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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社会学发展回顾与反思
郑杭生 奂平清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9日
2011-01-06

 

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以及体会,2010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又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2010年举办的学术活动和发表的论著中,社会学者们结合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历史和现实,面对国内外的种种挑战和学科建设的各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观点。

 

费孝通对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

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所举行了学术研讨活动。在北京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中,郑杭生在主旨发言中指出,无论从对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学术贡献而言,还是从对社会学学科的推进作用来讲,先生都是中国社会学的一座学术丰碑。如果动态地看,先生还代表一个中国社会学界值得遵循的学术轨迹。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再从费先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培养人才来看,先生构成了一个学术时代。同时,他也代表社会学中西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现在学者们日趋认识到,存在一个如何对待先生学术遗产的问题。由于费先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他的学术遗产也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具体分析。费老是个与时俱进的学者,后来他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对过去反思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话语,我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恐怕还不足够,特别是他提出的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两重性质的“社会学界限扩展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表达的新型文化文明观等,更需要我们充分地加以再认识。费老在1995年后完成的那些回顾反思文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对我们后学来说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受费孝通文化自觉观点的启发,郑杭生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中,理论自觉概念得到进一步深化。郑杭生指出,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年初,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出版发布。该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扩大、内需不足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陆学艺还建议,国家应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此外,应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民族政策的“文化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马戎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还提出,与中国社会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一样,中国社会还存在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行政区划、教育体系等许多领域中存在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不仅在深层次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也带来了当前两者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对和谐社会建设非常不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当今世界,民族或族群仍是政治动员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各种二元结构区隔,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在其承担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课题的阶段成果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层面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作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年),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第三阶段(2021年—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陆益龙在《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一文中,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农村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乏。“问题取向”的研究有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其研究和表述有可能会建构和夸大乡村社会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问题”研究,并非对“问题”的探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仅仅关注问题与对策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系统的研究,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过于依赖直觉经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只是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关键在于要使农村社会研究回归到社会学范式之中,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勇于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大问题”。所谓“大问题”,一是指相对于一般经验问题的重要理论问题,二是指社会学范式中的基本问题,如结构与变迁、分层与流动、群体与组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要避免沉迷于对琐碎“小问题”的纠缠,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学理论创造能力,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学理论大发展的目标。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系统、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本质,进而推动城乡社会建设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

 

作者简介:郑杭生,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