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重大项目《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理论研究》及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05&ZD037)共同资助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成长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话题。这一话题所以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更在于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独特性。同西方相比,中国中产阶级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且消费更为突出地成为地位模糊的中产阶级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成功凸显了这一阶级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格局也制约了中产阶级的行动空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中产阶级凸现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 全球化;社会转型;中国中产阶级;比较研究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两个互为交织的基本议题。这两个议题所以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共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全球化凭借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得以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表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或推广开来;而作为一种历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社会转型以市场转型为前导,继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迁。其实,与其说社会转型是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不如说正是发生在中国以及苏东等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场转
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社会转型导致了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事实,又使得这一变动不能不受到全球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变动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作为阶级关系或社会结构变动之结果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成长,自然也只能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获得全面而真实的解读。
一、全球化或中产阶级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的?
尽管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①但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它都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并且,不仅中产阶级的存在早期主要限于欧洲和美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中产阶级也不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存在。比如,以18世纪的法国为例。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源自那个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虽然同教士、贵族即所谓第一个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法国人口总数的97%,但其中真正能够称作“中产阶级”即法国人所说的the pettybourgeoisie的,却不过10%—15%,其中包括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小店主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人员。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现实,富有洞察力的马克思在承认中产阶级存在的同时———事实上他也是现代意义上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干脆地将整个西方社会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2](P250)
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两大因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
就第一个转变而言,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早期的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即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所谓“老中产阶级”———逐渐让位于为大资本或国家服务的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中产阶级”[3](PP63-65)。新中产阶级最初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初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采用了古斯塔夫·施穆勒的观点,将越来越多的公务人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由此,他修正了马克思有关阶级的极化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的阶级”[4]。这一大胆的推测,很快就成为米尔斯等人论述中产阶级的新的主题,并且在丹尼尔·贝尔鼓吹的后工业社会的浪潮中成为现实。[5](P45)
就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而言,第二个转变自然更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印度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腾飞的动力不一、时间先后不一、资本以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不一,但它们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出现的变化,却多多少少受到现在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力量的影响;进一步,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全球化不能不对中产阶级的成长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中产阶级的成长所以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是因为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6]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几乎每种影响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先是亚洲“四小龙”,后是中国大陆和印度,在这几十年中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的消极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收益的一面。再比如,通过全球化,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掠夺性利用,更快地积累起自己的财富①,并且在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自己的剩余产品的同时,还向后者输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此即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7];但是,这种掠夺同样是有代价的,比如,受到移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挑战,在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贵族”暴富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境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在20世纪末的20年中增加了10%以上,从1979年的3020小时增加到1997年的3335小时,但他们的年平均收入增长却不到1%。[8](P140)而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使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境遇雪上加霜。
二、中国的道路:社会转型的力量
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来看,中产阶级是工业化的产儿。因为肇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摧毁了城市中的封建行会和农村中的庄园经济,在产生现代大工业的同时,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也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化,凭借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经济生活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以及随处可见的银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公共空间,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市民社会得以出现[9](PP95-118);还因为工业革命及作为其前导的技术革命,使得普通家庭的财富积累和文化养成变为可能,而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薪金雇员即所谓“新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西方世界很快出现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尽管当代中产阶级的成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中国的故事却常常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
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工业化始于1949年后,具体说,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从1949年起直到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尽管中国社会历经磨难,中国的工业化还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 1%。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大陆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在这30年中,由于国家推行的缩小阶级差异的政治尝试、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特定的意识形态对市民生活的干预,工业化的进展本身却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
变化出现在后30年。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249 530亿元人民币,GDP年均增长高达9. 88%,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中国经济在这30年中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这场规模浩大的转型导源于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或者说再分配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它很快带动了包括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转型。毛泽东时代固化了将近30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松动最初还是由政策的变动引起的。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及其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
一旦政治分层的闸口被打开, 1978年后越来越强大的市场的力量就开始对社会结构的转变发生巨大的影响。当革命前的阶级出身不再成为人们的社会分层标准之时,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从市场上获得的财富的多寡自然就成了新的分层标准。在中国,与中产阶级产生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分为两个鲜明的时期: (1)1978—1992年的15年是第一个时期,在此阶段伴随着对私营经济的“放生”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推行,有两部分人首先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一,城乡社会那些首先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这些人大多来自于民间社会,他们的各类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吃苦耐劳获得的。这与塞勒尼描绘的改革初期在匈牙利从事“第二经济”的人十分相似[10](PP63-68);其二,那些主要通过父母拥有的权力和“双轨制”政策而富裕起来的干部子弟,他们借用父母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将其顺利地转换成经济资本。这部分人的行为成为引发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的导火索之一。(2)1993年至今是第二个时期,在此阶段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以及包括住房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进,原先在再分配经济中具有优势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凭借着引导转型的政治资本或转型所需要的文化资本,很快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成员。和塞勒尼描述的东欧的情形一样[11](PP81-96),那些在第一个时期最先进入市场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此时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改革开始时期“造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抱怨成为历史遗迹,在现时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开始成为决定上下岗、再就业和收入的关键因素[12][13],也因此成为影响社会分层和中产阶级成长的要素之一。
三、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路径
在铲除阶级差别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前30年中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这些政策所以能够成功,与计划经济体制或再分配经济体制的确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的被剥夺,导致了革命前不平等的分层体系的灭亡,那么,市场制度的连根拔除则将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彻底扼杀。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再分配体系,消除了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而积累财富和资本的可能,自然就消灭了因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社会分化的可能。塞勒尼就注意到,社会主义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而权力和政治忠诚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10](PP63-68)。
这样一种叙事路径已经触及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宏观或制度建构问题。从宏观的制度背景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1978年后的重生,与其后推进的朝向市场的改革或转型休戚相关。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是波兰尼所说的“再分配”经济[14],这种经济形式排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依靠自“中央”到地方的多层官僚体系居中调拨资源、分配收入。1978年后,这种再分配体制逐渐为市场报酬体制所改变,而后一种体制要求使用要素者向提供要素者根据要素的市场价格或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贡献来支付报酬,正是这种报酬体制确保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成为现实。最早,倪志伟就敏锐地看到既然
“由再分配向市场机会的转型包含资源调拨和分配方式的变化,那么这一转型很可能会改变分层秩序”[15](PP663-681)。伴随着1978年后30年中GDP的狂飙突进,这样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不同人群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0. 21,增长到1980年的0. 33,再增长到现在的0. 458就是一个明证,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场
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在解释这种构成变化时,一直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如倪志伟,强调市场和改革的力量,认为市场转型在导致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降低的同时,会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15](PP663-681);其二如罗纳塔斯、边燕杰和罗根等人,强调权力的变形和维系,或认为政治特权能够转换为经济优势[16](PP40-69),或认为对再分配权力的收入回报随着改革反而有所提高[17](PP738-758)。其实,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是在原有的政治力量在场的情况下实现的,国家权力和市场的力量并不一定此消彼涨,相反它们都可能分别或交互发生作用。比如,在现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大组成成分中,如果说国家公务员及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更多依赖的是权力的力量,那么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中产地位则主要是市场化的结果。(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单以税收制度为例。众所周知, 1980年个人所得税的实施本身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这一税制由于采取的是累进税制,以及对中西部的优惠倾斜,对贫富之间和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调节作用[18];通过税收阻止金钱和财富无节制地流向少数富裕阶层,加之个人所得税的最低征收标准的不断提高,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
如果说上述朝向市场的改革是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主要的宏观或制度背景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体现生活方式改变的消费,则是这一群体建构自我认同或赢得社会认同的微观或心理机制。考虑到中国人在近30年中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本身就是市场的转型所赋予的,我们其实能够在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宏观背景和微观机制之间找到某种确切的联系或交互作用。
消费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和寻求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是由诸多历史、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决定的。从历史的因素来看,自Middle Class一词进入中国以来,它就一直被译为“中产阶级”,它强调了这一阶级或阶层在财产占有及由此决定的消费上的“中等性”。1949年后,毛泽东的革命结束了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在再分配体制下,
包括住房这样的最主要的生活资料都是由国家分配的,而私人轿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梦。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分层是由人们在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大小决定的。但是, 1978年的改革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私有财产的积累和合法性开始成为现实,它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逻辑的变化。变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人们无论是对自我阶层地位的认定还是对他人的阶层地位的认定,都开始更多地依赖财富的多寡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层次的高低。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为了消解中产阶级的政治含义,一直有意无意将这一阶级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根据收入及由收入决定的消费来进行社会分层的倾向。比如,在李春玲和我们的研究中,通过消费来实现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现象都十分明显。[19][20]在我们2005年的调查中,被访者虽然对中产阶级所应该拥有的家庭资产众说不一21. 2%的人认为应该在50万以上, 19. 3%认为应该在100万以上,但30. 6%的人却说不清),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有房、有车”是中产阶级的基本标志。
从经济的因素来说,消费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因为这一阶级的经济地位既是由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快速提升奠定的,同时也是由前述一系列的朝向市场的转型促进的。在GDP的连续增长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1978年改革开放之时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615元,此后这一数字不断增长: 1985年为1148元, 1990年为2140元, 1995年为5500元, 2000年为9371元, 2005年为18364元[21],几乎每5年平均收入就能翻一番甚至更多。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开始受到国家的鼓励。国家鼓励消费的动机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如果说1997年之前,国家采取了增发工资、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年积累率等一系列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为了扭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克服合法性资源危机”[22](P235)的话,那么1997年后国家鼓励消费,则是因为此时东南亚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住房等新的消费热点,使住房建设真正成为重要产业。积极发展电信、旅游、文化、娱乐、保健、体育等服务性消费”[23](P1174)。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多种政策性鼓励之下, 2000年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开始升级,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转向更具身份性和外显性的住房和私人汽车。2000年后的不到10年中,中国的住房价格普遍翻了一番,沿海地区甚至翻了几番,因为①比如,以贷款这种中国人原先不屑的“寅吃卯粮”的做法为例, 2002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的贷款总余额不到2%,但仅仅一年后的2003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已经升至1. 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的比例则上升到10%。投资住房而暴富的人不尽其数。2001年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也成为汽车进入中国家庭的元年,国产轿车产销此后6年连续实现两位数的“井喷”式增长,从2001年的82万辆,增加到2007年的532万辆。[24]并且,住房和汽车消费不仅是中产阶级建构和获得认同的主要消费品,也开始成为他们转变消费观念的主要演习场。①
从社会的因素上说,党和国家对消费的倡导不仅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进入快车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的提倡和推动,加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强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中国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权力和财富精英阶层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中,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这对中产阶级的认同建构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中,消费一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浪费、奢靡和腐朽的同义语。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主流话语体系中,消费概念本身也发生了“转型”,包括国家在内都意识到了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市场对消费的天然需求与国家意志的不谋而合,自然使得此后各种鼓吹消费的广告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广告诉求开始从功能性消费价值转向符号性消费价值。[25]这些围绕消费形成的公共性解释框架的变化,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富裕起来的阶层改善生活品质甚至通过消费实现与草根大众的区隔提供了合法性。
四、全球化、社会转型和中产阶级的两重特性
消费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密切关联,对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在研究美国中产阶级时提出的那个“政治后卫”[3](PP324-354)的著名论断具有某种补充意义。对中国中产阶级最完整的特征描述应该是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定位。如果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置于一种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消费两大领域完全相左的上述两重性,其实是由其形成时代所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实践所决定的。
虽然米尔斯强调过二战后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特征,但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仅在欧洲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中,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锋芒一向犀利无比,他们获得财产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从来就是政治前卫的直接结果,并因此形成了欧洲市民社会的优良传统———这一包括民选议会制度和新闻自由在内的传统甚至在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6](P5);而且在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中,中产阶级一样继承了他们欧洲前辈的政治前卫特征。以韩国中产阶级为例,虽然他们具有政治上摇摆的一面[27],但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社会抗议运动中,这一阶级也从来都没有作壁上观,他们积极地参与民主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产物”[28](P427)。比较而言,在这些市场经济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从来没有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之自由经济和媒介所起到的政治消解作用,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是后卫的,就像米尔斯所言,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从来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中产阶级运动”[3]P390。
一如作为法国大革命产儿的欧洲中产阶级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激进特征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年代和全球化的扩展时代的同步,自然也会赋予这一阶级诸多全球化的特征,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消费主义特征。其实,这一特征并不独属于中国中产阶级,它也同样表现在另一个基本同时期大规模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印度中产阶级身上。[29](P26)[30][26]有人说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只能往消费的向度上发展,这大概只说对了一半。答案的另一半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两个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相似性,都是由他们同时卷入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赋予的。应该看到,全球化不仅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向全球,推动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同时也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和这种市场相对应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刚刚浮现的中产阶级在出身背景、政治身份、职业、宗教信仰甚至种族上各有不同,但他们在通过消费来建构自我认同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都强调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国中产阶级还是印度中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乃至一般的社会事务上的不作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公共责任是与全球化所倡导的消费主义及其界定的个人成功的定义格格不入的。
毋庸回避,除了全球化,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特征,还与1978年后的中国所经历的独特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尽管都发生了朝向市场的转型,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迥然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末原苏联发生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了激进的私有化,在这一过程中,由执政的官僚和经济寡头构成的俄罗斯统治阶级,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31](P310),结果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制度的建立速度,形成了伊亚力和塞勒尼等人所说的“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并同时使私有化改革之初形成的中产阶级沦为贫困阶层。在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由于长期以来的市民社会的传统,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其市场制度的建立比私有财产的发展速度更快,形成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26](P6),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尤其是那些在工程学和经济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26](P42)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社会转型的受益者。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另具特色。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执政党的地位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又由于它自改革之初就为私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1995年后更是全力推进朝向市场的转型,结果在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二元体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国家权力机构的代理人,他们积极地推进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充分的市场和资本所有者①,他们反过来使国家和国家代理人具备了更大的调控市场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家一次就投入4万亿人民币,是其经济能力提升的表征之一)。结果,在国家和市场中———即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孕育了现在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既导源于国家没有放弃政治上的控制,现有的政治格局为中产阶级留出的行动空间极为有限;②也导源于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推进,同时保证了体制内外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通过政治行动进行利益诉求的动机。
五、有关未来发展的若干讨论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意愿,向来就是这一领域的热点之一。在过去10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中,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能够成为社会稳定器的说法,或者像我们所言,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的观点总体上说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尽管这一观点近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并且我们也同意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的功能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如在法西斯德国的兴起中,中产阶级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客观地说,起码到现在为止,中国中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任何激进倾向,他们和国家仍然处在一种积极的良性互动之中。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特征是全球化所推崇的消费主义的产物,而它在政治上的后卫特征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所赋予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和原有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尽管有所转变),它使得原先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及其后代能够顺利地复制其精英地位;其二,朝向市场的转型使得原先体制外的精英也能够通过经济活动或教育等途径富裕起来。经济的双轨制事实上使得阶层再生产能够沿着同样的双重轨迹前进,它保证了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稳定。
如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中产阶级和国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现在的社会问题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草根大众和国家及利益群体之间。不错,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现在却面临这一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严峻现实。因为现有的分配制度的不尽合理,加之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国家监管和调控的不力,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以下层民众(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拆迁户)为主体的群体性利益诉求事件频繁出现,比如孟连橡胶种植农民的冲突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陇南拆迁户事件等,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2008年的“瓮安事件”和2009年的“通钢事件”。①虽然这些冲突都发生在下层群众和资方或基层政府之间,但普通民众的社会怨恨和愤怒情绪往往会以公务人员、执法人员、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法官和教师)等中产阶级群体为替代对象。在民众与基层政府、民众与资本集团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开始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还是它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都必然会受到上述社会矛盾的严峻程度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或许已经开始面临某种政治抉择。
（作者简介:周晓虹(1957— ),男,黑龙江尚志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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