜。譬如，中国公民一定程度的权威人格和公平意识共存，以及在政府回应性增强的同时民众依然政治冷漠等。公民心理状态的这种复杂现实要求对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国公民的心理状态予以持续关注和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来，世界各国政治及其公民价值观都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早期公民政治参与经验中获得的一些命题和结论正面临现实的挑战，曾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一些重要的变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甚至被认为与政治参与强烈相关的单一人口学因素的教育与参与之间的联系正在消失。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参与也在整体下降。有学者认为政治参与的下降与社会资本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在对具体国家的国别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并不是解决信任和参与问题的万灵药。因此，学术界需要重新思考并不断更新对于政治参与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解，甚至是更为基础的人与政治间关系的理解。
对于今天的中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无论是作为一个目标本身或仅仅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手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倾向与思维习惯。在政治心理学的视野中，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归属、合作与责任的反映，是健康的人类行为倾向，人类依据自己的命运进行参与常常被看作一个心理学问题，而其结果则具有极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政治参与既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结果，也与个人思考直接相关。因此，与公民个性、心理相关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思考和选择，进而决定了公民参与或不参与。
作者简介：
王丽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方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