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自由职业者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1.关于自由职业者的界定
由于人们研究的视角不同，对其有不同的界定，有的界定很宽泛。笔者认为，自由职业者特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不与任何组织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并获得资源、谋取生存的人。他们往往不受任何组织机构的束缚，具有较高的工作自由度和灵活的生存发展空间，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职业状态
2.本文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内，以组织理论和自由理论为基础，以个人与组织关系的视角为参照，对现阶段自由职业群体的选择行为、从业方式及生存困境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以其通过这项研究进一步认识自由的社会学意义，了解并探索在社会变迁中人与组织新型关系的建构方式及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需求与组织建构模式。
3.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定性研究为主，结合访谈法、问卷法进行分析。访谈材料来自天涯社区的自由职业者版面和一个电脑游戏自由开发者的QQ群；问卷来自中华英才网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受访者来自全国，是平均分布于IT、金融、制造业等20个行业的2200余名企事业职员，笔者对部分调查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作为定量材料。
二、自由职业者的选择动因及从业状况
1．单位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
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在民国时期就已见诸于报刊和官方文件中。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阶层，但这一阶层在20世纪50年中期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被改造掉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单位制组织为主体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成为国家进行统治的手段。单位通过垄断资源来控制其成员，使得他们服从单位组织的安排，无人游离于组织之外。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自由”从业的社会契机出现了。
契机之一：个人从单位组织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身份上的自由，使得自由职业的出现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了单位社会的变化，表现为“单位组织的多样化”和“全能型单位的式微”。前者是说，中国的所有制形式由单一的公有制发展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形式，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纷纷涌现，组织形式不再单一，组织风格也趋于多元化。后者是说，单位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组织，人们与组织的关系由资源依附转换为利益依赖。
“解放”意味着自由。鲍曼分析古代“自由”的社会学意义时，认为自由是一种解放，是奴隶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中脱离出来，成为自由民，这种解放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赦免，是奴隶主特权的体现；分析西方中世纪时，认为政治制度从经济功能中分离出来，是“自由城镇”的胜利，是他们从当权者那里取得了权利；分析现代时，认为多元主义的盛行，取代了唯一的权威机构，个人因此获得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自由。鲍曼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很生动：“现在，社会需求要由多种声音来表达——这多种声音的齐放，与其说是异口同声的合唱，倒不如说难以调和的噪音。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听者从中分辨出一种连贯的曲调”。从鲍曼的历史线性分析中，笔者总结认为，剥除鲍曼论述的西方背景不谈，自由便是人身的解放，是经济领域的独立，是多元文化的碰撞。而这三方面的论述均能够在单位变迁过程中找到论据，这一过程中处处透视着自由的契机。
契机之二：现代组织对于流动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成为现实。
单位制度的变迁，是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求组织在资源分配、用工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说来，则是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共同发展，和谐共存。从经济形势上来讲，即市场经济的实行，具体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新的经济图景，以竞争性和流动性为显著特征。
为了应对变化的经济形势，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组织必将要迎头赶上，制定新的策略以在竞争中获胜。因此，原有单一的“铁饭碗”的雇佣关系被打破，新型灵活的雇佣关系出现了，其中，雇佣自由职业者便是手段之一。Sharon F. Matusik和Charles W. L. Hill分析了组织雇佣自由职业者的原因和条件：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增强组织灵活度。
Gideon Kunda等人认为，尽管人们对于自由职业有种种渴望的情绪，尽管不满于组织生活的种种弊端，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主流的组织生活方式，选择自由职业的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因，薪资问题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2．‘逆组织化“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自由职业者与固定职业者的比较中能够揭示出自由选择背后的奥秘。笔者经过调查和分析，认为以下三点是个人面对职业自由与组织内固定职业的抉择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第一，与固定职业者相比，自由职业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技能采取多种方式赚钱，收入相当可观，这是吸引人们选择自由职业的主要经济因素。Gideon Kunda等人认为，尽管人们对于自由职业有种种渴望的情绪，尽管不满于组织生活的种种弊端，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主流的组织生活方式，选择自由职业的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原因，薪资问题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选择自由职业可以逃避正规组织的科层制度。现代组织的科层制规则往往呆板而没有人情味，如韦伯所说，是一个“铁牢笼”。“我们所熟悉的组织系统图是规则的视觉化形像，通过这种图，等级水平能够得以排序并且各部门得以协调。
第三，选择自由职业也可以逃避正规组织中的非正规性。Gideon Kunda等人指出了三点非正规性的表现形式：1）如果一个专业工作者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成全上司的某些要求，并为上司的晋升提供条件，就会造成专业工作人员的抵制情绪；2）当专业人员的能力高于他的上司的时候，甚至于上司完全没有项目领导能力，带来组织效能低下，员工往往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或者感到不公平；3）如果工作强度大，却得不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鼓励，或者说公司要求职员对公司忠诚，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安全感，被解雇的恐惧情绪笼罩着他们的全职工作生涯，员工们会感到沮丧和缺乏安全感。
这些原因常常都是综合起作用的，大多数情况下，单纯的自由幻想并不足以使他们放弃主流的组织生活，往往会有一个实际的因素成为最后的导火索，促使他们选择自由职业。Gideon Kunda等人认为，简单来说，个人选择自由职业的决策是经济因素、现实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工作理念的混合产物，而且最后的契机往往来自公司裁员、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引导等等。
3．从业方式
笔者经过调查，认为：自主经营和承接短期工作是自由职业者从业的两种主要形式。
自主经营的方式是指自由职业者运用技能独立经营的工作方式。
汪和建运用自我行动的理论对这一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
承接短期工作。即短期从组织中承接任务，以计件或者计时的方式取得报酬。这也是目前自由职业者大多采用的经营方式。比如，中国有三个比较完善的任务网站，网站中列出雇主给出的工作任务，自由职业者们承接任务，任务完成后提供计件报酬。
三、组织外生存的难题与第三部门的有效运行
1、生存困境
第一，经济生活上，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很不稳定，并且花销很大，属于高消费群体。自由职业者尽管对个人技能有一定的自信，但没有组织作为依靠，自由职业者往往没有稳定的制度性保障，惶恐感也总是不断地袭来。
第二，在权利保障的问题上，自由职业者是弱势群体。在由“组织化的社会”向“社会化的组织”转换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缺位，社会组织的欠发达，自由职业者的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城市中的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福利制度均不考虑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利益,自由职业者成为所在城市的无归属的群体和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打击,使之成为城市不稳定的矛盾源,将会给社会管理产生巨大的阻力和压力。
第三，在精神生活上，自由职业者是“永远的陌生人”。自由职业者在从业过程中，不断更换工作，进入新的工作圈子，一方面固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圈子，常常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飘泊在各个群体之间，是“永远的陌生人”。
2．政府与社会组织功能的转换
在新的社会建构体系中，自由职业者的生存难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通过建构各种社会组织并完善其制度与管理，整合社会秩序，在有序的社会制度框架中，自由职业者生存境况能够得到较大的改善，自由职业群体将获得发展和壮大。笔者认为，要加强以下三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在自由职业群体中起到的作用，以解决自由职业群体的生存困境。
第一，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加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2006 年7 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 其中明确表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 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要把新的社会阶层 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
第二，从市场的角度，突出中介组织的作用。交易成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上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自由职业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不对称，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二者之间的交易，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中介组织恰恰能够作为自由职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第三方，起到桥梁的作用，节省交易成本。中介组织可以确认并担保自由职业者的专业技能，使他们得到市场的认可；可以提供一些如职业培训、交往能力培训等，提升自由职业者的市场适应能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是，中介组织可以搜集双方面的信息，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为用人单位提供人才。
第三，从第三部门的角度，呼吁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建设。一个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高效与廉洁的第一部门（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充满生机活力与创新的第二部门（市场），而且同样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自主与有序的第三部门（非政府部门）。由于自由职业者在关系上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对他们来讲就格外重要。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特性，刘祖云认为，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
因此，非政府组织以职业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为宗旨为自由职业者服务，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结论
自由职业者群体是一个发展迅速的、重生的社会新群体，这一群体的成长与发展是现代公民社会建构的主要力量。同时，在从业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困境，自由职业者们面对困境，发出了来自新群体的呼声，这些诉求将成为新阶层前进的动力，并将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
自由职业者的发展需要“个人——组织——社会”这一链条的互惠互利，和谐共存。自由职业者是新阶层中的一个子群体，他们的生存是在“个人——组织——社会”的链条中实现的。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处处以 组织视角为参照。自由职业者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体人群，他们与组织即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组织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由职业者的选择组织外从业的原因，二者之间呈现出强烈的对立关系；然而，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网络空间中，组织是重要的结点，与组织之间的交易成就着自由职业者的生存价值；在新群体发展伊始，政府为代表的政治组织、中介组织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组织和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都能够在自由职业者的发展过程中，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是自由职业群体发展壮大的必要力量。这又表现出自由职业者与组织互相依赖的关系。在二者的交错关系中事实上展开了个人、组织与社会的综合复杂关系。因此，自由职业者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帮助，换句话说，只有这三级链条的融会贯通，自由职业者群体才会有真正长远稳定的发展。
作者简介：崔月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审；
刘秀秀，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