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讨论中国发展问题时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转型”不是“转轨”，即某项制度的变化，也不是某个领域的简单“转变”，而是指社会结构的一种整体性、根本性变迁，是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形态变化、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加速转型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变化，就是由原来的统一的总体性社会向现在快速分化的差异性社会快速转变。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差异，可以说，社会差异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和动力。但如果社会差异过大，就必然导致社会结构要素的增多、数量的扩大、异质性的增强，社会结构形态和功能由此也日趋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差异不断产生和扩大的加速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社会差异与社会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社会稳定难以维持。

具体分析中国30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一系列领域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差异，不仅不同组织、领域、区域的各种差异越来越大，而且阶层差异、利益差异和观念差异等不断凸显，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与此同时，传统和旧有的社会整合方式又无法适应这种快速增长的社会差异，以致在社会差异与社会整合的交接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空白环节，传统的社会控制力下降，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和影响。

因此，社会差异程度愈高，社会结构就愈复杂，社会整合的要求就会愈强烈。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在“差异中整合—整合后产生新差异—再对新差异进行整合”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进步和发展的。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差异往往会过大过快，其产生的速度、强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以致社会整合常常难以适应它的变化而使社会出现暂时的“断裂”和“失衡”现象，而这正是导致转型过程中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

具体来说，社会差异过大过快对社会稳定施加的影响可能有：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促使原有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二是激发新的结构要素产生，从而有可能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三是不断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越来越失去依靠；四是差异的不均衡性又会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使得新旧两种制度和规范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与此同时，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其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差异的加速使得传统的依靠血缘、地缘来实施社会控制的能力和效果在不断弱化；二是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因为社会差异的领域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政治控制能力范围；三是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社会差异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空白环节，社会控制手段一时还难以有效建立并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差异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可以说，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差异扩大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当然，社会差异会引起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差异本身也孕育着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社会差异由此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差异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是难以消解的。实际上，社会差异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异过大而无法在制度和体制上来予以弥补和缓和。因此，必须建立起对社会差异进行有效整合的新型控制机制：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控制好社会差异的过快过大，使社会结构尽可能保持合理有序、相互衔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又要促进新的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有序运作，以保证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社会和谐与稳定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持。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