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皖北李圩村的经验材料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着打工的逻辑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已经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而伴随着打工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在村庄和集镇建房，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获取面子。在这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这对当前新农村建设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打工经济 农民家计 面子 新农村建设
打工经济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点，学者与大众都深信不疑。但打工经济改变农民生活的具体逻辑，学者还缺乏揭示。本文将从作者2006年12月以来多次在皖北调研获取的经验材料出发，揭示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将表明，农民的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着打工的逻辑展开，传统过密化生产模式已经瓦解；人们越来越在意劳动力的单位效率，而不是密集地投入农业生产中追求总收益；伴随着打工所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在村庄和集镇建房，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在于在村庄中获取面子。这对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文章经验材料所涉及的李圩村属于安徽省北部某农业县管辖。村庄位于淮河北岸，距淮河约
一、打工经济的发展
2000年之前，土地是李圩村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村庄中的传统副业是做瓦工，30岁以上的大部分男性都会这份技术活，但在大家都只能饱肚子的情况下，哪来那么多房子需要建造？因此，这份收入不足以维生。走乡串户地做小生意，在集子上奔波摆摊，诸如此类的活计，也都不足以和种地相提并论。种地才是最本分、最重要的活，其它的活计只是提高生活水平的辅助措施。人们过着农副业结合的生活[1]，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被称为“小农兼业”[2]。在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看不起外出打工的人。那时，提起打工的他们会嗤之以鼻，认为只有在村里混得不好的人，才想方设法地出去讨生活。尽管当地人淮河得到有效治理之前，皖北农村因为生态环境脆弱，人们常常需要外出逃荒，但这种流动仅仅为了渡过暂时的灾荒。守望家园是他们的理想。解放后淮河得到了治理，人们因此更有条件安土重迁。
1990年代初，李圩村曾有一次外出打工潮，但村民大多“铩羽而归”。那时，打工难以带来较多收益，似乎连种地都不如。那时的就业机会确实不如现在多，现在才火热的房地产业、密集的加工制造业等，带来诸多工作岗位。这些农民眼中的“香饽饽”，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力活和廉价活，那时还比较少。所以，外出打工农民难以赚到钱。而在安土重迁的观念下，出去打工都是被迫的，“混得不好才出去受罪打工”，“都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为此村民们一度看不起打工的，认为和“要饭的”没有差别，是“混穷的”。
2000年之后，李圩村村民才“惊觉”打工比种地更能挣钱。他们这才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外出打工开始起步。不出几年，外村打工的村民挣钱了，家里的土仓房也摇身变成了两层楼、三层楼。人们曾为自己的土地多而骄傲，甘愿守在村内不愿出去，看到外村因打工带来的高收入，人们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总是那么一点点”，能饱肚子却办不起事，饿不坏却也撑不死。两相比较，李圩村村民对打工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2000年至2005年，肖庄有三四十口人外出务工，多是年轻人。“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一个”，大家开始陆续走出村庄。2006年至2008年，整个村庄掀起打工热浪，“有门路的都走了”，年轻人走得尤其多。600多人的肖庄，就有200多人外出务工。
2000年之后，外出务工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开始上升。村民务工领域集中在工厂和建筑业，收入高低差别也很大。人们估计，将外出务工的纯收入高低拉平，保守的估计是500元每月，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在村内种地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农业税减了，柴油、肥料的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土地耕种得好的，毛收入中可以落下60%的纯收入，种得一般的落下50%的纯收入。但这笔从土地里“勤扒苦挣”的收入，应付当年的日常生活还可以，若要应付人情、学费、医药费等等，就有些捉襟见肘。个别地里收入有结余的，必定是田地非常多，且人情极少的年轻家庭。天灾人祸，婚丧嫁娶，地上的收益能应付过去都不容易。“只有打工、干副业才能遇点钱，农业只能解决温饱。”这样一来，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外出务工的主力是年轻的男性，以及已婚的年轻女性。年轻男性多是常年在外省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搬运工。也有中年男性在工地上做包工头，或者其它技术活的比如瓦工等，但这部分人会选择就近就业，他们在市内、县内、镇上甚至是村外做零工，以便在农忙的时候能回家种地，打工、种地两不误。还有一部分年轻男性是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跨省务工，在浙江、广东等地的工厂就业，搞机电、刺绣之类的。外出务工主要是让年轻化的小家庭增收了。未婚即外出务工的男孩很少能有积累，父母允许他们出去，是让他们见世面，“混饱就不亏了”。未婚女孩出去打工的更少，小女孩辍学后，多跟随父母在家中做活。偶尔有小孩挣钱的，也是暂时将钱交给父母掌管，等到婚嫁时自己带走。因年龄限制，中年女性也很难在工厂就业，工厂之外的就业途径又非常有限，所以她们通常会和老人、孩子一起留守农村，和老人一起成为土地上的主劳力。
这样一来，当地的生计方式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农业不再是村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似乎也不再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男性劳力闲时在外打零工，女性劳力在家种地，成为中老年家庭的主要生计模式；而常年外出打工，则似乎成了年轻小家庭的唯一生计方式。当地的小夫妻生完小孩后，多会一同外出务工。其实他们的生活来源依赖于老人代种的土地，他们的小孩需要老人来抚养，在村里读书和生活。打工的夫妻只是在表面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事实上，村庄中的资源是他们须臾不可离的后方支援，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工半农”的生活方式。土地仍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只是在打工的光芒下，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黯淡难辨。外出打工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生计方式有条件多样化了，也似乎需要多样化，死守着土地不放，是不思进取或者无法进取的代名词，打工才是勤劳致富的新标志。
二、农副业劳作的变化
外出务工使传统农副业结合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它对传统家庭生计安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家庭养殖的变化，二是作物耕种选择的变化，三是土地流转与耕种模式的根本变化。
（一）家庭养殖的变化
家庭养殖是村中的传统副业，“杀猪为过年，养鸡为吃蛋”，家庭养殖只是农业生产之余附带的。李圩村村民一般都会养点鸡、鸭、鹅，数量最多的不过20来只。家里没有闲散粮食时，这些家禽就养得更少。以前家家都有养一两头猪的习惯，现在却家家都空着猪圈。不养猪的直接原因是猪饲料价格上涨。事实上，村民们以前很少为猪饲料伤脑筋，那时主要用红薯（包括红薯的藤和叶）养猪，村民曾大面积种植红薯。但现在没有一户种红薯了。从2006年起，村里就只有几户农户种红薯，现在则一家都没有了。
养猪副业的消失，与人们不再种红薯相关，因为这导致猪饲料成了问题。虽然种红薯效益也不差。按当地耕种习惯来看，大面积地种红薯会与种麦子冲突。与小麦相比，红薯的高产使得其经济收入较高。红薯是当地的传统作物，亩产（当地的大亩）高大一万两三千斤，价格最低的时候一斤一两毛，高时是五毛。麦子亩产量是一千三百斤左右，价格是七毛左右，也就是说，一亩红薯要比麦子至少多收入两百元左右。此外，红薯需要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投入也更少，自家稍留点红薯即可供来年培育红薯苗所需，农药基本上不需要，所需化肥投入和小麦差不多。
然而，现在人们普遍选择了耕种大面积的小麦，完全放弃了种红薯。关键原因在于，当地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而种红薯耗时间、耗劳力，留守家中的劳动力不够用了。种红薯非常耗精力，冬天要入地窖，地窖的清洁、温度掌握都颇为费时；春天要育红薯苗，育好的薯苗要一根根剪，一棵棵种；等到薯苗下地后，红薯藤开始疯长，又要时时翻动。这每一步都特别地耗时间，且完全依赖于人工。与红薯相比，小麦却格外地省时、省力，还可以完全靠机器。这两年，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当地人均耕地又比较多，留下的中老年人也就忙不过来。所以，不仅外出打工的农户选择种小麦，留在家里代种的老人也选择了种小麦。
也就是说，李圩村人因为外出打工机会的增多，再也应付不了特别耗工的红薯，当地的所有家庭都放弃了种红薯，改种省工的麦子。这一耕种结构的调整，使得传统的家庭养猪真正的成了过去。由于城市工业给村民们提供了新的挣钱机会，使得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可以对传统的家庭种植和养殖副业做出总收益最大的灵活安排。
（二）作物耕种选择的变化
外出务工使村庄中的劳力减少，在农作物耕种的选择上，人们倾向于选择更省工的农作物，这样方能使农作物种植和外出打工两不耽搁。当地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安排通常是：农历二月整地，买肥料，作春耕准备；三月开始种花生、红薯和高粱，开始育西瓜苗和棉花苗；四月农闲；五月收小麦，开始耕地，种玉米、芝麻、黄豆等秋作物；六月到八月，田间管理；八月十五后开始秋收，秋收后，可以种油菜，但一般是就整理好一部分耕地种冬小麦，也空出一部分“春地”等来春种花生、西瓜、棉花；接下来是农闲到过年。
农户种什么样的庄稼，一般按家中的劳力及个人能力做出选择。当地春季农作物中，棉花和红薯最为费时，尤其是红薯。花生也比较费时。而麦子是格外省力的，可以完全依赖机器。相比较于每家都种一点的花生，当地种油菜的人家格外少。种油菜和花生都会占小麦地，而油菜亩产量非常低，收割时又完全靠人工，比起产量更高一点的却不全依赖人工的花生，麻烦也费力，颇不合算，因而村里只有一两家种。高粱作为粗粮，经济效益较低，现在只在人们的记忆中存在，早已无农户耕种。秋季作物中，芝麻价格虽高，产量却很低，要完全靠手工收割，“非常累人”。豆子（一般是黄豆）可以靠机器收割，比玉米要稍省工。不过当地老人认为玉米更容易播种和收割，对老人来讲，手掰玉米不费力，也很简单，请机器收割则是一笔额外花费。因此在秋季作物的选择上，老年人和年轻人稍有差别。
从上半年的作物安排来看，只要是外出打工的农户，哪怕有父母代种，都会选择耕种最不费时的作物，通常是全部种小麦，也有将土地全部或部分常年出租的。种小麦通常只需三天左右，耕地、播种和收获都可以依靠机器，在所有作物中最省时省工。全家外出打工的家庭，一般不会播种春花生，因为花生不稳定，且需要在固定时间段内高度集中地投入劳动日。若家中虽有人外出打工，但尚留有劳动力，选种几亩花生的也比较普遍，毕竟花生的经济效益高，且当地有种花生的传统，农民都有种植经验。
红薯因为耗工，且全年都需要管理（春育苗、要翻藤、夏刨实、冬入窖），虽然总收益稍微高于麦子，却为所有村民所放弃。至于“瓜套棉”，全家在外打工的农户根本不会选择，即使家中留有劳力的也很少选择。“瓜套棉”的技术，在当地推广了两三年，政府一直鼓励人们种棉花，免费提供棉种，耕种的人依旧不多。一是“瓜套棉”需要有相应劳动经验，二是需要家中的劳力体力各方面都好，瓜套棉劳动强度比较大，仅抢栽瓜秧一项，许多农民都无法消受。农户因“瓜套棉”忙不过来，很容易耽搁种冬小麦。因此，虽然“瓜套棉”的亩产收益远远高于其它农作物，它是麦子的3倍多，是花生的1.5倍，比红薯也高，但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会选择种上几亩。
至于秋季作物，全家外出打工的，有放弃耕种的，因为没有一项秋季作物是可以完全依靠机器完成耕种。也有打工家庭选择种一季豆子，这是唯一可以依靠机器收割的秋季作物。
对比反观以前的农作物安排，确实存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问题[3]。那时，大家无外出务工的选择，就会将劳力投入到最需要劳力的农作物种植中，只要它的总收益大于其它作物，而不管单位劳动日的产出和收益是否最大化。因为那时，农民有的是时间，时间不能用来挣钱，因此就不断往土地上投入，这种投入不计成本，能多收获一点是一点。而当农民能够打工挣钱，存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劳动日就可以变成收入，人们就逐渐改变了以往过密化的生产模式。当他们有外出务工这一收入来源时，就选择了种植费时较少的农作物，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去过密化”。
当人们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人们要将劳动力充分利用。耗工的红薯总收益高，还可以带动家庭副业，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劳力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并带来更多收益时，人们不仅仅考虑农业收益最大化，而是考虑总收益最大化。这样，就会考虑单位劳动日投入的受益，考虑平均劳动量的收益最大化。因此他们会考虑种什么样的农作物节省劳力，种多大面积可以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即便是可以高产和相对亩产总收益高的农作物，比如红薯，因为它需要的劳动量太大，人均劳动量的收益也不高，人们干脆完全放弃。随着打工带来的劳动力增值和劳动力转移，人们不再不顾劳动力投入农业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一味去去追求总收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将农民这种追求单位劳动力的价值最大化的生产方式，称作“去过密化”的生产方式。正因此，政府推动的“过密化”的“瓜套棉”技术才难以得到推广。
（三）耕地流转的频繁
外出打工带来的劳动力部分外流，不仅使得人们调整了过密化的种植结构，也使土地流转也成为普遍现象。为了实现单位劳动力的收益最大化，人们不仅仅会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还会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有全年出租和一季出租。一季出租，即自己只种春季，秋收后将耕地转租给他人播种。土地流转在李圩村相当普遍，比如2008年，后朱庄的90个农户中有11户将土地全租，有5户将土地出租一季。将土地全年出租的家庭，多是全家的主劳力都在外务工，常年不回，留守在家的老人又多是劳动能力不足。也有老人因家人都外出工作，而自己劳动能力不足，只好将土地租出去的情况。留在家中的劳力因为忙不过来，选择将土地出租，但这必定是在将作物种植简单化安排之后，仍然无法自如地应付农活的情况下。出租土地是作物安排简单化的最后产物。
在土地较多的情况下，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大多选择将土地出租一季。麦收后将耕地出租，让在村的亲戚播种豆子和玉米，等他们将秋作物收割之后，自己再回来播种小麦。播种小麦相当简单，一两天就播种完毕，播种后也不需田间管理。小麦的稳产和高产，也值得人们从外地跑回来收割。而麦收后将土地转租一季给其他人，一是为秋作物再来回跑一趟，不如为小麦跑划算，没有一项秋作物比小麦更省工，而收益也不会比小麦多多少；二是耕地抛荒容易长草，对来年的耕种不利，出租有利于保护耕地。即便远在福建、广东、浙江打工的农户也会抽空回来撒麦种、收麦子。取消农业税后，麦地的收益远多于路费，只要自家土地不是太少，回来一趟种麦子也就值得。
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户靠种植不费时的作物，或者实在不行就出租，来保证打工创收。打零工的家庭则根本不考虑将土地出租，对他们而言，只要种植得简单，完全可以应付劳力的暂时短缺。从整个行政村外出务工的情况来看，全家长年外出务工的占少数，更多人家是在忙完农活后，外出打零工。在330多人的肖庄，全家外出务工的只有4户，外出打零工的却有一半农户。在农忙时，打零工的人可以随时回来，他们都是在省内城市，回家非常便利。这样的家庭很少将土地出租，他们农闲时才出去，作物种得简单点，即丝毫不耽搁他们外出挣钱。此外，耕地特别少的年轻小家庭，虽然选择常年外出务工，若家中老人尚有劳动力，他们也不会将土地出租，尤其不会全租，而是将土地完全交给老人，由老人代种。
从土地出租的情况来看，打工家庭会尽力地以收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土地出租和耕种情况。打长工的，只有在土地太少，回来一趟连路费都敷衍不了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将土地全年出租。土地比较多的，通常会选择种一季稳产且省工的小麦，再将土地出租一季。当然，也有人将土地交给父母，由父母代种的，父母此时一般会选择简单一点的作物耕种。而村中外出打零工的家庭，为了保证农业、打工两不误，不管是上半年的作物安排还是下半年的，都选简单的耕种。这些为打工而奔波的家庭，不管土地出租与否，他们都将农地的种植安排得相对简单，为的就是不耽搁打工创收，打工似乎成了他们的主业。农地的安排渐渐服从于打工的安排，农业生产正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些人的副业。正因此，可以说，这些农户的家计安排由传统的“小农兼业”变成了“半工半农”。
与“小农兼业”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不同，“半工半农”是以打工经济为中心的。在打工经济的重要背景下，外出打工是比种田更重要的选择，它是“半工半农，以工为先”的。黄宗智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农民生存理性使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4]。其实，半工半农阶层的生产生活逻辑与过密型农业还是有所不同，它受打工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打工经济不仅仅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经济基础，使农民的生计突破了农业和农村的局限，而且被纳入了城市市场经济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农民的家计不一定再以农业和农村为基础；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家庭经济的重心在于打工经济，而不是农业耕作。他们往往将农地收入看作另一项触手可及的收入，而不是生活的基本保险。
三、建房和消费的潮流
刚掀起高潮的外出务工，不仅仅影响了当地人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生产上的作物安排、土地安排都有了新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逐渐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也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对最愿意为子女花心思的李圩村人来说，将打工的钱带回家里，头等大事就是为儿子结婚而盖楼房、置电器。做房子是中国农民最常用的投资方式，也是李圩村人从小孩呱呱落地起，就为他的婚事而必做的准备。
随着打工收入的增多，村内近些年做房子的明显多了，尤其是盖楼房的人家。当地盖房的潮流一代代变化，80年代时兴瓦房，90年代时兴平房，有的农户平房还没能力盖上，现在又兴起做楼房。“瓦房还好好的，结实得狠，派不上（用场）。这两年平房也不时髦了”。人们认为用平房给小孩完婚，比较丢脸面，“交不了差”。这样一来，造价比平房高两三倍的楼房，成了新的追求目标，也是小孩完婚的必需品。从当地的收入水平来看，一栋十万左右的两层楼，还是可以凭着挣一点、借一点，将就着做起来，但是两个楼房却是“骨头累折了都弄不到”。楼房的造价相对于当地人均收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村里目前已盖起来的楼房，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家盖的。
算完做楼房的经济帐，村民们会说“累折了骨头”也盖不了两栋楼，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在经济上就比较难办，“幸亏能打工”。虽然当地盖楼房的逐渐增多，但更多的人还是盖不起楼房。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儿子的父母也会量力而行，“不往好里做”，或者干脆先盖个平房再说。2000年到2006年，将瓦房翻新成带院子的平房，还能用来给儿子娶媳妇。2006年之后，年轻人越来越看不上父母早些年准备的平房。就在这两年内，当地嫁过来的媳妇，一定会要求男方家有楼房，没有楼房女方宁愿拖着也不嫁过来。朱亚军经人介绍谈过4次对象，都因为家中是平房而告吹。他现在的女友又提出要一栋楼房才完婚，为他的婚事急白头发的父母四处借贷，总算盖起了楼房，婚事才算有了眉目。在李圩村，因男方的楼房未落实，即使两人已生有小孩，女方也不同意拿结婚证的也有好几例。
儿子结婚不仅需要父母给他盖房，还需要父母给他的小家庭购置大型的电器，比如冰箱、空调、洗衣机之类。在后朱庄，洗衣机现在是刚成婚的年轻家庭都必备的，虽然闲置着无人使用。但这些电器在婚事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此外，在2008年，整个李圩村买摩托车成风气，摩托车甚至成为必备的陪嫁。摩托车当然有必需的地方，骑摩托车外出干活方便，打零工的骑着摩托车早出晚归，也比较便利。“我的踏板车老了，又烧油，就买了个5000（元）的摩托车，省油，骑着舒服。旧的就扔在那里，反正不值钱。”“家家都买摩托车，有钱了当然想享受，出门骑自行车也不好看，走路也累人。”
若只是为了享受，何必顿顿饭却是馍馍就腌菜？何必在外打工流汗又流泪？何必将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用在建两层、三层的楼房上？大家都知道，带院子的平房才是既节省空间又适用的，造价也只要四五万，便宜且实惠。人们盖房、置电器、买摩托车，确实可以带来物质上享受，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村庄中获得面子，获得别人的好评价和自己精神上的享受。买摩托车的面子竞争心理最明显，“一个看一个，你有我也想有。”“骑个自行车出门，都不好意思了”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春节期间方回来小住几天，同样买了摩托车，“一年也就骑那几天”，但是人家买了自己也就必须去买，摩托车是不掉面子的“必需品”。
买摩托车只是使得自己不至于丢面子，而为小孩的婚事而盖房，则是可以为整个家庭挣来面子的事情。在小孩完婚这一人生必做的功课上，完成得更完满，也就更有面子，更为当地人所佩服。曾为家庭矛盾自杀未遂的唐仪明，这两年四处跑运输，攒钱盖起了楼房。2006年儿子娶媳妇时，家里没能力盖楼房，那时妻子总埋怨他，他就干脆喝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2007年年底，他不仅盖好了楼房还买了空调，虽然这些都是为儿子儿媳置办的，自己和妻子依然住着以前的平房，但见人他就很得意：“前年那会我还喝药自杀过，现在我的房子还不是做起来了！不像有的人……我每天在集上，帮人运输蔬菜，能挣钱，儿子打工挣得到钱了，也想开了！人为财亡鸟为食亡嘛！”周围的村民也觉得他有志气。将个人的幸福与还未完成任务的家庭相对照，更能让当事人觉得弥足珍贵和有意义。
也有小孩不急着结婚，手中有余钱的家长却急着盖房的。李长江家打算盖三层的楼房，村民说他家“有钱，撵时髦”，李家儿子才上初中，李却说做房子是为儿子娶媳妇做准备，这似乎太早了。“盖房子总是有面子的事情，有钱了不盖房做什么？”三层楼造价要十三四万，他借了几万就开始动工了，边挣钱边盖房，“反正还得起”。三层楼若做好后，比邻居两层半的楼房肯定更高，虽然家人不多，用不着做那么高。邻居一家2000年左右就盖起了楼房，是全村第一栋楼房，这一家外出打工比较早，最先靠打工致富，村里人提起就交口称赞，认为他们为村里人树了榜样。李长江现在有了余钱，“盖个楼房，也要争口气，总不能老比人低一等啊”。
可见做房子带来的面子，对于村民来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这个意义可以仅仅从与他人相比较的个人成功中获得，也就是“社会性价值”；也可以从为子女完婚时，竞相将房子、电器置办得更好，从完成人生的最大目标中获得，也即将“本体性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性价值”[5]的获得相结合。为实现此类生活的意义，将打工的钱辛辛苦苦地积攒起来，哪怕再借点钱，只要能盖好楼房，只要这家人确实省吃俭用、勤劳肯干，都是其他村民所称道的。“住得好吃得孬，不算啥！”相较于吃喝这些及时和短暂的享受，只有房子是长久的，而为给儿子结婚盖房子，则更是比吃喝享受具有更重大和深厚的意义。
与挣到钱就盖房子同步的，是村中一直有人在集上买房子。1980年代就开始有村民在集上买房子，1990年代中后期，到集镇买房子的开始变多。2000年后渐成高潮。外出打工使得村民手中有了余钱，村内盖楼房的增多了，在集上买房子的和计划去那里买房子的，也增多了。后朱庄的90个农户中有15户在集市上买房子。买了房子的农户，大多买房后仍回家种地，当地人夸张地说，“没有人买房后不种地的”。大家选择在集上买房子，而不是去县里，就是因为集上离家近，每天跑回来种地便宜。人们看得很清楚，在集上买房子后做生意，只能养活小部分人，更多人仍需要回村里种地，或者继续外出打工。他们虽然有集上的房子，但都看到了完全依赖于集子是不可能的，只在集上谋生是艰辛而且不可行的。
看到了完全依赖集子过生活的不可靠，年长的一代人，因为有着干农活的经验，他们买了集上的房子却不住也不用，即使住在集上，也是集上、村里两头跑，家里的农活照干不误，打工的事情也不耽搁。只有少数的年轻人是住也在集上，谋生也在集上，但不管是他们的房子，还是他们生活的物资，更多的都是来自在家种地的父母的支援。还有一部分年轻人依靠父母之力在集上买了房，但自己仍在外打工。但当地人都觉得，这些年轻人也迟早会回村里来。年轻的这一代人，也做好了准备，他们说，“老了可能回村里住，房子以后给我小孩住”。年轻人也会有后代，他们的房子终究要留给后代住，自己到时就必须搬回村里住。“以后就是年轻时候都住在镇里，老了就回村里住”。这也是其它村民认定那些即使在集上买房的年轻人，也迟早会回来种地的原因。毕竟，集子上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
在集上买房的人家，与在村里盖房子的有着相同的打算——为小孩结婚做准备，可以当作是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挣面子。只不过是因各种打工机遇的不同，和外出务工的早晚，带来了村中的经济分层，使得少部分人更具备经济实力，更有能力选择在集市上盖房子、买房子。集上的房子绝对不会落伍，集上的生活也更方便，人们认为小孩成婚后，必定愿意去集上住，“集上都是年轻人在住，只有年轻人才图集上的方便和享受，农村也毕竟落后”。当地的年轻人在买房结婚这件事情上，也表现出在外买房的意愿。“庄里的房子留不住小孩的心，要出去工作他不会要”村内有一部人虽手中有钱，却仍住着平房，并没有投入建楼房的浪潮，考虑的就是将来在集市上买房子。
归结起来，在李圩村，不管是在村里建房子，还是在集上买房子，是同时进行的两股投资浪潮。两种建房方式都有面子竞争的味道在里面。不过是后一种方式，是经济实力更强者的选择，他们并不是为了与村庄的落后生活隔离，他们也有回来的打算，想好了退路。这些在集上买房却回村居住和干活，或者外出打工的村里人，是更有经济实力的，他们处于村中经济水平的更高层，也因此有能力选择他们认为成本虽高，但收益也更高的投资方式。比起在村内建房的村民，他们也在乎其他人的评价，他们在事实上也更有面子。
打工带来的村内建房热潮，不过是让经济水平处于中上游的家庭，也有了在村庄社会的舞台上表现的机会。前些年，建房难以批到宅基地，手头有余钱的人也不是太多，有钱的都选择到集上买房子，盖新房的也就不是太多。现在批宅基地的政策松动了，打工的大潮也使得更多的村民有了一定资本，村内建房这一投入稍低的浪潮也就开始兴起了，虽然不是太猛烈。真正收入较高的村民，是早就享受到打工好处的村民，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投入成本更高但生活更方便、房产会增值的集上。然而，他们并未脱离村庄的生产，他们认为土地依旧重要，他们甘愿来回种地，他们也同样在意村民们羡慕的眼光和赞叹的言语。也恰恰是因为这部分人仍旧打算回村居住，或事实上就在村内而不是集上居住，使得在村内建房的意义依旧存在。出去的人还在意这一个他们曾经生活过，或仍正在其中生活，或将来会回来生活的村庄，那村内人的长远计划他们也会关注。无论哪一种建房方式，都是有面子的事情，不过是因经济能耐高低略有分层罢了，但都是能带来生活动力和意义的事情，都是让村民甘愿在外辛苦、在家劳累的理由。
四、打工经济的逻辑
打工这一谋生方式，正在深深地改变李圩村人的生产和生活。人们曾以之为根本的农业生产，不管是家庭养殖，还是作物耕种，甚至是土地还种不种，在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打工而展开。打工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升值，使得李圩村的作物耕种摆脱了过密化的生产方式，人们更在意劳动力的单位价值，而不是密集地投入农业生产中追求总收益。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于传统作物的养殖也受到了影响。而村庄中的土地流转，也是在去过密化仍无法解决劳力短缺的困境中，才做出的安排。如此看来，人们也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土地，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通过家庭劳力的灵活安排，追求种地、打工两不误。只不过谁本谁末有了些许变化，只不过生计方式开始真正地多样化。
虽然打工成了重要的谋生方式，但人们的生活意义基本上还围绕着村庄生活展开。打工家庭中，小孩的教育、老人的赡养，都在村庄中完成。他们的生活意义也在村庄生活中获得。人们在城市里打工，以获取货币资本，再将货币资本带回村庄内部，通过建房、待媳妇，将货币资本转化为获取面子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在村庄内部的生活意义。虽然也有一部分货币资本流向了集上，为一部分收入更高的人带来面子，但这面子也是来自村庄内部的评价给予的。重要的是，这部分“集上人”也没打算在集上终老，他们计划着回村居住，他们还在种地里的那份活。因此，他们在意村内人给他们的面子，也对村内建房人抱着“人家也勤劳肯干”的肯定，虽然还有自高一筹的得意。
我以为李圩村人在集上买房的选择，是和村庄生活互生互动的，也是理性可行的。这部分看似流出村庄的资本，仍需要在村庄中获取的意义。只要土地种植的价值仍在，人们也就愿意回去耕种，村民们从未以为打工就可以维持全部生活，更未将集上的小生意当作生活的唯一来源。年轻时在集上过更近似于城市的生活，以满足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获得更多的生活便利；年老时则在乡下的田园牧歌中颐想天年，屋前屋后的生活比城市的封闭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相比较而言，有些地方的农民在远离乡村的城市里购房是不可持续的生活，李圩村人的集上买房则兼顾了回家种地这一重要方面，他们不必支付较高的生活成本，就能获得类似城市生活的便利，同时又能获得来自村庄内部的面子和意义。只要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生活的艰辛，并将土地当作生活中无法割离的一部分，看到了土地上的资源是生活的基础，回到村庄里去就是迟早的事情。当人们还惦记着要回去的村庄，注定就不会对村里发生的一切不理不睬，而是会关注村庄内的事件，在意村庄内的评价。这样，人们的乡土家园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不会完全置村庄的主流价值于不顾。不在乎村庄中的认可和荣誉，回家还有意义吗？因此，人们行事总会有所顾忌，总会对村庄规范有所兼顾。在这个意义上，在集上买房的村里人对在村内建房的人也有所激励，因为他们的回村，表明着村庄生活还有可取之处，表明在村内建房也是有面子有意义的事情。这对村庄生活的继续和村庄的繁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李圩村人的生活方式对当前的农村政策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当前，一些学者主张彻底的城市化，鼓吹着国家政策应该放宽，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哪怕进城住进贫民窟。另一些学者看到9亿农民完全转移到城市的困境，呼吁着加紧农村的建设和投入，反对人为的快速城市化。快速城市化看不到中国发展的种种宏观瓶颈，在政策上很难行得通。李圩村打工经济的经验材料表明，村庄和集镇的建设似乎是中国农村发展的脚踏实地的可行途径。人们可以在集镇中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在集镇和村庄发展的良性结合中，我们可以做到切合实际的城镇化发展，也可以做到有效的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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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