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出浩和（以下设问）：您是怎样开始中国研究的？

山田辰雄（以下设答）：我的大学时代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就读的是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法律专业。我对现代中国逐渐产生了兴趣后，于大学二年级时从法学系法律专业转到了政治专业。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石川忠雄先生的“中国政治史”课，它主要讲解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史。此外，除政治史之外，我还从政治专业与中国政治史相关的国际关系、日中关系、东南亚的政治、历史等领域的授课中得到启发。有时我还到文学系听中国文学课，去经济学系听中国经济课，自主地选择了这些科目，扩大了自己对现代中国的兴趣。

此外，各系关心现代中国的学生自主创立了“中国研究会”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阅读有关现代中国的书籍，开展各种讨论活动。其间，我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和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

问：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研究会的情况。研究会是跨系的组织，各系学生的关注点与方向性是否有所不同？是否有特殊的活动呢？

答：大家都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虽然每个人的政治方向性却有所不同，但大家都愿意在一起阅读毛泽东选集。这是一个具有追求超越系概念的共同立场，对政治感兴趣却不受其左右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中国研究会组织。后来，研究会会员中既出现了学者、专家，也出现了记者、政治家，我想研究会的方式对他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当时在学生们中间，大家对中国的关心程度如何？

答：与今天完全不同，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非常少。当我说自己在“从事中国研究”时，大家的反应就会十分强烈“：为什么会从事中国研究？”处于那个政治年代，如果所从事的是有关中国的研究，许多学生就会误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当时学生们在找工作等场合，没有谁会说“自己在研究中国问题”。所幸的是，我没有到企业工作，而是到大学就职，所以没有遇到相关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属于“风险事业”。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国的事情有趣，而是需要从这些情趣中挖掘出其学问方面的意义，这才是重要的。

问：您在大学时代的学习过程中，除中文老师外，有没有其他带给你较大影响的老师呢？

答：我的指导教授石川忠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老师的“中国政治史”课名气很大，而且老师还出版过《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本著作在当时的日本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属于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我从三年级时进入石川先生的研究会，此后，从学生时代至今一直受到老师各方面的指导。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另一个人是中国研究会的田中明先生，他当时任经济系助教。田中先生原是日本思想史的专家，但他对中国问题兴趣浓厚。年轻时曾任中国研究会的辅导老师，我曾受到田中先生的悉心指导，在中国问题、做学问的方法、研究态度方面受益匪浅。

问：从系研究会到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您是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的呢？请介绍一下情况。

答：我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孙文的研究。说是孙文研究，主要还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研究。向系里提交的论文是有关1919年以后孙文的政治领导及其思想。进入研究生院后，在自己的硕士课程里，我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问题很感兴趣。此后我对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一些人，如与孙文关系密切的廖仲恺、汪精卫、进入过武汉政府的左派领导人以及其后的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尤为感兴趣，并以论文《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获得庆应义塾的博士学位。这是我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所从事的研究。

当时共产党研究非常盛行。即便是在石川先生的研究会里，对国民党感兴趣的也仅我一人而已。这并不是由于大家都不研究自己才决定研究，而是考虑到仅对共产党进行研究是无法了解中国的。由于1949年之前，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的，所以自己决定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立及相互作用方面去了解中国现代史及中国革命。我并非主张不需要对共产党进行研究，所幸的是，由于自己身边有许多从事共产党研究的学者，所以有机会接触有关共产党的精辟论述。在此基础上，为了重新构筑中国现代史，我选择了国民党研究。

其实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国民党左派也有其意义。所谓国民党左派，是指走蒋介石的国民党及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中间路线的一些人。研究国民党左派，就会发现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及毛泽东的共产党相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对这一集团进行研究，具有从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作用中理解现代中国的意义。我的研究不是仅对国民党左派这一小集团进行研究，而是基于这样做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中国革命才选择了这一课题。

1966年至1968年，我以研究生院学生的身份前往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当时曾出现过“研究中国为什么要去美国”的质疑声音。虽然一些人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我自己则没有这样的狭隘想法。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司空见惯，但我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盛行，而且能够比在日本国内学到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于是，出于边从事中国研究、边学习社会科学知识的想法，我去了美国。

当时，我们的研究领域采用的是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联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发展论和比较政治论非常盛行。我在学生时期学习了上述的相关理论，但却未能使之顺利融入我的中国研究之中。究其原因，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及比较政治论中暗含着欧美社会是最先进社会的前提及在这一前提下远远地观察中国、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倾向。与其理论本身相比，我没有接受他们这些理论基础中的潜意识。由于自己没有批判地接受美国的学问的想法，也就顺其自然地学习过来，我认为理论基础中的无意识的内容在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学习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有所舍弃。

美国的政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很广阔，帕森斯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虽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学习，但在自己的学生时代，阅读过帕森斯的著作，对他为美国的政治学及社会学带来何种影响产生过一些兴趣。帕森斯受欧洲社会学的影响。我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欧洲社会学，但也注意到帕森斯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论述过马克斯·韦伯，他在解释韦伯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这与我的理解不吻合。

韦伯的确论述过新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儒教、道教的著作一并阅读。我在学生时代读过这些著作。韦伯阐述的理论虽然颇为宏大，但其理论背后存在的潜意识则是个问题。将其对儒教、道教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会发现，显然，他认为欧洲的宗教与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对资本主义及现代化没有作用。这一意识构成了他的理论基础。如此一来，他对儒教与道教的理解便自然

而然地陷入了消极层面。我认为这一点不正常。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我是以这样的观点分析韦伯的。

我虽然不知道儒教对后来亚洲经济的发展起到过多大作用，但从经济发展层面分析，儒教显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有必要对韦伯的理论进行重新解读。我认为，以韦伯社会学为源流之一的美国社会学大家的帕森斯等人与我们是否从根本上就有了背离呢？我并无意否定韦伯，只是希望对他的认识要相对化。

我从自己学生时代学到的知识分析日本的社会科学状况后感到，评述韦伯的人很多，但没人注意到韦伯潜意识中的问题。若进一步从广义方面分析，这一点是近代日本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的缺欠。

我曾批判过这种社会科学，因而在中国研究中没有无条件地接受现代化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我的研究起点——力求挖掘包括孙文及毛泽东等人在内的中国革命思想的特性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一构想与今日的中国研究看法一致。因此，我至今仍对宇野重昭等先生提出的中国内部发展论抱有兴趣。

问：接下来想就欧美的社会科学与您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向您请教。

答：我1966年至1968年在美国留学，主要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当时恰值越南战争时期，我尤为关注CCAS即“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活动。这是一个与越战相关的关心亚洲的美国研究者组织。1966年至1968年，刚好是美国开始意识到越战困难性的时期。亚洲研究者对越战非常敏感。

此前的中国及共产主义研究，由于处在冷战环境下，骨子里存在着“了解敌人”的思想。但人们也意识到了从“了解敌人”的思维出发给研究带来的错误认识。

此前我有过美国第一主义的想法，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想把美国的一切都学到手以补足自己。但看过中国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好恶姑且不论，我认为中国有其自身的价值及体制。“担心亚洲的学者”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中国同样也有自身的生活方式。学术界出现了将美国相对化的趋向。

这一思潮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其后，美国的政治氛围因尼克松和里根的出现而趋于保守。于是这一思潮随之终止。最近，在全球化名义之下，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人权等声音越来越强大，试图把全世界纳入欧美社会经历过的轨道。美国若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走出国门就注定要失败，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他们应当学习亚洲的经验。

早期美国曾介入中国的内战，更大规模的是越南战争，距今最近的则是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都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思想。在留学时代我就意识到，这与美国现代化理论及比较政治理论根基中的某种意识有关。

出于这种思考，我从一开始就是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亚洲问题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及改版后的《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的读者，直今仍在订阅。如今这种思想在美国已经不是很强大了。或许是由于明白了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问题上未能取得顺利进展，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相对化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变化最敏感的并不是美国的欧洲研究人员，而是我们同行的亚洲研究人员。

问：在您留学期间，美国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将实现现代化的欧美社会视为所有社会的目标。您对中国与之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应如何实现现代化等争论的评价或不同看法，是否构成了您其后研究立场的基础呢？

答：我对那些观点进行了反驳。我并不否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处理现代化问题时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孙文在其《三民主义》中有句名言，其大意是说，中国需要的是国家的自由，绝非个人的自由。若以此断定孙文主张压制人权是错误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试图步入现代化时是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的。而在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中，也有某种路线，认为要必须经过一些阶段。譬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便可视为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问：通过美国留学，您确立了研究中华民国史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意义？

答：是在批判美国学术观点的过程中，同时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研究。因而，这不属于单纯的批判，而是要寻找能够取而代之的学术观点。如今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民国史了，而我向日本学术界提出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在美国留学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文革”时期历史被片面化，我称之为革命历史观。当时的历史无论是编写还是评价，都是以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为基础。我批评过这种革命史观，认为单凭革命史观是无法理解中国的。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无论对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其他政治势力，都应该尽量相对化，要首先处理好自身的问题，然后再从相互的关系中，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如此追根溯源，便会回到国民党研究这一原点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对共产党的研究。这一点不能误解。

问：您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一书于1980年出版。当时的日本学界是如何看待这一著作的，其影响如何？换言之，请您谈一谈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的学界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

答：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从事左派研究。1980年在《庆应通信》上发表。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有关国民党及军阀的研究成果，我在留学时期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此外，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时期。因此，虽然中国在学术领域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相应的限制，但还是不断盛行开来。因此，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扩大。

当然，台湾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很早就盛行了。较近一段时期，日本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台湾的研究。我认为自己是日本学界最早接触台湾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台湾研究对我的民国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与今天相比，台湾当时的研究受到了极强的政治影响。从另一角度讲，这和大陆的革命史观完全相同，属于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革命史观。我对这种倾向的研究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与台湾的学界一直保持往来。

如今，这样的政治束缚已日渐松缓。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的研究环境已经得到了改善。如今我对蒋介石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此前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对蒋介石的评价截然不同，如今我同双方的学者都在进行着交流，他们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巨大了。

我在推进民国史研究过程中，力图扩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我一直认为，仅从这一方面了解中国是不够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提出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如果扩展民国史研究的范围，连续性问题就涉及到纵的方面，即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联中理解中国，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包括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我认为，这对分析将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基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研究中国政治史时，无论分析对象如何，在历史和现代这一形式上，最好不用1949年划分中国的历史，而应在两者的关系中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的国民党左派研究是从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方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分析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基于这一观点，我在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中，力图从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与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为左派定位。尤其是在对承袭左派路线的改组派的研究中，这一观点更为明确。

虽然该研究尚未完成，但我希望将这一观点运用到整个中国政治史研究中，看看会产生怎样的与以往不同的历史面貌。

问：日本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例如将辛亥革命定位于何种性质的革命，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应该重视以1949年为历史交替时期，还是应该重视其历史的连续性的论争等。请您就自己在这些论争中的立场及发挥的作用谈一谈。

答：最大的争论点是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乡绅革命。在日本，市古宙三先生等人很早以前便提出了乡绅革命论。在中国，基本上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及台湾，整体上乡绅革命论占主流。我本人则坚持认为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这里包括两点，一是看谁领导了辛亥革命问题。我认为，虽然乡绅阶层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是孙文等革命派人士；二是看革命后所形成的政治体制。辛亥革命虽然寿命较短，但毕竟形成了议会制民主主义。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民国史研究会的争论很激烈。具体情况是，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坚持一贯的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他们通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对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以及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中央大学的研究人员则认为这是一场恢复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近代史也出现过许多争议。针对1949年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国内对新中国的诞生反应强烈，对社会主义中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连“文革”时期也被视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出现。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转变。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开始认为，1949年在政治史方面的确非常重要，但从其他领域方面看则有衔接前后的连续性，如政治领导与政治结构问题。我虽然主要研究政治史，但也重视经济及文化方面的连续性。与其以1949年为分界线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莫如从其连续与终止两方面进行分析，尤其从其连续性方面进行分析，更有利于理解中国。这一观点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日本的学术界也经常举办一些关于中国的连续性问题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我认为，中国连续性的研究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共同课题。

问：日本学术界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同时，请您介绍一下庆应义塾区域研究中心的活动情况。

答：在日本，与我所研究的现代中国问题相关的大型学会主要有两处，分别是亚洲政经学会和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在中国研究被极端政治化时期，与此相伴，两个学会之间也产生了政治上的对立。具体而言，亚洲政经学会属于稳健的一方。在“文革”时期，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里站在中国立场上的人多一些。但基于学会自身的性质，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排他性，可以像我这样，同时加入两个学会，自由参加活动。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与亚洲政经学会关系更紧密一些，因为自己从年轻时便参与其中。距今十多年前，我担任了该学会的理事长。当时恰逢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全国性的学会。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东方学会。那是一个研究古代至近代、东亚至西亚的大型学会，从全球规模上说，与过去的“东洋学者会议”（Orientalist Congress）现在改称为“ICNAS”有关。中国近代史是该学会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我也参加了该学会的许多活动。

区域研究中心是庆应义塾为纪念义塾创办一百二十五周年而设立的研究所。我担任第一任副所长四年，然后担任所长六年。在中心做过许多工作，基本上是组织研究项目、开展集体研究。参加者不仅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时也会有理工科及医学方面的教师参加。例如，曾经开展过交通系统问题及环境问题的研究。

按照中心的规定，研究成果必须汇编成一册出版。为此提供出版补助成了中心的特点之一。这些研究项目不仅有庆应人员参加，也有许多非庆应的人员参加。每个研究项目大约持续二至三年。

研究中心主办国际会议，平素则有数名学者访问，一些年长的研究者作为客座研究员自由参加研究活动，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研究所规模不大，但灵活性强，肩负着国内或国际联络机构的作用，在推动庆应义塾的亚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方面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问：作为您研究活动的一部分，请您介绍一下霞山会出版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的编纂经过及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同时，请您谈谈自己最近正在从事的中国环境研究项目。

答：《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编纂历时近十年，1995年由霞山会出版。众所周知，霞山会曾出版过《现代中国人名辞典》。

最初，霞山会的编辑希望按《现代中国人名辞典》的方式编写得简单一些。我认为应编成一部能够与霍华德·布尔曼《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相媲美的有特色的辞典。

最初从各类中国近代史通史中选出可以入选的人物八千人左右，最终又从这些人物中精选出了一千一百人左右。为能够完成各设定项目，我们向日本学界的许多专家约了稿。

编委会若是过于庞大就会很难统一意见，于是我便和几个关系密切的人组成了编委会。执笔者完成后，我至少会过目两遍，而且全部进行了批改。虽然执笔者中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学者，但我还是无所顾忌地使他们的文稿符合自己的设计。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环境的研究。我虽然不是环境问题的专家，但对中华文明的理想状态很感兴趣。我认为环境问题属于文明论的组成部分。

1990年前后，在我任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期间，理工科的桥本芳一先生当选了中心的运营委员。桥本先生研究的是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环境问题，他将我纳入研究项目之中。这一项目为二至三年。作为后续研究，关心环境问题的三田的经济系、法学系政治学专业，藤泽的综合政策系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的老师也加入进来，成立了中国环境研究会。该组织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最初实施的是成都市的综合环境调查，然后是生物炭研究，即进行在使用煤球时如何降低硫氧化物（SOx）的实验。接下来，作为环境研究的一部分，进一步拓展到了植树。桥本先生认为，环境问题不仅需要用大脑思考，而且还必须伴以实践。我们一直基于这一思想开展交流活动。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狭义的环境研究，而是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即探讨中国文明非常有魅力的课题。

问：下面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的。

答：按照庆应义塾的制度，以系里的三四年级学生为中心，按照各位老师的选题组成研究会。我的研究会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史为中心，设立至今已历时三十多年，毕业生也超过了三百人，都已步入了各自的领域。我更加注重的是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培养他们分析、创意及表达能力。我希望通过这种锻炼，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庆应义塾的研究生院担负着培养研究人员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博士课程非常重要。我基本上尊重学生自己的选题，因为学生选择课题是自发性的，能够反映其所关心的问题。教师的作用是指导他们如何从事研究。我认为，教师的职责是鼓励他们，为他们提出建议和如何总结。

我指导的学生中，有十多人撰写过博士论文，如今也有一些年轻人正在撰写过程中。研究成果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并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是我的基本要求。因此，接受过我指导的学生们全部出版过著作。

对于留学生，我也实行同样的标准。这对留学生来说非常不容易。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指导过其中四名中国留学生撰写论文，他们全部以书的形式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从某一时期起，我开始让学生阅读一些与中国政治史直接相关的人撰写的文章。我最早是通读《毛泽东选集》五卷。之前曾经读过孙文的著作。后来一直阅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读这些文献自己收益颇丰。通过我在阅读时加的标注，学生们可以掌握我的阅读方法。我认为这一方法在研究生院的授课中最为有效。我在庆应义塾研究生院教学长达三十多年，其中

三分之二的时间采用了这种教学方式。

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

答：这与我此前的中国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必须从变化着的中国找出其某种连续性。历经20世纪50年代、“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政治必然有其连续性。而且，我认为不应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度，而应从20世纪中国整体方面对其连续性问题进行分析。中国将来还会发生变化，20世纪末至21世纪，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必须从理论上对其未变化之前的状态予以确认。对连续性进行确认，就是

找出其未变化部分，并对未变化部分将会如何变化进行分析。这一点是分析未来中国的关键所在。

通过20世纪，我认为中国有三个要素没有改变。第一点是中国人的同一性，即归属意识；第二点是政治上的专政与集权；第三点我称之为代行主义。总而言之，这些要素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都属于未变因素。

我发现，中国的这些方面最近也在发生改变。共产党专政仍未发生变化。中国的大方向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及其思维方式。但是，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范围有所变窄。共产党继续维持专政，但其权力几乎无法渗透的领域有三。其一是市场经济；其二是互联网；其三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在这一领域，共产党不能像以前一样实行完全控制。这样的领域还在逐步扩大。在自由化方面，与之前相比，人们在社会中的言论、行动变得比较自由。但在民主化方面，对政府提反对意见还需要制度化。这一方面仍未取得进展。总之，虽然有了自由化，但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我所关注的是2010-2020年这段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000美元左右。届时，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要求将会发生。如果能够向民主化和平过渡，或是开展关于民主化的和平论争，我认为将会出现在2010年后的二十年之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今已经意识到届时会发生变化。我的论点在于如何将历史的连续性与变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问：最后，想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看待今后的中国研究的。

答：我目前对蒋介石研究很感兴趣，想从这一方面谈谈中国研究的方向问题。首先是中华民国史观的横向拓展，其次是连续性的纵向深度拓展，最后是综合两者所构成的第三视角的相互关联性。

所谓蒋介石研究，并非是针对蒋介石个人的研究，而是对中国国民党的研究，进一步从广义上讲，是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将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与其他政治领导人，如毛泽东及其他第三方势力进行比较，进而相对客观地开展分析。这是中华民国史观的横向拓展。其次是连续性的问题，如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连续性问题。我认为，即使是对中国政治将来如何变化进行分析，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比较的蒋介石研究在中国国民党研究中都是有意义的。从第三点的关联性方面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研究如今正在逐渐接近。蒋介石研究对分析今后的中国政治及中国学术界发生变化的方向性至关重要。同时，也将成为分析日中关系的重要焦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分析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及日中关系时，蒋介石研究都会变得重要起来。我希望能够从探索研究的水平发展、垂直发展及关联性这三个角度推进蒋介石研究。

还有许多问题，但由于我的能力所限，只能从这几点考虑自己将来的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