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这个指标同别的指标一样，都是有条件的，都不是孤立的，都需要同相关指标配合使用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把GDP的效应无限放大，就会走进“GDP陷阱”

　　GDP是个好东西。GDP为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开头字母缩写而成，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经验统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库兹茨首先使用GDP这个概念，所以人称其为“GDP之父”。他在1971年还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GDP这个指标同别的指标一样，都是有条件的，都不是孤立的，都需要同相关指标配合使用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把GDP的效应无限放大，就会走进“GDP陷阱”。

　　对GDP要看总量，可是，对于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讲，如果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也会进入误区。中国总量世界第二，比一般发达国家多得多，但人均排名却很靠后。欲知中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只有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才是真实的。

　　人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地均”，那就是每平方公里的GDP。土地一般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太阳系里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在提高GDP时，过多地占用土地，这样的GDP也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今天占用土地过多，不但将来吃饭会成问题，而且会把土地搞成二、三产业发展的瓶颈。

　　考量GDP除了人均、地均，还有个“天均”，那就是对大气的污染状况。人5天不吃饭不至于饿死，5分钟吸不到氧气则可能断气。如果说GDP呈算术级数上升，而排碳、排污量呈几何级数提高，那么，这个GDP就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说不定还会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把提高的那点GDP全部用来治理污染还不够!因此，近几年举世大谈“绿色GDP”。尽管一时还无法讲得很科学，可是，能把目光转移到“绿色GDP”上来，也是值得称赞的。否则也会掉进GDP陷阱。

　　生产要有能源。能源是人的体能的延长和扩张。可是，能源是有限的，在新能源出来之前，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作为老能源的煤和石油就会枯竭。因此，还有个“能源GDP”尖锐地摆在面前。不考虑这一点，所谓GDP增加就是竭泽而渔，谈不上什么“持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GDP时还要看分配占GDP的比重。分配占GDP的比重太高，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反之，分配占GDP的比重太低，又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分配占GDP的比重太低。生产的目的是生活，忽视了生活，到头来生产也上不去。因此，分配占GDP的比重不当是个“陷阱”。可怕的是，“陷阱”之中还有个更难辨认的陷阱，那就是看起来占GDP的比重不算少的分配，大部分由少数人拿去了，多数人却只拿到了一小部分。分配占GDP的比重本来就少，再把其中的大部分让少数人拿去，那么，另一部分人的贫困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贫富悬殊既是当今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总根子。当前在不少人那里有一种严重的“平均厌”。因为“平均提高”了多少多少，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他们感受不到。“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平均百万是绝对正确的，连小学生也不会说它是错的。可是，这“百万”在哪里呀!那九个邻居见了这“百万”的平均数会怎么想呢?会不会认为那是“百万陷阱”呢?

　　早些年，不少人在谈论引进外资时不无得意地说：“外企看中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廉价劳动力”视为法宝。殊不知在“劳动力”前加上“廉价”二字是对劳动力的歧视，是对中国的孙中山、李大钊，美国罗斯福等人的“劳工神圣”论的背离。劳动是崇高的，不可以是廉价的。廉价意味着剥夺，是社会不公。

　　过去，有些搞GDP崇拜的人大谈“兼顾公平”，这恐怕是个错误导向。社会上出现的分配不公、买卖不公、司法不公、教育医疗不公都同这个错误理论导向有关。不应当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即使在不公平的古代社会里，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公平放在次要地位。两千三百年前，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兼顾公平”同“先利而后义”有什么两样呢!

分配不公是GDP掩护下的大陷阱。分配不公将带来道德滑坡、犯罪率提高以及社会的无序。江苏高邮有句名言：“上边把我当人看，我把自己当牛干，累死也心甘。上边把我当牛看，我把自己当人看，说什么也不跟你好好干。”“牛与人”的这种辩证关系足以说明公平会出效率，不公平就没效率。公平是精神能源，只要能克服了GDP崇拜，跳出GDP陷阱，把公平正义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共和国就会“一轨九州，同风天下”。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