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是否应该对中国模式作社会属性的追问逐渐浮出水面。换言之，中国模式是不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至少需要面对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模式与社会属性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不仅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另一种将中国模式视为西方同道，认为标出“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与前者相比，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与之相关的是，一些观点表现为对中国模式社会属性问题的主动回避和有意排斥。例如，西方一些人不愿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为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内也有人极而言之地认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意识形态化’的复兴”。

中国模式是不是应该与社会属性联系起来考察，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是关于中国模式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分，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正是社会属性的因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态。有学者认为，基于应然的角度，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核心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有学者由此提出中国模式所蕴涵的双重超越的问题，即改革开放的首要目的在于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但是，这一探索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换言之，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

在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研究方面，有两个现象需要加以认真分析。一是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都会主动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换言之，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模式的内涵只反映在经济领域。有学者针对性地指出，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许多学者强调，中国模式是一个统称的、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有学者就指出，如果把中国模式比作一辆汽车的话，时代特征与发展阶段就是它的定位系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它的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四位一体格局及其外延部分就是它的底盘和框架，党的领导就是它的操作中枢。二是还有一些学者往往只注重从改革的策略和方法的维度思考和归纳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这些概括虽然非常精准，但是策略和方法只是中国模式最外显的特征，如果仅仅从这一维度出发，很难获得关于中国模式的深层认识。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从整体上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之所以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体制。我们注意到，许多学者在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解读中国模式时都有意识地将制度和体制性内容纳入了分析框架。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关于改革的方法和经验层面的总结和概括，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内容。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在整体性的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而不能作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不难看出，即使停留在改革经验这个层面上来认识中国模式的内涵，也不排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以之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