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日益受到中外学界关注，但对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国内学界迄今尚较少有系统的介绍分析（中国近现代的时段划分，是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将1840—1949年划为中国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为现代，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0日）。笔者在此通过对三种西方学界代表性的中国研究期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90—2009年有关中国近现代乡村的研究论文作一述评，以图对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中国研究》（半年刊），原名《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年创刊，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自1995年7月起改名为《中国研究》；《中国季刊》于1960年创刊，第一任主编为英国汉学家麦克法夸尔，现由剑桥大学出版；《近现代中国》（季刊），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黄宗智于1975年创刊，自2009年起改为双月刊。此三种英文期刊为西方学界研究近现代中国的代表性刊物，在2008年发布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分类排序中，分列区域研究类期刊第一、二、四位，所刊文稿充分反映了国际学界中国研究的主流观点。据笔者初步统计，1990—2009年间三种期刊共刊载有关中国近现代乡村的论文200余篇，下面即对此作一简要概述。

二

1、革命运动、社会控制与乡村社会变迁。

革命运动、社会控制与乡村社会变迁向来是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1990年以来这一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持续关注。萧邦奇（R. Keith Schoppa）以1910—1930年代浙江杭州湾地区的农民垦荒为个案，探析国家、社会、民众三者互动关系，认为民国政府虽加强了现代化新机构的建设，但这些机构任意、威逼式的统治手段却削弱了政权合法性（《近现代中国》，1997年4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通过对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年革命历程的阐述，指出乡村革命乃是党的不同层面以及党和社会不同力量间不断互动的嬗变过程（《近现代中国》，1998年10月）。朱爱岚（Ellen R. Judd）从对中共边区民间艺人的考察透视革命运动对乡村文化的重塑（《近现代中国》，1990年7月）。黄宗智考察了从根据地土改到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阶层分层的构想以及乡村阶层的真实表达，指出在革命过程中，乡村社会的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了文革中的灾难性后果（《近现代中国》，1995年1月）。曹诗弟（Stig Thogersen）通过对云南某县的田野考察，剖析基层政权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中对乡村文化的引导和控制（《中国研究》，2000年7月）。

2、乡村改革与民众生活。

我国于1970年代后期开启的乡村社会新变革对乡村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过程中出现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民工潮”现象，这些都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重视。有学者对1970年代末起的乡村改革历程进行回顾，指出目前乡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难以充分调动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频繁的土地调整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有机肥的施用也因之减少（《中国季刊》，1999年9月）。但龚启圣（James Kai-Sing Kung）、蔡永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通过对有机肥施用的乡村实证考察，认为改革开放后有机肥的绝对施用量并未减少，只是在全部肥料中的比重降低，此种相对减少并非缘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周期性分配，而是化肥广泛应用、劳动力价值提高等农业自身发展因素所造成（《近现代中国》，2000年7月）。罗伯特·阿什（Robert Ash）分析了1950—1970年代乡村农业生产与粮食消费问题，认为国家的汲取严重阻碍了农民生活的改善，乡村发展的停滞成为1970年代末乡村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季刊》，2006年12月）。阎云翔以黑龙江省下岬村为研究个案，剖析改革开放对乡村社会分层的影响，阐明改革开放减少了原来潜藏于村庄内部的不平等，乡村下层因之受益（《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92年1月）。班乃迪克·J·克弗列特（Benedict J. Tria Kerkvliet）和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比较了自1945起的中越农业转型，认为中越两国都经历了两种农业转型过程：1945—1970年代末的土地分配和集体化过程、1970年代末之后的的土地承包和乡村企业发展过程，并就两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研究》，1998年7月）。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和折晓叶等通过抽样调查和个体访谈，探究农民的非农工作与乡村市场化的内在关联（《中国季刊》，1995年9月）。对外出务工者的主体，原来观点认为他们多系文化程度较低的“盲流”，或认为他们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精英。近年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均提出质疑，认为乡村的外出务工者既非乡村下层亦非乡村上层，而是那些文化程度中等者（《中国季刊》，2005年1月）。

3、乡村农产品加工业与乡村市场。

中国近现代乡村的农产品加工、手工业等的发展演变是在外部刺激和内部社会制度、经济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并因所处时空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面相。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考察了19世纪台湾蔗糖制造业的变迁，认为传统造糖工艺在新的造糖技艺的冲击下逐渐萎缩以致消失（《近现代中国》，1995年4月）。雅各布（Jacob Eyferth）探讨了1935—1978年四川夹江县乡村手工业的演化，描述集体化时代乡村手工业的衰落，透视改革开放后政府支持力度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阐明对地理位置不利区域发展路径的压制加重了区域间的不平等（《中国季刊》，2003年3月）。苏珊（Susanne Lingohr）以对四川红薯加工业的考察为中心，探讨“龙头企业”、“乡村合作社”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影响：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工作机会的同时仍存在着进入障碍和不平等的交易权、利润分配（《中国季刊》，2007年12月）。罗思高（Scott Rozelle）等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国乡村集市向现代超市的演变，认为改革开放后乡村定期集市活动未能如施坚雅所预测的下降，其深层缘由乃是税收政策、土地规章、资金短缺等制度性因素制约了定期集市向长期市场的转变（《中国研究》，2003年1月）。

4、乡村妇女研究。

伴随着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的剧烈嬗变，乡村女性的状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乡村妇女的研究因之日益受到西方学界重视。夏明德（Lynda S. Bell）对近代妇女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近代乡村妇女更多卷入劳动的现象并不必然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而是与家庭生存压力加大、人口增长和乡村商业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近现代中国》，1994年4月）。温苑芳（Yuen-fong Woon）通过对一个移民社区女性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地位、生活变迁的考察，揭示改革开放后女性所面临的生活满足感增强与现实中仍遭遇歧视的矛盾处境（《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91年1月）。帕特里克（Patrica D. Beaver）等从对两个乡村区域的实证研究入手，分析开放以来针对女性所采取的两种策略：从经济利益优先的考虑出发，号召妇女回归家庭，延误甚至损害女性地位；将妇女地位的提升视为社会整体目标的一部分，高度赞扬女性的贡献，促进男女地位的完全平等（《近现代中国》，1995年4月）。王梦惠（Eileen Rose Walsh）通过对泸沽湖畔一个村庄的研究，探析旅游活动对摩梭文化生活、两性关系的影响，揭示在此过程中女性生活和地位的变化（《近现代中国》，2005年10月）。

5、乡村家庭与人际关系研究。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乡村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亦发生了重要嬗变，对此西方学界亦给予了一定关注。黄树民以对一个华南村庄——福建林村的个案考察，探析建国后家庭类型的演变（《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92年1月）。孔迈隆（Myron L. Cohen）则对1949年后大陆与台湾乡村的分家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季刊》1992年6月）。任柯安（Andrew B. Kipnis）和阎云翔分别以山东邹平冯家村和黑龙江下岬村为研究个案，探讨乡村实践中的社会关系运作过程。任柯安重点探讨乡村中的礼品交往关系，认为乡村礼品交往奉行“怎来怎往”原则，礼物的给予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中国》1996年7月）。阎云翔的研究则重在阐明由礼物交换所建构的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的社会支持功能和政治功能（《中国研究》1996年1月）。斯科特·威尔森（Scott Wilson）分析了上海郊区一村庄的金钱交往和人际关系，指出其社会交往已金钱化，礼物逐步取代非现金礼物和劳动，人际关系亦逐步超越村庄甚至城镇界限。村民还情多比别人的给予更多，这与任所描述的“怎来怎往”显然不同。村民的跨村社会交往，亦较阎的描述更具工业化和市场化特征（《中国研究》，1997年1月）。

三

由上可知，20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近现代乡村的研究已成蔚然大观之势。睽诸三种期刊的相关研究论文，可知其具有如下值得重视的特点：其一，在研究中注重运用实证方法、以小见大。学者大多注重进行个案研究，将论点奠基于翔实的调查和史料之上，由微观考察透视宏观变迁，从个案研究探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演化轨迹。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无疑成为西方学界近年来中国乡村研究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学界的实证传统，一方面则与中国对外开放、交流趋势的大规模加强有关。其二，注重考察乡村普通民众在时代变迁进程中的生活状况和观念嬗变。20年来，西方学界日益重视对普通乡村民众的研究，将近现代乡村政治、经济等的变迁历程与民众的具体行为、观念变革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以之，乡村普通民众由素来漠然无声的“被述者”转变为鲜活历史的“讲述者”，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历史进程的塑造中去。其三，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研究中，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如将历史学的重视挖掘原始文献、社会学的重视实地调查、政治学的注意理论阐释等学科特色方法有机结合，从而深化了对乡村社会的阐释力度。其四，中西学者合作趋势的加强。1990年之前，中西学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合作相对较少，1990年以来双方的合作力度明显加强。不少国内学者参与到西方学界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讨之中，他们或独立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在国际性学术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阐明观点，一些国内学者并与西方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以三种英文期刊为例，近20年来便刊发了孙立平、行龙、张小军、刘昶、黄季昆等一批大陆学者及一些港、台学者的相关论文，这无疑是中西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

当然，研究过程中仍有一些需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是多只进行某一时段的研究，未能从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进行纵深考察，如能更重视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将1949年前后的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深入探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嬗变轨迹，当为更佳。二是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还有待深入。已有研究多是对某一乡村场域的个案考察，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广大内陆乡村的研究较为薄弱。如能深化对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定能将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