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历史总是难以分离的。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所以，当解决“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后，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注目乡村，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由此带来了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兴盛，并逐渐成为史学中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既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对现实关怀的生动体现。

乡村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热点迭出、抢人眼目，相继涌现出诸多新领域。相比较而言，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却在波澜不惊中平稳推进，逐渐成为热点。称其为“热点”，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学术论著相对密集地出版。近10年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论著达数百种之多，如《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李金铮著）、《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郑起东著）、《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1928至1937）》（朱汉国、王印焕著）、《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魏光奇著）等。这些论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丰富和推进了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其中，更有引人关注的系列性研究成果。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主要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彭南生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王笛著）等；王先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主要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王先明著）、《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郝锦花著）、《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李伟中著）等。另外，在研究资料方面有李文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大型资料丛书，其中包括了丰厚的近代乡村社会的内容。于建嵘主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也是较有分量的资料集。

研究成果多以研究专刊和专栏形式集中刊发。渐行渐热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也成为许多重要学术刊物的关注点，一些学术刊物还以专栏或笔谈形式相继集中地推出了一批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成果。不少研究机构定期出版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专辑，如《乡村中国评论》、《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等。此外，以“汇集中国乡村研究的优秀人才，提高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水准，促进中外乡村研究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为宗旨的《中国乡村研究》（黄宗智主编），更对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走热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相关研究成果刊发的重镇。

乡村史研究中的重点

要真正认识中国，就应该从认识中国的乡村开始。这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从现实问题回观历史，以历史学的睿智力求探寻“三农”这一现实问题背后的历史脉系与深层致因，取得了许多反映时代要求、体现现实关怀的研究成果。

近代乡村结构与乡村制度的历史变迁。华北村落结构及其聚居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学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研究表明，华北村落的基本构成、聚居模式、外部形态以及内在结构与明代以来大规模的移民进程相关，这一特点成为学者们研究和认识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起点。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如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对士人深刻久远的影响等。此外，乡村政制的延续与变异，传统保甲与现代政制交错纠葛的复杂关系，乡绅以及知识分子在近代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变动趋向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方面。

近代乡村地权关系与乡村阶级、阶层关系的历史变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以至于革命运动的展开和演化，几乎都与乡村地权关系或阶级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当然，与以往简单地归因于“土地集中”不同，近年来的研究在视角、史料和认识上均有创新，乡村地权及其土地占有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特征被更多地揭示出来，其学术洞察力和解释力显得更为深入。比如，一些研究认为，从制度上看，近代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虽具有普遍性，却并不剧烈。对于乡村社会分层、雇工阶层以及雇佣关系的研究，也从多方面突破了以往既有的模式和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乡村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这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而且，对于乡村革命原因的解释，也更多地关照到乡村社会的具体场景和情状，认为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地用贫困加以解释，它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近代乡村工业化进程。对于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视角不再一般地局限于“冲击与衰退”的思维模式。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曲折经历包含着极为复杂交错的层面，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所表现出的强韧性和对抗能力、在机遇面前所显示出的与时俱进品质以及对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持续容纳能力，也同样值得关注。同时，一些学者还第一次用“半工业化”概念来描述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进程。这一概念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发展的中国乡镇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半工业化”的延续与深化。这种历史趋势的延展和再现，可能蕴含着某种规律性。

近代乡村经济生活与乡村市场。关于乡村经济生活和区域性市场的研究，学者们给予了较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同时，对于一些颇具争议问题的研究，也在学者们相互辩驳的学术争鸣中逐步深化。如有关近代华北农村“衰落论”还是“发展论”的争论，以及关于“过密化”及其争论等。

乡村史研究的特点

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导趋势。这也成为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众多学科和理论方法不约而同地进入乡村史研究，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来认识和阐释乡村问题，在促使乡村史研究不断走热的同时，还形成了理论解说和研究成果多姿多彩的特色。

社会学与乡村史研究密不可分，它始终是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方法之一。学术界的研究不仅仅关注乡村社会学的相关问题，而且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兴起进行研究，力求为当下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寻求学术传统、提供学术借鉴。有的学者梳理了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总体情况，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学者对20世纪20—30年代的定县乡村社会调查进行了学理剖析，认为它构成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篇章，也为当下的乡村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传统；有的学者就20世纪20年代末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做了个案研究，认为这体现了陈翰笙重实证和学科融合的治史理念，为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和范本。

以人类学的视野来解读乡村社会，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取向。人类学由于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似乎天然地就和乡村有着不解之缘。有的研究从江南农民村落共同体意识入手，以地权为核心考察近代江南乡村的变迁，并透过分家析产、宗祧继承、族产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家产纠纷和民间习俗等诸多方面，揭示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的家庭伦理关系和财产关系。有的研究集中考察近代华北农村在农耕生产上的各种结合关系，特别是在当时极为流行的搭套、合具、换工、帮忙、役畜借用等农耕结合习惯，并尝试通过阐释这些农耕习惯的“近代特征”来说明处在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时代性质。

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来解读乡村社会，也是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的趋向之一。有的学者就此做了大量研究，如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等。还有的学者从法律的视角对我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沿革、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而多视角的阐述，客观、立体地再现了近代以来乡村自治的整体面貌。

环境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也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逐渐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重视考量生态环境对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史研究中的环境史（或称生态史）取向引人关注。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