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时候，虽然打着生态保护的“幌子”搞开发，但实际所造成的后果是对生态的大破坏，而农民则拿起“弱者的武器”做“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南方山区集体林权改革结束已经一年多了。我和两个研究生，自2008年至2009年前后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在安徽省绩溪县乡村做关于“林权与民间法秩序”的田野调查。以往的林权研究描绘了一幅“社会排斥”的图景，似乎“资本上山”强势资本的膨胀排斥了农民的产权和利益主张；还有的研究将生态环境的破坏归咎于“林改”后农民的短视行为。而人类学基于对“他者”生存实践逻辑的“理解之同情”，发现了林权制度实践的另一面相。

国家法让步于地方习俗

2010年暑期，我对绩溪县善庄镇回访时发现，已经有浙江的“老板”来投资开发“山场”，农民以家户为单位联合起来和投资商谈判，他们已经认识到林权证的法律意义。村委会干部则抱怨说，村民们绕开村委会直接和投资商谈判，只有办手续“敲图章”时才想到村委会。这说明，农民对于山场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物权观念。所谓“资本上山”后引发的对农民的“社会排斥”不能一概而论。同时，林权的流转还会遇到诸多国家法之外的地方实践问题。浙江的老板来善庄镇金坑村“买山”（当地农民的表达），最后没有竞争过安徽宣城的老板。签署了合同的宣城老板，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租赁山场50年。善庄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价格太高了。投资商还要修从山上下来的路，而这还要占用金坑村之外其他村的土地，估计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

在林权流转的实践中，地方习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国家法律，尤其是农民基于村落成员权所形成的对山场的“共有的权利”。2008年我们在做田野调查期间，听说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曼图公司，“买”了位于绩溪县郝寨乡的大会山国有林场。周围几个村修路，要求曼图公司出资5万元，曼图公司不予理睬，结果一夜之间农民把山上一千多亩的山核桃树苗拔得一干二净。“弱者的武器”，其民间法的理据是基于村落成员权的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也未必会站在开发商的立场上出面处理。“法不责众”，曼图公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2009年底，一家香港的投资咨询公司给我打电话，咨询曼图公司在安徽投资林业的经营情况，我以“对此无专门研究”拒绝了他们的“咨询”。我想，在投资咨询公司工作人员的问题意识里，只有投入产出的经营业绩之类的关怀，对于地方习俗，未必感兴趣。

从基层治理探索林权改革路径

“林改”所促成的农民家户林权的物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商和农民对山场的市场预期。在“林改”之前，也有一些浙江老板到绩溪县“承包山”，那时，老板们只需和村组干部“交易”就可以了。一些承包协议中户主的签字全是一个笔迹，显然是“冒签”的。现在村组干部在林权问题上“大权旁落”，变成了“橡皮图章”，这于村民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可以大胆地判定，林权改革的“物权化”目标部分实现了。但这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式的“排他性产权”，“共有的习惯”所体现的身份法色彩仍然非常浓厚。对此的解释，只能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寻找。

林权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虽然是林业管理部门的职能工作，但林权还涉及更复杂的村庄治理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林业部门的职能管理范围。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诸多案例，虽由林权纠纷起因，但其解决过程则与宗族观念、村落政治派系、镇综合治理等密切相关。因此，还要从基层治理的角度考虑林权纠纷的解决问题，而不单单是“后林改时期”的林权制度创新问题。据绩溪县林业局有关人员称，该县林权改革确权颁证率达90%左右，但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有的乡镇的确权颁证率远远低于这一比例，主要原因在于山场有纠纷，无法确权，甚至无法实地勘测。有的村组之间的林权纠纷，成为村庄派系斗争的“筹码”，即使将林权界定清楚了，也会引发新的纠纷。

农民并非短视 “林改”未引发乱砍滥伐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林权改革使短视的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致使发生新一轮的乱砍滥伐，严重影响了山区生态环境。而就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似乎农民比开发商和政府官员更关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他们甚至在相关纠纷中很智慧地运用“生态保护”这样的语汇。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时候，虽然打着生态保护的“幌子”搞开发，但实际所造成的后果是对生态的大破坏，而农民则拿起“弱者的武器”做“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弱者的武器”战胜资本与权力的联合

2008年暑期我们在绩溪县家朋乡仙居村做田野调查时，遇到了一件林权纠纷，事关该村村域内的仙人庵国有林场的拍卖问题。仙人庵国有林场在“土改”之前的宗族时代，是仙居村许氏宗族的祠堂山。对于祠堂山，宗族有严厉的族规加以保护：村民如有砍伐，则有“杀猪封山”之规，即谁家砍了祠堂山上的树木，宗族就派人到谁家将猪抬去杀掉，宴请宗族成员。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是对一个农户很严厉的惩罚。保护山林生态环境可以说是宗族“公地”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土改”时，祠堂山作为“无益公产”收归国有，后由县森林工业局管理，但森林工业局限于人力、物力，无法兼顾到全县的所有国有林场，仙人庵林场就委托仙居大队代管。在仙居村村民的心目中，仙人庵林场仍然是他们的山，山下的1200多亩稻田全赖山上的水源灌溉，仙居村村民的饮用水也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在村民的表达中，“仙人庵是我们的生命山”。2007年，县里委托宣城的一家拍卖公司，准备将这座山“卖给”浙江的老板，据说是要开采松脂。村民认为这会破坏仙人庵的生态环境，按照仙居村老支书的说法，“仙居人民坚决不答应”。他的这一表达，虽是一种政治话语，但却是基于“生命山”的共有习惯实践之上。之后，村里一方面让属该村村籍的一位大老板参与拍卖会竞标，并最终竞拍成功。“弱者的武器”战胜了资本和权力的联合，此事遂不了了之。

有一天晚饭后，我坐在房东家的小卖店门口乘凉，和一位浙江温岭入赘仙居村的中年农民聊了起来，他愤愤不平地说：“仙居人保守哦，不让卖山，放着发财的机会都不要！”小卖店老板娘开玩笑说，“这个人真笨，到现在连绩溪话都不会说。”我想，他的不解和愤懑，说明他还没有融入这个村庄，还没有真正成为村庄的一员。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很多林业站和村委会干部都说，１９８３年林业“三定”时，倒是引发了一轮乱砍滥伐，而这次“林改”后，还没有出现乱砍滥伐的苗头。如果从当地人的历史实践来看，这很容易理解。１９８３年前后，当地农民的燃料还是以木材为主，上山砍柴是他们日常较重要的作业项目；刚从集体化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又担心政策的变化，分到户的山，他们以为可以随意砍伐了。而时光逝去近30年，大批青壮年农民都到城市打工了，燃料早换成了蜂窝煤和液化气；市场也变化了，农民建房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木料用得少了；再说，上山砍树比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的成本高好几倍，农民砍树的利益冲动没有了。因此，对于“林改”后再发生新一轮的乱砍滥伐的担心，是多余的。倒是应该警惕唯利是图的开发商“买山”后对山林生态的大肆破坏。而农民的反抗，是遏制开发商肆意妄为的有效武器。而林权实践的悖论就在于，开发商在面对地方习俗时并不能肆意妄为。

在“他者的历史”之纬中，理解农民的生存实践，可能会发现一些书斋里的乡村研究者所看不到的经验事实，但愿这样的“理解之同情”不会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暨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