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专家与医学进步：医疗社会学视角的审视
近日，卫生部推行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引起多方讨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公众与医学专家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其实，近年来许多公共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对相关专家的质疑；而在医学领域，这种质疑又与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医疗纠纷的频出纠结在一起。在笔者看来，我们应理性对待“质疑专家”现象，甚至或可将之作为医学进步历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事实上，对专家之质疑，古今中外并不少见。医疗职业化和专业化源自西方，但其古代社会亦是巫医混杂，民众对自称权威的医生们颇多抱怨。如古罗马的泰奥多尔·普里斯安（Théodore Priscian）就抱怨说，“……病人并没有死，是你们杀了他。还说我太虚弱了”。进入中世纪，基督教医学主导杏林，忏悔、祷告等宗教行为是其应对瘟疫的不二法宝，而那些操刀游走的“外科医生”们，主业其实是理发师，所掌握的技能也无非验尿放血之类。所以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dt）在1494年出版的《傻瓜船》中，专辟一章讽刺这些“白痴”。近代以来，医学创新速度加快，体制建设也卓见成效，最终促成了现代医学的出现。但在此过程中，大众对专家之质疑并未停息，甚至愈发激烈与频繁。
专家何以变“砖家”
理应受到尊重的专家，何以变成备受质疑的“砖家”？这首先与专家的专业水平及其据此提出的建议或举措有关。如1831年初，霍乱即将波及英国时，英国为应对这一瘟疫而设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却缺乏处置霍乱的经验，仅是无关痛痒地提供几点指导而已，对此，《柳叶刀》杂志编辑托马斯·瓦克利（Thomas Wakley）等人都提出了激烈的质疑和批评，公众甚至“创造”出医生因无能而把怀孕诊断为霍乱之类的笑话。而到了1918—1919年蔓延整个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在印度爆发时，医学官员和政府都过于相信药物的作用，低估了流感病毒的威胁力，应对不力，便引来了公众的不满，后者纷纷指责医生高薪低能。不过，就医学专业性而言，除去人为的不作为因素，专家的境遇倒是可以理解。因为作为一门科学，医学和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一样，虽然在不断进步，但却很难说是臻于完美。据研究，国内外的疾病的确诊率一般仅在70%左右，且癌症等重症的治疗依然是世界性的难题，与病人的期望值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另外，新的疾病还不断出现。
但对于公众而言，要真正搞清哪些属于专家的能力问题，哪些属于专家的职业操守问题，恐怕还有相当难度，这主要是由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16世纪到18世纪经验医学和理性医学的齐头并进，19世纪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实验医学的飞速发展，20世纪公共卫生事业的显著进步，都使得医学的专业化不断加强。在此过程中，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医学从业者们在掌握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组成固定团体，享有专业自治，从而具有了“职业”的地位，现代意义上的“专家”也由此而生。医疗手段背后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根据，不需要或很难为公众所了解。当医疗效果良好时，医患双方尚可形成和谐的关系，但倘若因医疗水平的局限而未能达到效果，或者是尚未有明显效果时，公众就会出现抵触反应。
直面公众质疑也是在树立自我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有效化解质疑，医学从业者就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而这同时也就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实际上，应对公众质疑的过程也是他们质疑以往专家并树立自我权威的过程，因为人们对医学专家所提出的较为前沿的理论的质疑，一般是建立在坚守传统的、较为陈旧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从医学专业角度来看不合理的、盲目的质疑，从社会学上来看也是合理的，体现了人们的正常需求。更重要的是，尽管医学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但医学关注的对象却是社会中的人，故而也必然摆脱不了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精神病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精神疾病并不像器质性疾病那样具有明显的表征，而是与社会和文化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对精神疾病专家的质疑，就与社会文化的演变紧密相关了。对此罗伊·波特（Roy Porter）等人在《剑桥插图医学史》中有精彩的论述。他们认为，古希腊时人们或把疯狂看做一种道德败坏，或认为是一种因某种体液过量引起的疾病。但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人们对希腊的文化成就尽管继承，却也有一种异教徒的质疑。故而疯狂又成为体现上帝与撒旦斗争的标志，中世纪晚期的屠杀女巫运动就与之不无关系。但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人们又指责中世纪人的愚昧无知和宗教迷狂，代之而起的就是理性主义。对精神病学的理性主义应对，从17世纪发端，一直延续到19世纪，甚至在今天还有影响。
与因围绕精神病人定义和治疗问题而产生的质疑不同，专家和医学从业者违背职业道德，甚至因私有利益有意误导公众，更容易引发人们的质疑。如1946年至1948年，美国医生为了调查青霉素对抗性病传播的效果，在危地马拉让约700名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性病，近日被医学史家苏珊·里维尔比（Susan Reverby）曝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为此道歉。
均衡医疗资源
然而，医学社会化的最大意义在于，每一个人的健康其实都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落实到一种公共卫生体系之中。正如罗伊·波特所说，“医学不仅仅与知识与实践、与治疗和护理相关”，政府、慈善组织、保险公司、制药厂家等等机构的权力或职能，都是这种体系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方杰指出，“医患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医疗资源的相对稀缺，社会提供医疗资源有限，患方获取医疗资源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甚至有些患方会面临着无法享有医疗资源的困境……医方，因占有掌握医疗资源的优势地位，而在与患方交往时，表现出较高姿态，形成了医患关系的‘不平等’，使得医患纠纷产生概率大大增加。”无论是欧洲较为成熟的公共卫生体制，还是奥巴马政府目前在美国推行的公共卫生改革，都彰显了均衡医疗资源的重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显然也依然面临着人多医少、地区和城乡差异较大等问题。实际上，正是因为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对公众健康起指导作用的专家才备受关注，而对专家舆论环境恶化起到助长作用的“伪专家”的出现，也与此不无关系。
当我们用历史之镜来映照当下的中国时，就会发现，公众对专家的质疑，其实颇有一种“爱之愈深，恨之愈切”的心态。人们不再借助迷信或巫术，而是需要专家这样一个作为知识权威的群体，来抚慰自己对健康的关注和担心，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专家们理应因公众的关注而自豪和自励，并用更富有成效的工作来证明自己。而对于公众而言，也要对专家的工作多一份善意的理解，须知随着医学社会化的发展，想从根本上解决质疑专家、医疗纠纷的问题，还应该继续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