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1]
杨 敏 郑杭生
摘要：“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理念导向更趋成熟，理论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以及理论社会学的应用研究的兴起，是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重大进展的标志。此外，理论社会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主流题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显著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精神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吸取与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创新性运用、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发展等，将成为下一个五年可以预见到重要趋势。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本文依据第一手文献资料，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中国大陆理论社会学的进展和主要成果给予了概括性的综述，并对理论社会学“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的研究趋势作了一定的展望。
一、“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重大进展
概览“十一五”期间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其重大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理论社会学理念导向的更趋成熟。如对费孝通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研究，以及对其“文化自觉”思想的深入阐发;当代中国社会学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的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思想的提出，给理论社会学研究添加了新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自觉性、主体性、独立性。
第二，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不同传统和范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全球化，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及其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等方面，其中不乏独特性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理论社会学的应用研究的兴起。在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蔚然成风，将理论社会学的成果推向了诸多实际应用领域，如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贫困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等领域。这一方面的进展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整体水平。
二、“十一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主要成果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明显提速，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如下：
1.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持续扩展
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郑杭生：2007)。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一是要有世界眼光，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新的成果和趋势;二是要有草根精神，深入到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脉络。[3]这两种精神指向再一次拓宽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研究者的思考境界。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以更为成熟的心态、更为深入的思考来面对社会学与现实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学术与实践、知识与政治、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等关系(杨敏、郑杭生，刘少杰，李汉林，等)。[4]
2.从“文化自觉”迈向“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1997年，
2008年初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具有全面性影响的经济危机。这是自西方现代性进程数百年以来罕有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暴露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层积弊。中国社会学理论从中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动力，费老的“文化自觉”因之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郑杭生：2009)这一重要思想。郑杭生指出，“文化自觉”是费老多次论述、不断强调，“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6]郑氏从一个独特的视野阐发了中国文化的优秀内涵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内涵的“自觉化”的意义，从而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确定了的宽阔而深厚的思想基础。郑氏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不能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具体途径在于：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7]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学术倡导引起了强烈的回应。研究者认为，讨论理论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社会学基础理论及分支领域的未来发展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洪大用、奂平清、陆益龙、杨敏)。[8]2010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呼伦贝尔学院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趋势。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研究者指出，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迁，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难以做出恰当的说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具有发展的眼光、广阔的胸怀、与时俱进的形态，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的社会动力与思想源泉，从而永葆崭新姿态和旺盛活力(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在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与历史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社会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刘少杰)。当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考量。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成长总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认识这个创造历史的时代，构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意涵(杨敏、郑杭生)。[9]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陈国庆、李巾)，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体系(谢俊贵、严小龙)，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主张、意义与价值(曲波、胡海波)等进行了研究。[10]
4.社会学理论主流题材上的推进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的不同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分离及张力，既是其学术苦恼的来源，也是其学科发展的动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在以下主要的理论题材上继续深入。
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受到高度关注。研究者分析了美国社会学长期陷入了一种“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制约了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中国社会学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郑杭生)。但凡成为社会生活中心任务或重大问题的现象，都不是仅凭实地考察和经验描述就能说清楚的。社会学必须将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刘少杰)。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理论取向或研究构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以往给人们留下的那种“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学术面貌，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水平(谢立中)。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虽然表面繁荣，其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文军)。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张皮的情况，经验研究常常碎片化，不同的研究之间自说自话;而理论研究常常泛于空谈，难以形成积累(童潇)。[11]
二是社会学不同研究传统和范式的融汇。本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研究者分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批判理论和诠释理论在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独树一帜及隐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二元结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脉络及走向(范明林、骆玲、周兆安)等。对于社会学的不同传统和范式如何得以融汇，个体安全研究作了更为具体的探索(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倡导“多棱透镜原则”，对实证范式、解释范式、批判范式给予综合性运用，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等相互结合。研究过程通过基本假设的确立，延伸出具体维度的工作假设，进一步形成相应的操作假设，借助问卷调查展开实证研究。经过一种适当的思想和方法路径，所谓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全球与本土、现在与未来等等“二元范式”，可在研究过程中融为一炉。[12]
三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全球化研究。学者们归结了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主张，从现代性与全球化建构地方性的不同方式入手，展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成伯清)。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必须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文军)。现代性研究促进了理论创新，形成了“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重要范式，并对新型现代性的理念、内涵，以及现代性的困境及转折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创新等，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郑杭生、杨敏)。其他研究涉及了现代性或全球化与代际关系(周晓虹)、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范式之间两极对立的超越(庞立生、王艳华)、社会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杨晓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张小山)，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研究(刘少杰)，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的关系(胡全柱)，现代性与文化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探索(张宝明、潘泽泉、王芳)，现代法律的普适价值体系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在矛盾(郭星华、黄家亮)，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刘崇俊、王超、郭治谦)，以及全球化的社会学研究(孙大伟)，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消费社会学(张敦福)，还涉及了经济社会学(徐延辉)、网络社会学(黄少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陈慧颖)、全球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学(刘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陆益龙)等研究。[13]这些探索不仅深化了中国社会学的现代性研究，而且大大促进了应用社会学和分支社会学的发展。
四是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研究。学者们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风险并发症”(吴忠民)，提出了建立“安全社会学”的倡议(颜烨)，要转变旧有的社会治理思路，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夏玉珍、吴娅丹)，必须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成伯清)。其他如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沈湘平、于天龙)，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罗大文、张洪波)，风险社会与知识社会学(郭强)，社会信任危机的逻辑根源(牟永福)，新型社会风险对农民生活各种层面的影响(王道勇、江立华)，人口问题与社会风险的紧密联系(江立华、周书刚)等。近年来，这一领域出现了另一种研究动向。有学者认为，以往安全研究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而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归宿(郑杭生、杨敏)。[14]
五是关于制度主义研究。“十一五”期间，制度主义研究从引入西方相关研究转向中国本土社会制度的探索已成趋势，如对中国社会分层(林克雷、陈建利)、制度转型与社会流动机制(李路路)、社会问题(罗燕)、社会行动(王鹏志)、财政预算(薛晓斌)、企业绩效(张金荣、李文祥)等研究。[15]总起来看，有值得关注的三大动向：
第一，经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研究。代表性的如“感性选择论”以及“熟人社会不必终结”(刘少杰)，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的文化矛盾缓解机制和文化认同机制(陆益龙)，深入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李路路、王修晓、苗大雷)，以及我国制度变迁过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激励的制度性机制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陈秀峰，李莉)。[16]
第二，法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研究。融合了人类学、历史学、司法学、纠纷调解研究，法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对犯罪人的外部归因和自我归因的研究(郭星华)，对法律在基层法院中的实践、刑事转变为民事案件的法社会学研究(黄家亮)，对法律话语研究中从语言形式到语言内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深度剖析(胡鸿保、张晓红)，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于建嵘)，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是一场“持久战”，应有战略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冯仕政)。[17]
第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制度主义研究。研究者通过制度创新和乡土制度的深入研究，认为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一直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郑杭生)，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处在了一种结构性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如果无法打破这种认识，我们根本无法实现对于乡村社会研究的创造性转化(赵旭东)。尽管中国农村民俗制度生境艰难、日渐式微，但它仍将不断以新发明和新作品，继续成为“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杨敏)。[18]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研究
首先，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进展。学者们指出，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通过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郑杭生)。当前中国社会学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都需要社会学(陆学艺)。改善民生是当前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政策，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有新举措、新突破，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社会公正研究。应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注重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权利，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吴忠民)。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当前，把握了这两个维度，也就较好地把握了社会公平。这种社会公平度、公平感，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郑杭生)。基于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涉及到社会公正的相关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两个方面的建设，前者如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的建设等(李迎生)。如果好的环境资源越来越少，最终能够占有珍贵环境资源的只能是少数人、富人，社会的分化和对立就将进一步加深。在未来，环境安全其实是与社会安全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洪大用)。[20]
其三，社会建设研究。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
其四，“中国经验”研究。学者们对“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如渐进式改革成为我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等给予了论述(
6.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一贯追求中，“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精神。“十一五”期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支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
首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一是“实践结构论”。这一理论是
二是“社会互构论”。《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全书于2010年出版。该著是国家社科基金“十五”社会学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近60万字。从着手研究至成果出版，历时近10年。项目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对我国社会学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社会互构论现已运用于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和应用领域，如制度主义研究、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贫困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等领域。其影响亦辐射到了哲学、教育学、犯罪学、传播学、政治学、家政学等。[24]
三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元理论研究。近期有学者指出：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兴起时间较晚，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也相对较低。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元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费孝通、郑杭生、邓伟志、杨心恒、刘豪兴等为代表，对社会学学科合法性、社会学研究对象、学科建设等研究，形成了一个社会学元研究的小高峰。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个别学者如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社会学理论层次结构、社会学元问题等较全面的探讨，以及谭明方等的参与讨论，社会学界出现了难得的平等自由探讨之风。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的10年，郑杭生、杨敏等人对社会学的元问题、中外社会学家的思想、社会学发展轨迹和变迁趋势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著(王道勇)。研究者亦指出，郑杭生在长期的研究和论证基础上认为，社会学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是同一的，即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互构论具有很强的元理论研究特性：第一，对社会学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各种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并发展创新。第二，赋予个人与社会关系以全新的内涵。第三，对具体场景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系统阐述。此外，如郑氏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实践结构论亦有社会学元理论的意义(王道勇)。[25]
社会学元理论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其探讨涉及到理论的根本，因而处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高端。同时，因其分析阐述的抽象性表达、形式的思辨性、内涵寓意的晦涩性，且内容广泛、论域浩博、体系宏大，使得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异常艰难，鲜有研究者能够断下决心涉足其间。我们期待中国社会学理论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的进展。
其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分支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十一五”期间，分支社会学理论研究加快了步伐，形成了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
一是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研究者指出，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以及社会原因的综合性，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等，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洪大用)。“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王碧峰)。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自然生态和谐的社会，这一认识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创新(李权时)。环境保护历史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相融合等三个战略阶段，这一发展是认识深度和广度的质的飞跃(任勇)。[26]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在描述、解释和范式方面具有跨学科特色(沈殿忠)。发展和完善我国环境社会学理论，既要借鉴和学习国外已有成果，也要坚持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事实相统一(林兵)。中国环境社会学只有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对传统环境思想的挖掘与继承、实现理论的深入性与系统性，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刘立波、于力)。研究者还对与环境社会学相关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以及环境建构主义理论、环境公正理论、社会体制论、社会对策理论等进行了讨论(潘敏、卫俊)。[27]
二是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研究者认为，只有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借鉴西方制度研究的已有成果，对中国社会制度问题开展脚踏实地的创新性研究，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制度社会学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制度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刘少杰)。学者们亦认为，经济社会学不仅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也应用于微观企业预算管理(徐莉萍)，他们探讨了建设安全文化的经济社会学意义(果颖、计永毅)，社区归属感与农村居民外购行为之间的联系(陈卫平、蔡志云)，企业与社会的耦合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肖日葵)，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流行病、慢性病的态度和行为(高其法)，并对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三个研究视角(甄志宏)，资源基础学派、组织学习学派、制度经济学派、经济社会学派以及企业网络的形成机制和战略管理(吴勇志)等进行了研究。[28]
三是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问题、矛盾、纠纷及其化解大大推动了法社会学理论研究。研究者指出，当事人对财产权来源的认识差异加大，不同理解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并发展为不同公正观之间的价值紧张，是社会大量财产纠纷的一个来源(张静)。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混合型特征，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法律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的关系框架，从中可以导出解决冲突的策略(郭星华、黄家亮)。西方的法律被认为是具有反思理性的，其他的文化则被想像为充满了暴力、混乱和武断;现代法律人类学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关注特定的文化中真实的法律过程(赵旭东)。中国人有自己传统文化的底色、话语、范畴和经验逻辑，中国法律社会学要促使中国的法治研究更加注重社会事实，努力创造适合中国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理论(郭星华、隋嘉滨)。学者们对社会学理论与国际私法研究(付哲法)、全球化背景下法社会学理论(姜帆、张霁雪)、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重新定位(彭思彬)、基层社会群体冲突事件(
四是关系社会学理论研究。汇合了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研究，关系社会学成为国内近年来的一个新兴领域。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关系的盛行，不能仅仅局限于作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应该坚持反思性研究的立场，发扬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探索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奂平清)。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我国城市贫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支持网络与城市贫困之间的相关性，应当构建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王朝明、郭红娟)。关系网具有原生性网络、交易性网络和创生性网络三种形式，与之相应有文化、制度、技术三种建构方式。根据不同的关系网形式，可以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的变迁和扩展作出评估与预测(何宏光、李远行)。关系的指向同社会资本的指向有所差别——前者具有个人层面的特征，后者则具有社会与制度性的特征。如果混淆两者，关系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均会遭到遮蔽(翟学伟)。研究者并对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社会网络资本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以及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流动、目标收入、职业流向以及劳职配置的变化等给予了一定的理论关注(张文宏)。[30]
五是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世界沿海各国对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人类针对海洋的实践活动越来越频繁，催生了海洋社会学。围绕着海洋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形成了海洋社会学的特定研究内容(崔凤)。研究者对海洋社会学学科构建应注意的问题、海洋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海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讨(宋广智)。并认为，海洋社会学研究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学科意识，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形成具有海洋特色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并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观点(崔凤)。海洋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进行分析、研究，围绕实现沿海社会和谐发展这一主题，探讨海洋区域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庞玉珍、蔡勤禹)。
学者们对海洋社会、海洋社会的互动关系、海洋文化行为等进行了探讨。海洋作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构成部分之一，影响和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与群体的社会行为;同时，个体和群体也塑造着海洋社会(闫臻)。海洋关系到一个沿海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在面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当口,海洋的确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张开城)。海洋社会学是研究人们基于海洋的各种互动关系的学科。海洋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主要是陆地人群互动关系的延伸。由于海洋是人类长期实践的场所，尽管海洋社会概念值得商榷，但海洋社会学却可以独立成学(宁波)。海洋文化行为是人类在海洋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海洋物质财产文化和精神财富文化时的动作。不同阶层海洋文化行为的具体差异，是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的具体反映(吴建华、李秀斌)。[31]
六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一定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较为侧重实务性和应用性，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这一情况在“十一五”期间有很大改观，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本土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构建成为研究者们的一项共同追求。研究者指出：现代社会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大部分的实践过程和工作技巧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学习和了解社会工作理论，是现代社会工作者必须接受的专业训练项目之一(王思斌、谢立中)。当代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知识和技能为支撑的专业化服务工作，它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社会发展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熟悉政府和社会运行体系，熟练掌握政府各项社会政策等(关信平)。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建设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借鉴西方形成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框架，吸收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土化思想成果中关于社会福利问题的论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紧密结合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工作实际，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理论概括，是可以最终形成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李迎生)。社会工作模式既可以是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演绎而成的。随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社会工作整合模式也开始出现(文军)。社会工作教育不仅要教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社会工作教育要突破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实现教育模式的转型，探索具有本土化的实践性教学的道路(向德平)。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需要领悟传统文化的特性，整合以人为本和集体主义的理念，以融汇视角把握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顾东辉)。应结合中国自身的体制特征和文化特点，对文化背景的重视有利于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一步发展(秦海霞)。本土思想资源对于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为建构一个本土性和世界性兼有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基础(何雪松)。[32]
三、“十二五”期间理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领域
总揽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基本走向，“十二五”期间，以下主要趋势将可能持续推进：
1.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精神的继续发展
近年来，“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费孝通)的发觉和阐扬，中国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两大精神(郑杭生)的提出，从“文化自觉论”(费孝通)迈向“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论”(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形成了强劲的导向作用，将促使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开辟出新的疆域。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推进
承接“十一五”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已经奠定的基础，未来这一领域的探索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涵、概念、逻辑、体系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其他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对话等，将有望推出新的成果。
3.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持续发展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预计在三个主要方向上——基础理论研究、分支理论研究、本土社会学理论范式研究——可能有新的收获。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研究仍将持续发展，推出本土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在分支理论研究方面，如环境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社会学、关系社会学、海洋社会学等的进一步探索过程中，对于分支社会学现有空白的弥补以及理论基础的创新等，都值得期待。基础理论研究和诸分支理论研究的推进，将为本土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4.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介吸取与反思批判
在这一领域，对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检视和审思将更为理性，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将更为深入，对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分歧与共同点的把握将更为切合实际情况。总体上看，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动向和趋势。以及西方分支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展开。
5.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创新性运用
本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实施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建设性工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再研究、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已蔚成风气，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也不可能游离其外。有关传统文化资源的社会学理解揭示了，相当于物质的、有形的、现实的、经济的、市场的资源，非物质的、无形的、抽象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源也十分珍贵，甚至可能更为重要。这一研究趋向将推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社会学与社会思想史、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的融合。
6.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发展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重视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一些基础理论的创新成果持续应用于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组织、社会安全与个体安全、扶贫减贫、生态环境、法律与司法、纠纷、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问题、文化与文明的比较等研究等等。这一趋势在“十二五”期间将持续和进一步扩展。
注释：
[1]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社会学研究“十二五”学科调研工作的通知》，社会学学科进行了五年一次的学科调研工作。笔者承担了理论社会学调研报告的撰写，本文是这篇调研报告的缩稿。
[2]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
[3]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主题发言，
[4]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刘少杰：《快速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与社会矛盾》，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走向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李汉林：《意识形态：人的社会化以及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一种对文献的综述与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
[6]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7]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8]洪大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学海》2010年第2期。奂平清：《“关系社会学”研究反思》，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郑杭生、陆益龙：《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10年6月22-25日。杨敏：《神圣方案与世俗情怀：中西文明的一种比较分析》，2009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创新》2009年第11期。
[9]郑杭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杨敏、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0]陈国庆、李巾：《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谢俊贵、严小龙：《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支点与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曲波、胡海波：《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当代价值》，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4期。
[11]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刘少杰：《社会学研究的提升：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思维》，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文军：《为何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何为——兼论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反思》，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童潇：《访谈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
[12]文军：《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骆玲：《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及应用》，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周兆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脉络及其走向》，载《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社会科学2006第10期;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反思及研究对策》，《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创新》2009年第11期。
[13]成伯清：《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辨——从地方性的角度看》，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文军：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杨敏：《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郑杭生：《新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前景》，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载《社会》2006年第2期。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待机关系》，载《社会》2008年第2期。庞立生、王艳华：《现代性的变革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杨晓明：《全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社会学发展的战略思考》，载《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7期。张小山：《后现代社会理论带给社会学的思考——对鲍曼后现代社会学思想的分析》，载《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刘少杰《社会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胡全柱：《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宝明《“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载《学术界》2005年第2期;潘泽泉《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王芳《文化、自然界与现代性批判——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基础与当代视野》，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郭星华、黄家亮《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黄波《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及其现代性批判》，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刘崇俊、王超、郭治谦《农民工的现代性：和谐社会之重要元素——以经济社会学为分析视角》，载《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张敦福：《多形态的全球化与消费者自主性——评瑞泽尔消费社会学研究新著<虚无之物的全球化>》，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徐延辉：《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黄少华：《网络社会学专题》，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慧颖：《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化的新趋势》，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刘义：《全球宗教复兴与宗教政治——一个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概述》，载《文史哲》2010年第1期。陆益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模式及误区——一种社会学的理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4]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分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颜烨：《安全社会学与社会学基本理论》，载《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年第8期。夏玉珍、吴娅丹：《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沈湘平、于天龙：《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罗大文、张洪波：《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8期。郭强：《试论风险社会的应对机制——风险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牟永福：《信任的存在场域及其困境——关于当前社会信任危机逻辑根源的社会学诊断》，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王道勇、江立华：《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以对皖南S村农民的访谈为例》，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江立华、周书刚：《现代性与人口风险问题：转型期中国人口安全的社会学考察》，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郑杭生、杨敏：《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15]林克雷、陈建利：《当代中国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罗燕：《中国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战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载《北京观察》2007年第2期。王鹏志：《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政治行动逻辑观——“适合性逻辑”探析庄德水》，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薛晓斌：《从社会学角度看软预算约束》，载《求索》2005年第1期。张金荣、李文祥：《现代企业制度效率问题的社会学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6]刘少杰：《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制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兴衰与重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陆益龙：《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的文化矛盾》，《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李路路、王修晓、苗大雷：《“新传统主义”及其后——“单位制”的视角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陈秀峰、李莉：《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中国公益基金会事业发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3期。陈秀峰、李莉：《试论中国公益基金会的激励机制及其实现策略》，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2期。李莉、陈秀峰：《透析我国官办型公益基金会体制特性及其改革的现实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09年第四卷。
[17]郭星华：从“他者”到“主体”——一项关于犯罪人自我归因的实证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黄家亮：《法律在基层法院中的实践逻辑——对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法社会学》，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e/search/result/?searchid=14781。胡鸿保、张晓红：《语言、话语与法律人类学——从<规则与关系>一书谈》，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于建嵘：信访制度改革需要新思维，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yujian/
[18]郑杭生：《中国：一个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社会》，《学习月刊》2008年17期。赵旭东：《乡村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2期;《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杨敏：“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
[19]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的裂痕黏合难题》，《人民论坛》2009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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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
[24]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此外，最新成果如郑杭生、杨敏：《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新视野》，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郑杭生、杨敏等：《社会学的“个人”：现代性意涵及其问题和前景》，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杨敏、郑杭生：《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25]王道勇：《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发言论文，2010年7月。
[26]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洪大用《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代“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专栏主持人致辞》，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王碧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讨论综述》，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8期。李权时：《环境友好型社会——天人和谐观的新飞跃》，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任勇：《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基础》，载《理论参考》2006年第12期。
[27]沈殿忠：《关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几点探讨》，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沈殿忠：《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林兵、陈希贵《我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林兵：《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借鉴与反思》，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刘立波、于力：《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载《华商》2008年第18期。潘敏、卫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综论——兼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9期。
[28]刘少杰：《制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兴衰与重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徐莉萍：《企业预算管理：经济社会学理论思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5期。果颖、计永毅：《建筑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经济社会学意义》，载《中国科技信息》2007年第11期。陈卫平、蔡志云：《社区归属感对农村居民外购行为影响实证研究》，载《商业时代》2009年第5期。甄志宏：《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肖日葵：《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高其法：《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公共卫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为例》，载《卫生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吴勇志：《企业网络理论的四大流派综述》，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2期。
[29]张静：《二元整合秩序——一个财产纠纷案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3期。郭星华、黄家亮：《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赵旭东：《秩序、过程与文化——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郭星华、隋嘉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付哲法：《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国际私法研究的可能性》，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4期。姜帆、张霁雪：《全球化视野下的法社会学》，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2期。彭思彬：《法社会学视角下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之重新定位》，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0]奂平清：《“关系社会学”研究反思》，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王朝明、郭红娟：《社会资本视阈下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分析——来自四川省城市社区的经验证据》，载《天府新论》2010年第1期。何宏光、李远行：《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网的发生、运作和变迁》，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翟学伟：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载《社会》2008年第3期。张文宏：《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载《社会》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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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思斌、谢立中：社会工作专题讲座第四讲社会工作理论，载《社会工作》上半月(实务)，2008年底5期。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途径》，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关信平：《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第12期。文军：《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类型》，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向德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取向及其反思》，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顾东辉：《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冲突及对策》，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秦海霞：《嵌入与契合：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与本土化》，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