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而言，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萦绕人的脑际，形成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噩梦。我们恐惧气温上升，恐惧由碳排放形成的温室效应，恐惧当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人类将如何生活？我们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所看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消息，似乎对于好消息失去了乐趣。尽管我们从本性上都在渴望有好消息的来临，但是新闻媒体的制作者们并没有什么兴趣去报道这些好的消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将失去他们崇拜的读者群而不是读者本身。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不断放大社会坏消息的来源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天气的些许变化就可能使我们妄狂般地联想到“人类末日”。

气候变化陷入“吉登斯悖论”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我们时代精神生活上的这一困境，他为此提出了一个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悖论，即“吉登斯悖论”，他是这样引入他的这一悖论的：

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
这一悖论可能也是人存在的一种悖论，人们不会在自己年纪轻轻，并且身体健康的时候，去构想自己可能死亡的噩梦，但是当有一天不健康真的来到之时，那时可能已经是不容易挽救了。因此我想，“吉登斯悖论”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我们的古籍中两千年前就有“讳疾忌医”的记载。问题可能是，既然称之为悖论，就一定有其中难于解决的困难。正像吉登斯指出的，告诉一个活在四十几岁、血气方刚的人，死亡即将来临，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提醒效果可言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末世论，认为这个地球由于人们恣意妄为而使自身的生活面临着无数的风险和危机。

而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可能是吉登斯提出“吉登斯悖论”的初衷所在，因为今天的“气候变化政治”太多的是在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寻求气候变化速度的减缓，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口头上接受低碳的生活方式，而在实际当中可能进一步加重了碳排放。

今天的气候变化政治实际上是在助长而不是在抑制一种末世论的论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绿色看成比任何其他东西还要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绿色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加重要的、影响我们大众社会生活的方面，比如化石燃料的枯竭、核能源使用上的风险，以及各种侵蚀人生命的不治之症，这些单单依靠绿色经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在于，对于越来越多围绕在人们身边的风险，并没有出现像扁鹊那样的神医来指出这种风险存在的真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夸大了某种风险，就是轻视了另一种风险。对于风险的认知完全变成了一种依据主观感受的自我判断。这种心理认知上的偏差随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进而成为一种风险神话在社会中盛行。从本质上而言，这种神话不是以一种梦想实现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以噩梦形式出现的。

“梦想”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

应该清楚的是，如果噩梦能够唤起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勇气，那么承担噩梦带来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情况恰恰相反，吉登斯非常睿智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不去呐喊“我有一个梦想”，而是反过来说“我有一个噩梦”，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为理想而奋斗。而这一点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选择的立场，否则我们可能失去使未来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建设者和追随者。

可以这样说，人的生存困境就是人无法确切地预知到他将在什么时间离开。因此，任何在他认知经验范围之外的预言都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空洞无物的。也许我们最为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未来提供更多的梦想，而这可能就是一种人们可以因此而得到转变的契机。吉登斯一再强调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并非学者的喃喃自语，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理论含义的。它告诉我们，不切实际、一味地去强化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厄运，这只会使人陷于噩梦的无助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处在这种无助之中的人们更可能采取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去摆脱这些噩梦；但如果社会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出口，结果可能就是由社会的紊乱而导致人们自我毁灭。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聪明而睿智的政治家在管理一个成功的社会时一定为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每天都可以做美梦的社会机制。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社会机制，社会的失灵可能是其他所有失灵的总前提，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为这些人制造出一种类似心理学家所说的安慰剂的社会药剂，那么所有的社会规划都可能成为人们噩梦的来源。今天，一方面气候变化像恶魔一般笼罩在我们的生活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家似乎并没有真的相信这些恶魔般的神话会真正发生。人们照样购买高排量汽车，照样不会参与到切实可能的行动中去，因为不仅身边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同时也没有真正见到温室气体排放究竟对于所身处其中的气候变化有什么实际影响，甚至有人还会饶有兴味地注意到，气候不是因此而变暖了，而是变冷了。

总之，人终究是一种有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就像一种纹饰品一样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这种意义掩饰了实际生活中的窘迫和不安，并通过人们不断为自己设立美好的梦境而加以固化，成为我们思想中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在今天，一个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噩梦之中，人们从小就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成为一个社会能够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吉登斯在书中一再表明的“气候变化政治”这一主题的核心意旨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