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安学”与已有的边政学、边疆学、边防学等相近学科有着联系与交叉,且都以边疆地区为研究范围,但“边安学”与前两者相比,更接近边疆问题的实质;与后者相比,更关注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
边疆安全问题是与国家兴起俱来的重要问题,也是近现代民族国家间冲突与融合难以回避的问题。我国边疆安全环境日趋严峻。21个与我国疆域接壤的国家加上“东突”、“藏独”、“蒙独”、“台独”、“南海”问题,以及由于我国边疆的复杂性而导致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执行困境,使得边疆不仅存有诸多可能引发普遍危机的社会问题,也存有国际因素所带来的严重威胁。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于,在社会特定转型期这一背景下,边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而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民族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国际因素主要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周边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渗入和侵扰,也包括国际国内因素交织的“三股势力”问题等。
“边安学”的界定及“和合主义”的理论范式
在边疆传统的安全边界不断拓展、安全内容不断丰富、安全维护途径不断更新、安全维护实效难以延伸的现实情境下,迫切需要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为边疆安全治理提供指导,这一学科姑且可以称之为“边疆安全学”(边安学)。“边安学”是一门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主要问题域是边疆安全的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关注重点是边疆安全治理的理论范式与运行模式、边疆危机的治理和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
从广义上来看,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的“硬边疆”以及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的“软边疆”在内的“广义边疆”,都需要进入“边安学”的研究视阈。“边安学”旨在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为边疆安全的现实治理提供指导。“边安学”与已有的边政学、边疆学、边防学等相近学科有着联系与交叉,且都以边疆地区为研究范围,但“边安学”与前两者相比,更接近边疆问题的实质;与后者相比,更关注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时,边疆安全作为一个问题域,其研究还涉及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在学科理论建构上,“和合主义”安全价值观应是解决“异质”状态中多元冲突的内生性范式。我国边疆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及行为方式,如果不在“和”“合”至上的安全价值观及“天下大同”、“和合中庸”的理论指导下提升相互认同、包容、协作的意识——包括国内各民族间、跨国民族间、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传承、发展愿景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和认可,边疆安全不可能得到终极保障。我国历史上的羁縻州府、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屯田制度等,这些“因俗而治”的“和合”方式和实践,也是当代“边安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研究路径:认同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
在研究路径上,与所有的安全研究一样,“边安学”首先要研究和讨论的是指涉对象的优先性问题。针对当前我国边疆安全的现实,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三大安全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一是“认同安全”,这是边疆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所面临的边疆安全问题,在类别上,表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相互交织;在对象上,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聚居地,不仅 “守边、管边、控边”的独立性、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艰巨性、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在趋势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复合性、跨境性和代际认同转换性,使得现有政策和制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适应与滞后性。笔者认为,“认同”是这些安全问题的内生性因素。在“认同”的社会心理参与下,安全不是单纯的“客观”问题和个别主体的“主观感受”问题,而是“主体间”复杂互动的问题。一个社会的亚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体现在从个别主体的“主观认知”上升到主体间的“共有认知”,且不同主体间的“共有认知”相互作用,进而上升为社会亚群体的“普遍认同”。如果这一“普遍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立,社会将存在重大的安全威胁。因此,认同难以统一,安全就难以保障,“认同安全”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与安全稳定的核心因素。
二是“社会安全”,这体现的是边疆安全研究的某种优先性。社会安全凸显的是将“社会”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指的是在变化的条件或者潜在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特征的能力。社会安全介于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或全球安全之间。相比于分处两极的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或全球主义,社会安全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既有某种超越又带某种传统的分析视角,以“社会”为认同的介质和融合剂,更符合我国边疆的现实,边疆社会安全建设、新型“社区”建设将是有效途径。
三是“人的安全”,这是边疆安全研究的价值基点。人的安全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了“个人、人类”,其安全维度是使人“免于恐惧”(减少暴力和冲突)和“免于匮乏”(发展经济和福祉)。边疆安全的重点是保护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全——关心其认同、文化、权利和福祉;而这一“保护的责任”,不仅仅落实在一国政府,也需要国际社会、区域组织、全球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企业、个人共同来承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