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体系性和实践性。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基于其早期解放的认识兴趣而进行的理论研究。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理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中蕴含着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能否实现取决于交往行动是否满足三个条件：言语有效性要求、理性讨论和理想的言语条件。“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对西方社会的诊断和批判是交往行为理论实践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殖民化 体系性 实践性
2001年10月14日，“德国书业协会”在象征德国现代宪政传统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盛大颁奖典礼，把当年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发给哈贝马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德国内阁成员几乎一起出现在颁奖典礼上。舆论界更是把哈贝马斯称为“联邦德国的思想家”、“国家哲学家”（曹卫东，2005：2）。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与政界的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由哈贝马斯思想的实践性决定的。哈贝马斯的思想还具有体系性，交往行为理论是在其早期倡导的批判的认识兴趣的引导下进行的，解放的认识兴趣根植于交往理性当中。他后期所倡导的话语政治、重建现代性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层面的运用。本文拟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行简要的评析，并探讨交往行为理论与哈贝马斯早期研究的关联及其后期的运用。
一、交往行为理论的出发点
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的主导潮流是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是一个人们不再认为有普遍的规范和准则评价和指引人类行动的时代（杨善华，1999：16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企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来建立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基础”，并用这种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描述、分析、评价现代社会。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旨趣是其早期对认识与兴趣关系研究的必然结果。在《认识与兴趣》（1968）中，哈贝马斯指出兴趣在认识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兴趣分为“基本的兴趣”和“次级的兴趣”，基本兴趣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发挥作用，是未分化的、原初的兴趣。次级兴趣是在基本兴趣中分化出来的三种指导性的兴趣：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在这三种次级兴趣中，哈贝马斯最重视的是解放的认识兴趣。解放的认识兴趣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根本追求是人类的发展和解放。很显然，交往行为理论是基于解放的认识兴趣而进行的理论研究，解放兴趣根植于交往行为理论当中。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交往行为理论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指出，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基本形式，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然而后人忽视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以致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形式都产生了简单片面的理解。在社会交往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形势下，必须对社会交往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以此来补充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确如哈贝马斯所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对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明确论述，可是后来马克思本人专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忽视了对社会交往的研究，马克思的继承者对此则更为轻视，以致产生了单纯经济决定论等片面观点。哈贝马斯本人所承诺的理论使命便是从马克思的早期观点出发，重新建构全面理解社会发展的交往行为理论（刘少杰，2006：392）。
哈贝马斯还指出合理性问题是社会内部所固有的，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从合理性这一角度来探讨社会行为和现代化过程，合理性问题是社会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哈贝马斯，2004：136）。具体来说，韦伯关于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困境的观点是交往行为理论的出发点。社会理性化的困境是指一方面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趋势，各方面都朝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可是另一方面，工业化、资本主义和科层制的高度发展，危害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人们将理性化的手段当作终极目标来最求，导致了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和意义的丧失。用韦伯的话来说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韦伯也因此悲观的认为人类逃脱不了“理性化牢笼”的命运。对于韦伯的悲观主义，哈贝马斯认为主要是由于他的合理化概念过于狭隘，韦伯所谓的合理化不过是工具的合理化，所谓合理性也只是工具的合理性。我们如果采取另一种分析视角，是可以走出韦伯所谓“理性化困境”的。
二、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
韦伯的“理性化困境”源于其合理性概念的狭窄，而其合理性概念的狭窄源于其行动概念的狭窄。针对韦伯行动理论的局限，并在总结以往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类型学。在哈贝马斯看来，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主要研究了三种行动概念：目的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和戏剧行动，这样再加上交往行动，一共有四种不同的行动（哈贝马斯，2004：85-99）。
目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
规范调节的行动。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戏剧行动。是指行动者在公共场合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质、愿望等主观性的行动，从而使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特有的主观经历和体会，并让观众看到和接受。其核心概念是自我展示。
交往行为。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的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协调是行动者之间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的。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交往行为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的概念，最终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合理性理论：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的错误在于他对理性的理解仅限于目的-工具理性，仅看到了人类行动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理性，忽视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合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为处理的正是主体之间的关系。
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中蕴含的不同于目的-工具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理性。交往理性首先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是以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为基础的，相对的，目的-工具理性是一种独白式的理性，是基于个人利益计算的理性。其次交往理性是一种借助于更佳论据的力量进行反复论证的理性，在交往行动受到质疑时，交往行为的参与者能够进入理性的讨论。在讨论中，交往双方针对受到质疑的有效性反复讨论，以期达成共识，相应的目的-工具理性不必借助于讨论，是以单方面的利益取得为标准的（侯钧生，2007：362）。
三、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条件
交往行动的合理性程度是以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为前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人类的交往理性得到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化并非没有希望。交往行为的顺利进行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普遍语用学、理性讨论和理想的言语环境。
（一）普遍语用学
所谓普遍语用学，就是“交往行为的一般前提假设”，其任务是说明交往行为在什么条件下能达到目的，揭示交往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的普遍性条件是什么（哈贝马斯，1989：1-2）。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普遍性条件就是“言语的有效性基础”。言语有效性基础包括四点：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的真实性、表达的真诚性、言说的正当性。
在四个有效性条件中,只有可领会性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就能满足,因为如果一个句子是合乎语法的,那么对于所有懂得这门语言的听者来说都是可领会的。陈述的真实性取决于我们能否表达事实的真相，并通过相关语句把事实呈现给他人。表达的真诚性取决于我们是否真诚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言说的正当性要求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和别人沟通时遵守社会规范。
虽然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是任何语言行为中都必须满足的，但在不同的交往情景中，某一方面的要求会特别突出，而其他有效性要求则是隐藏的。在语言的认知使用中，真实性要求最为明显；在语言的表意中，真诚性要求最为明显；在语言互动使用中，正当性要求最为明显。四种言语有效性要求分别同四个不同的“世界”相关联：可领会性关联着语言世界；真实性关联着客观世界；真诚性关联着主观世界；正当性关联着社会世界。
对于言语有效性和不同世界、不同交往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例子进行说明（哈贝马斯，2004：292）：
在课堂上，一位教授向一位学生提出要求：“请你给我拿一杯水来。”面对教授的要求，学生有两种回应：一是
在第一种情况下，学生立刻给教授取了一杯水，表明这位学生认同这位教授言语背后的有效性要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位教授和学生都假设了外在的客观世界，即教室附近的某个地方有水可取，这是满足了真实要求；其次学生假设教授不是在开玩笑，这句话表达了教授内心的真实需要，这满足了真诚性要求；最后，学生认同了教授有权要求学生给他取水，这符合正当性的要求。
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可对教授所说的话得有效性提出质疑：他可以认为教室附近无水可取，这是质疑言语的真实性，关联着客观世界；他也可以认为教授是在开玩笑，这是质疑言语的真诚性，关联着主管观世界；也可以质疑教授是否有权要求他去取水，这是质疑其正当性，关联着社会世界。
（二）理性讨论
普遍语用学所提的四个有效性条件是交往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的背景性共识，只是一种假定，而且有效性的提出和承认只是一种相互的期望。一旦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受到怀疑，则有效性要求是否满足就会替代交往行为，成为交往双方关注的焦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事情真的如你所说吗？他是否在欺骗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当面对这些问题时，人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中断交往，要么通过论证活动，即通过提供论据来为交往行为的继续进行努力，这就是理性讨论的过程（哈贝马斯，1989：4）。
理性讨论要求交往者具有真诚交往的意愿和“交往资质”。所谓交往资质是指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交往者把语句运用于现实中，并使二者吻合的能力。交往资质要求交往者具有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表达本人意向的能力和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理性讨论不仅要求交往者具有真诚交往的主观意愿，也要求交往者具有相应的言谈能力。
（三）理想的言语环境
交往行为的顺利进行，除了要求交往者具有交往资质外，还取决于是否能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沟通环境，也就是理想的言语环境。这实际上交往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的外在条件：只有当交往行为的参与者具有同等的说话机会，平等地进行陈述、解释、论证、追问和反驳时，交往参与者的观点才可以进行批判检验，才能形成合理的共识，实现交往理性。这些条件可以归纳如下（汪行福，2002：87-88）：
对话各方应具有平等对称的地位和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对别人的任何意见提出批评、质疑和反对；
所有交往行为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做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
不给讨论设定时间限制，讨论是否终止取决于是否达成共识，如因条件限制可以暂缓讨论，但任何人都有权在适当时候重新提议讨论；
交往结构必须排除一切强制，除了论据的力量外，没有任何力量影响讨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终目标是重建理性，解决韦伯所谓的“理性化困境”，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并没有走到尽头，人类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性是有希望的。哈贝马斯的基本思路是：导致韦伯理性化困境的原因是其理性的含义过于狭隘，理性含义的狭隘源于行动概念的狭隘，在人类的交往中还蕴藏着另外一种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三个条件：言语有效性要求、理性讨论和理想的言语条件。只要满足这些条件，我们是可以走出“理性化困境”的。
四、社会理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使交往行为概念完备化不可缺少的补充概念，是行为理论到社会理论过度的桥梁（艾四林，1995：14）。生活世界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和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相辅相成，交往行为是在生活世界内进行的，生活世界使交往行为成为可能（哈贝马斯，1989：69）。系统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机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伴随人类行为理性化过程的是社会的理性化。社会的理性化同时包含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系统的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指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依赖于理性的讨论而不是受制于外在的强制力。然而现实社会的情况却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正如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指出的，现代社会出现了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为了解答这一疑问，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系统的理性化。系统的理性化是指一方面系统逐渐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人类用理性逐渐代替权威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从事相互之间的交往，人们在交往、理解外在世界的过程中愈来愈依赖于自己的判断、个人自由通过理性增加的过程；但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似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依靠自己的判断来生活了，人们必须依赖系统。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的悖论：一个方面是个人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的增加，另一方面系统对个人的制约也日益显著，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制于系统，最终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利力给腐蚀了。
在现代社会，系统理性化主要发生在市场和国家机关的范围内。市场是指经济对人的影响，它主要通过金钱制约人类行动和生活世界；国家则是通过行政机构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和控制人的行为。所以在现代社会里制约人的行为的主要手段是金钱和权力。二者都要求有效率的运作，以工具理性为运作的准则和目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与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步渗透到其他生活中。人们不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且在娱乐、教育、家庭等事务中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交往的媒介，这样人们逐渐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当作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虽然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并不能就由此对人类的前景悲观失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交往的合理化”，也就是让交往主体在没有任何强制力的情况下进行真诚的对话。这样实现社会的全面合理化是有希望的。
五、交往行为理论的运用
哈贝马斯的社会行为理论不仅指出了一个人们未能充分注意但实际存在的事实，也提出了一个具有很强批判性的理想标准。言语有效性要求本来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实际的交往行为处于被压抑的扭曲状态。因此用交往行为理论衡量现实，不仅可以发现实际交往行为的无效性，还可以得出必须用这些原则来改变现实的革命性结论。哈贝马斯的社会行为理论不仅是批判社会的基础，也是改善社会的一种途径。
1981年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出版以后，哈贝马斯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进入90年代后，哈贝马斯开始将交往行为理论推向世俗领域的各个层面：从思想层面上的“后形而上学”到政治上的“后民族结构”。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包括欧盟介入科索沃战争提供理论支持、促成欧盟一体化、为现代性辩护等。而2004年2月份他与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拉辛格主教分别代表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面对面的就“宗教和启蒙”话题展开的直接交锋则标志着他开始将交往行为理论推向神圣领域。
六、交往行为理论评价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
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
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1-2页.
3.章国锋，2001，《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4.关桂芹，2009，《通往解放的乌托邦之路——哈贝马斯交往思想研究》
5.曹卫东，2005，《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杨善华，1999，《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刘少杰，2006，《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8.侯钧生，2007，《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9.汪行福，2002，《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0.艾四林，1995，《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
作者简介：
陈宝庆（1987—），男，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0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李雁伟（198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0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