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仪式、家族谱系等口头文本不同于书面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展演性。展演使我们注意到,地方历史是怎样表述的,通过怎样的方式、媒介和形式——如果说时空观与阴阳观完整地再现了循环往复的生命体系,那么接下来引出具体的问题是,人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人又是怎样复活附着在本能中的记忆功能,叙述地方历史的主体意志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达和延续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在历史与人类学的交汇中重新认识展演。
展演是继功能—结构理论之后社会过程理论的亮点。被结构压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展演中得到张扬,尤其是表达了对地方历史表述的关怀。在展演中,历史情感得到了理解,被殖民人民的尊严受到了尊敬。可以说,展演使人类学培养起对历史表述中权力意识的敏感,使我们听到了被单一国家历史表述遮蔽的不同的声音。在强权的征服和介入下,当表述的权力被取缔、记忆被消除,出现结构性失忆时,身体、表情和其他各种各样象征会替代表述,表达民众的历史意愿,甚至沉默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证言和态度。希腊人的历史记忆可能嵌入他们的肢体记忆中,在身体中“沉淀”下来;尼日利亚的奥哈菲亚人通过舞蹈来展现自己的历史记忆,在“结构性遗忘”的丛林中又生长出“结构性怀旧”,纪念被官方或外来宗教驱赶的神或始祖;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斯里兰卡人用抑扬顿挫的朗诵声调表达了对殖民者的憎恶和鄙视,“表情加上语调便会传递出一种抵抗的情绪,同时也引导听众发现隐藏于其中的深意和形象的联系”。种种非言语的实践正在昭示反抗殖民和参与政治的主体存在。
历史从人类学中消失是从功能—结构主义开始的,历史在人类学中重新出现,又是继结构主义解体后对社会过程的把握形成的:吸收了布迪厄的实践论和巴斯的边界互动理论,同时又深受特纳“社会戏剧”的启发。正是在这一动态的社会过程观念的影响下,场景、场域或竞技场等概念发展起来。进入场景,会发现权力的呈现与权力的现实是一个“现在”的过程,建立在利益和价值估量的立场上,不同“说法”的竞争正是历史认知、历史意识的交锋与冲突。历史的合法性问题超越了神话与历史分野的表象,成为活生生的现在。
为什么有些人拥有历史,有些人却只拥有神话。又为什么某些神话被人们相信是历史,某些神话却只是荒诞不羁的神话。不同于福柯所建构的几近窒息的权力无孔不入,进入人类学的视野,会发现策略性的应用和模棱两可的认同。身体既受到规训,又从规训中解放出来,恢复了欲望与本能。即便说话的喉咙被割断,丧失了历史的表述权,依然会有令人敬畏的神话宣读属人权力的律法,有舞蹈表演内心的自我、祖先的过去。某些被文明贬抑为“动物性”的习性恰恰是人观的延伸、反抗异化的保种。当结构性失忆成为民族国家纪念碑的陪衬时,令人惊奇的是,大规模失忆的传染、沉默的蔓延正在成为无声的批判,这反而唤起了更加清晰的记忆和记录。历史的消失,也是历史主体的消失。面对历史的断裂、断裂的历史,非线性历史、不规则历史以看似混乱的“结绳记事”的方式缠绕在大历史的躯干上,学者或者要拯救历史,或者要解放历史。无论救赎还是解放,似乎均代表了学术的一相情愿。地方历史一方面在接受中反抗,在反抗中接受,另一方面又有与官方历史强烈的对话意识;地方民俗一方面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霸权阉割和重塑,另一方面又在顽强的传承挣扎中需要国家的保护、期待国家的干预,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对大历史的批判是否出于知识分子的自私。历史的分叉不重要,解放关押的人质也并非使命,重要的是,历史人类学告诉我们是否愿意倾听并理解他者的表述,从单一的表述形式进入到口头传统呼应的“互文关系”中,又是否愿意反思自我。在这里,自我不是自传性质的自我,而是作为学科人自我的反思。
权力格局中的强者和弱者、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并不是绝对的,大历史与小历史也并不必然是统治与反抗的关系。相反,弱者与强者的位置是相对的,权力的合法性是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强者可以转化为弱者,弱者可以转化为强者。在动态的社会过程视角下,革命与阈限、社会冲突与变迁等斗争概念被引入到社会结构中,使象征性的反抗与象征性的暴力所隐喻的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即宗教与象征从来不是社会结构的表象或反映,而是化作想象的力量介入到现实,发挥了强有力的行动力和价值导向。将表征与权力关联起来,思考的并非是单向度的权力哲学,其核心思想是权力的共谋与反抗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的互动在社会过程中展开,共同体的理想作为结构的批判面不仅在仪式中成为现实,而且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动力;遗忘是暂时的,记忆会间歇性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中想起、再想起、循环往复,回归属人世界。因此,我们不妨再回到保罗·康纳德对“仪式中记忆的是什么”的回答:“一个社群被提醒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支配性话语可能会以反结构的形式出现,面对“象征性的暴力”,“象征性的抵抗”在反抗权力对历史记忆的遗忘和断裂,这是我们所说的结构悖论,暂且作为对口头文本这一结绳记事的历史书写的双关表述。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