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以下简称徐）：
乔健（以下简称乔）：我是1954年进台湾大学的，1955年从历史系转入了考古人类学系（1982年后改称人类学系），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人类学的研究。
徐：那就是将近五十年了。今天是
乔：好！我是1954年进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我自己比较喜欢旅游，我想，学人类学可以到许多地方去走走，就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就干脆去念人类学吧！于是就决定了从历史系转到人类学系。结果转过去的时候，本来系里头有九个学生，除了有一位，就是王松兴因生病休学外，其他的全部转走，我进到人类学系后，便成了唯一的学生。第一届是两个人，就是
我的第一个阶段。先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以后，接着又考入研究所，进了研究所三年。我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又当助教，所以可以说在台湾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55年开始。记得1955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从那时开始到1961年7月出国，到康乃尔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就算是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台湾高山族，那个时候，这也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重点，大家知道那时人类学还是比较流行研究所谓异文化。台湾高山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宝藏，所以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一些教授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精英，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都是大师，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尝试过去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可见这是当时系上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也是这样。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一部分是民族学的，一部分是考古学的。题目是《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大陆的部分完全是根据考古报告，这个论文是
我是1961年出国，离开台湾，到美
这样我的第二个阶段就从跟罗伯茨开始。那时候他正好拿到美国的叫做NIMH，即国家精神卫生部的研究经费，那个时候NIMH大概是支援人类学最多的一个，很多人类学的计划是它支援的。那时候罗伯茨有一个相当大的计划叫models of culture，就是文化的模式。他准备在美国的西南部调查比较四个族群，一个就是拿瓦候人（Navajo），一个是住在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还有一个就是摩门教徒，然后就是他自己研究过的Zuni印第安人。我就负责关于拿瓦候人的研究。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个人首先去拿瓦候，短暂的去过一次，秋天去了一次，然后1965年的春天，又是我跟他两个人去新墨西哥州。在那里有一个人类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前辈对拿瓦候的研究，早期的很多前辈都在这里研究过。我们就在这里查，查完以后，就先去到新墨西哥一个叫雷玛（Ramah）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Kluckhohn，这个人本来是研究心理学的，早期因为他身体不好，在这个地方休养，因为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舅母叫Vogt太太，在那里经营一个家庭旅馆，专门给那些游客，特别是人类学家住宿。很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像克鲁伯（A•L•Kroeber）都在他那里住过。Kluckhohn在那里住下来以后，他就开始接触拿瓦候。由于与拿瓦候的接触，他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慢慢就转到人类学方面去了。我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来慢慢开始进行这些研究，最后我们选定在拿瓦候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就是在阿里桑纳（Arizona）的东北部，美国在地理上叫做四角地区(Four coner area)。为什么叫四角呢？因为它正好是四个州交汇处。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自己买了一部福斯车，这种车的底盘特别高。拿瓦候保留区山多，都是土路，普通汽车无法开。我就在那里住下来，专门研究拿瓦候的祭仪。他们的祭仪有三十多种，每一种祭仪主要是治病。这些仪式，至少唱一个晚上，最多是唱九个晚上。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看怎么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这次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把我的论文，原来是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的，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时候，我的兴趣，主要是在美国研究印第安人。
在康乃尔念完博士以后我就去教书。我第一个教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重镇，有两位大师在那里，一位就是Hargold E．Driver，他是克鲁伯（A．L．Kroeber）的学生，是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很流行的一本著作，就是《北美的印第人》，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著作。另外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Voge Carl，就是Edward Spear的学生，他是李方桂的同学。印第安人的课程，主要是Driver来教，如果他不在，我也开这个课程。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也要开始教关于中国方面的课。我开了两个课程，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个是第一学期的课。这样，我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也因为教课的关系，开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写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个是根据文献来写的，后来发表了。在那里我呆了七年，但是实际上是只有六年，因为有一年我回到台湾。就是1970年到1971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去作访问。在这一年内，我又回到了卑南族去进行调查。到了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他们邀请我，说是希望我过去，我就答应了。我从来没去过香港。原来的计划是只呆两年，但是第一年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这是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系是不可能的，于是成立新系的计划就搁了下来，我们只能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社会学系里本来已经有一个组了，是心理学组。我原来还是希望两年后就回到印第安大学，所以就向大学请了假。到了两年以后，1975年我应该回去了。可是我太太和我小孩他们喜欢香港，而且我太太在香港有很好的事情，他们两个人不肯回去。这样我们在香港又呆了一年，到了1976年是一定要回去了，印第安大学把我的课也排好了，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怎么也不肯回去。印第安大学一到7月份课程都已经排好了，我都不好意思向印第安大学辞职，我只好请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认识印第安大学的校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中大确实需要这个人留下来，你们那里人才多，希望你们再找人，他写了一封信替我辞职。辞掉以后，从此就在香港呆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1976年，我们决定在香港呆下来，夏天就回到美国，把家搬了过来。所以实际上，1966年到1976年，我是在印第安大学。1976年以后，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住下来。到了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就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
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大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他们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家的一个男孩，他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你考了哪个大学，他说我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哪个系呀，考上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人类学系的。
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给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就开始做瑶族的研究。在1986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
正好这时候，山西一位老先生，就是原来山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我第二个计划，是从1999年开始做的，已经做完了。它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山西的乐户，但是跟乐户共存的另一种社会阶级，比乐户地位高一点，叫做红衣行，他们不是贱民，山西也有。另外就是剃头匠，在山西的长子县那个地方专门出剃头匠。然后还有就是河北吴桥的杂技，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这些都做了。没有到南方，因为钱不够。台湾的国科会给钱太少，而且限制在大陆，每年只能有十五万新台币。蒋经国基金会那一次钱是三百万新台币，那时候台币很值钱，就等于是一百万人民币。这次钱只有六十万新台币，那怎么够呢？不够。现在做是做完了，报告也交了，但是我觉得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研究再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还没有人弄过。虽然说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边缘社会，但我这个绝对不是边缘社会，我想就叫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有一些文章出来，总的田野报告交给国科会了。田野报告还没到能够出版的程度，所以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这个计划对国科会是交代完了，但是我自己是想找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这学期我在东华大学新开了一门课，这门课也是关于中国的，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些研究总结一下，这里头最近的研究就是底边阶级的研究。
我到香港以后，除了做少数民族研究以外，也做汉族的研究。当时我到香港的时候，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死了以后，中国大陆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揭露林彪的黑材料，黑材料就是讲林彪怎么用阴谋诡计。我就发现这个，确实是一批很有意思的材料。接下来的，批林批孔完了以后，“四人帮”垮了。“四人帮”垮了以后，又批“四人帮”，又有黑材料。这些资料我收集了很多。这里我做了一些研究，第一个研究是关于样板戏，只有一篇文章写了出来，书没有写出来。接着就是“中国人的计策行为”，比如三十六计，这个原本想写一本书，也没有写完，但是最后文章写了不少，有十几篇，都发表了，有一大半是英文，那时候还是写英文比较多。还有一个我也做过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在台湾发表的。这个问题，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还有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热门了。从1975年开始，先研究样板戏，接着是计策行为，断断续续地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是没有做过实地的调查，但是那时候访问过不少从大陆去到香港的干部，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田野资料。
我现在教这一门课，就是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希望将来写本书把它总结一下。我想这里比较强调的几点，第一点是需要有一个理论，第二个就是要根据田野的资料，不像过去主要是文献的资料。第三点就是本土性的，有很多观念是从我们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得出来的，不是说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综合我这几年来对计策行为啦、关系啦，然后从1994年开始的对汉族的一些田野调查，乐户啦、底边阶级啦，用这些调查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写一本书，就用我现在开的这个课的名字——《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 所以总的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1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做高山族的研究；1961年去了美国，最先是念书，后来是做印第安人的研究，然后1973年到了香港以后，就是在研究香港的民间风俗、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是第二阶段；差不多从90年代开始，我回归到汉族社会。三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徐：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将近五十年了，当然如果从1954年算起，2004年就是50年，如果从1955年算起，2005年就是50年，到时候我们要给您开一个讨论会了。但是现在，
乔：你讲到了这个互动的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sord Geertz），在他的《Local knowledge》，即《地方知识》，那本书里就有一篇文章叫《文类的混淆》，他就提到了学科相互之间的新界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以前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现在这个界线没有了，这是整个学术界的新的现象。第二点就是在过去，人类学主要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像早期的人类学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来的，人类学受生物学的影响也特别深。但是新的一种情况，是在接近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所以说人类学本身就在变，它受到外界一些学科的影响，当然外界的学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比如早期跟人类学最接近的，第一是社会学，然后是心理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历史学这些人文科学它们受人类学的影响很多，人类学受它们的影响也很多。比如说现在文化的研究本来是人类学的东西，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就是文化研究，透过这个文化研究，人类学就在文学、哲学方面对它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所有人类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说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什么叫氏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成单位，这些都是由人类学来界定，所以人类学本来是整个社会科学，现在包括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最早也是最清楚的界定者，所以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里头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就像你说的，它等于是自然科学里的数学。
徐：现在大家对人类学感兴趣，在学习人类学。在学习人类学理论的问题上，
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学者把理论的观念好像看得太神秘了一点，好像是万能钥匙。但是理论只是对一些事实的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事实弄清楚，就是要做田野。现在建设中国人类学最要紧的还是一个彻底的、长期的、详细的田野工作，这是最要紧的。没有田野工作，没有充分的田野工作，理论是没有用的，而且理论必须受到田野资料的检验。理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西方的东西，理论本身一定是受到它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所谓的理论都有很深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这些西方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最要紧的是怎么样用中国的实际资料、田野资料来检验这些理论是不是对的。人类学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展，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像很多其他的科学，它的进展是累积型的。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搞什么后现代，后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建立在现代上，现代的一定是建立在古典上，你对古典的、现代的不懂，而你要讨论什么后现代，那完全是空中楼阁，而且会误己误人，因为你完全没有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人类学的理论，必须从头搞起，就是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全部吃透，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你不懂前面的，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后面的东西。所以我说，要弄理论一定要从头做起，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现实，说得具体点就是要和田野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些理论才能够发生作用，千万不要搞空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
徐：
乔：我想我们自己还是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事实上，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希望它很快能够结束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过急，因为当初我在香港创办人类学系的时候，每个人都问学生的出路怎么办，都要问这个。我说我当初作为整个学年唯一的一个学生，也没有人质问我的出路怎么办。因为人类学系是一个基本学科，一个基本学科是每一个大学，像样的大学都必须有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学校能没有数学系的，数学本身是基础学科，它不可能一出来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但是它是别的学科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有规模的大学、综合性的大学，都应该有。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纠正这种政府、社会对一种新的学科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基础学科，它不像工商管理这些学科，它不是一个实用的，立刻就可以用的学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人类学包括非常广，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包括四个或者是五个分支，现在就说四个，五个的话就再加一个应用人类学，它包括很广，往往不是一个大学，尤其是在创办一个新的人类学系的时候可以全部照顾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在一个地区最好是能够由几个学校分工合作。比如说在广西这个地方，广西的几个大学像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大家来看看，哪一个负责哪个部分？而且理想的是能够让学生互相跨校选课。同时有一些课程，比如我在台湾，我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和田野调查结合。我们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你就没有成年，你就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需要一种训练。我在台湾常常感觉到这种情况。我在台湾就提倡，应该大家合起来办，要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我想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比如说北京，人类学发展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也在发展，我知道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想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也想发展。那么，比如像北师大，北师大由于有
此外，就是我觉得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实行。国外的人类学会，比如说美国人类学会，他们每次开会至少有四千人，是很庞大的。但是我们的会就不行，比如说在大陆的中国民族学会开会人数就比较少，台湾也有中国民族学会，我也当过他们的会长，都是只有几十个人来，就是说这种互相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少。不晓得什么道理，中国人习惯各自为政，交流合作的机会不多。应该一方面由政府，一方面由民间共同想办法，去提倡大家多一点交流。现在我们争取到了2008年在中国召开世界人类学大会，在这之前我想应该多举行一些这种定期的聚会。能够有些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中国人类学才能够有发展，就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很多外国学者参加。我们的学科也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因为现在华语也是世界语里的一种。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类学会能够也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权威性的刊物，有很多人参加，至少每个大学都会有一些人参加，包括学生在里面。你去年组织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徐：
乔：我觉得这里面，就像我刚才强调的，要做到本土化，必须要从事田野工作，没有田野工作我们谈不到本土化。我们人类学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它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进化论派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被批判得很厉害，尤其是博厄斯他们这一代，他并没有说它完全不对，博厄斯是最注重田野调查的，他完全是用田野资料来驳倒它的。那么事实上，早期的进化论，经过由博厄斯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检验以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进化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经受到了田野的洗礼。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要建立真正的本土化的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就必须做很彻底的工作，也就是做很彻底的田野调查。可惜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做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忙，不但是中国人类学家，就是在世界上来讲，现在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做长期的田野工作的都比较少，主要是大家都比较忙，而且有很多是世俗的要求，要求你早点拿出作品，要升职等等，所以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这种工作必须坚持做下去，才能谈得上我们说的真正的本土化。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讲到，第一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人类学宝藏，少数民族文化少有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少有人研究，我最近研究的乐户也没有人彻底研究过，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我记得我在做这个乐户的研究之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叫《漫游归来近乡情怀》。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位同事，好像是张海洋，他说山西的民间文化就像山西的煤矿一样深，我觉得他说得确实对。
我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多，它是那么丰富，又那么深厚。因为它深厚，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理解到时间或者是历史的因素。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乐户的社会地位，它的社会地位你就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理论去解释，因为现在所说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收入啦、教育背景啦等等。乐户收入实际上比一般农民高，它的教育不见得比较差，但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地位会那么低，而且受到很多的歧视？这个原因你必须要从历史里头去找，历史是原因，所以当时我就引了
徐：
乔：“漂泊中的永恒”跟“永恒的漂泊”不是同一个意义，因为“漂泊中的永恒”我是指瑶族。我现在发现不但是人类，动物也是这样，它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有鲑鱼，它在出生后不久就走了，当它生命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出生的地方产卵，这是生物的一种常态，就像瑶人虽然他漂泊到别的地方，死后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灵魂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徐：借用这样一个词，好比讲你做田野，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学人类学，他们不习惯于去流动，到田野去会比较辛苦，要跋山涉水，到下面去，吃的住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我们就是把田野象征为一种漂泊，但是你做人类学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乔：当然，人类学不可能要做永恒的漂泊，但是一定程度的漂泊是必须的。我始终都相信王国维讲的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以你必须多看，对人类学者来讲，要多看几个文化，回头才能更看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别的文化你都没去过，便不太容易客观，所以这第一个境界你必须要做到。这个漂泊的意思，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比如你这辈子没有漂泊的命，你也不需要漂泊，但是为了人类学的训练，你应该暂时漂泊一下，当然永恒的漂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看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大师萨依德，他的一本自传叫做《Out of Place》，中国人把它翻成《相关何处》。可以说漂泊就是后现代人的特征，这个对人类学家也很有用，因为漂泊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
徐：现代社会，人住的地方都是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公寓式就是比较稳定，有些人就是不太想动了，很安逸了。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真的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份了，你必须不断地到田野去，别说异文化，你就是研究本文化，你也要迈出双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漂泊的，而且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根据你年纪大小，当然你可以做多做少，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您这个“漂泊中的永恒”把它反过来，可以强调田野的重要性。
乔：像
徐：对，年年都下去。所以像您一样也是到处跑。
乔：对，我现在还能跑得动。
徐：是呀，所以他们说
乔：确实是一个成年礼。不经过这个洗礼，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只是关在家里头做一些文献的研究工作。过去的人类学者就不接受。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接受了，过去要求必须一到两年在一个地方做田野调查。这一个部分是要相当长的。
徐：
乔：我觉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最近十几年来，确实是在中国人类学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把比较重要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是把一些人类学家团结在一起了。我希望这个作用能够继续发挥下去。最近你们的学报已经得到了政府权威的期刊奖，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刊物。
徐：
乔：获得这一个奖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实质上也带给我很多协助。这个奖项让我有更充裕的经费与时间来从事与规划一些想做的研究。我可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研究始终是我的方向，但后来我认为也该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于是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经过当时山西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的告知，知道当地遗留了一个特殊的族群也就是乐户。因此在1994年与他及另一位山西学者一起到当地访查，找到一百五十几户的居民，发现了很多以前史书上从未记载的数据。
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又兴起研究底边阶级与社会的念头，例如剃头匠、杂技、说唱艺人等，因此获得这个奖后，我计划锁定台湾几个行业群进行研究，其中一个就是高雄县内门乡的“总铺师”（专门办理外烩餐饮的行业）。这是我第一次研究台湾的民间社会，发现台湾民间真的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虽然比不上大陆的古老，但保存得很好，不像大陆地区遭受到“文革”的破坏。
另一个是阵头文化，我还有学生正在研究台北的公娼，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行业，台湾一直到几年前才废掉，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维持了几千年，是真正的底层也是边缘的阶级。正好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费来实现这些研究，因此我感到相当的高兴。
徐：为了庆祝您得到“讲座教授”的荣誉，同时也为了庆祝您荣退及七十岁生日，东华大学准备在明年三月召开一个研讨会，主题是“族群与社会”，我已收到邀请函，届时一定会出席。
乔：谢谢!这是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