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1892—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人。1915年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与冯友兰同班。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取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务。

在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中，孙本文是一位多产的社会学家，先后编著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1927）、《社会问题》（1927）、《社会学ABC》（1928）、《文化与社会》（1928）、《社会的文化基础》（1929）、《社会变迁》（1929）、《社会学原理》（1935）、《中国社会问题》（1939）、《社会思想》（1945）、《社会心理学》（1946）等20多部社会学著作，并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80余篇论文。

孙本文不是以经验性研究著称的社会学者，其著述偏重文化与社会心理分析，但他仍然强调应用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齐头并进，重视统计学方法的应用并注重中国资料的分析与引证，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引介西方社会学学说

孙本文在介绍西方社会学学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早期注重的是介绍美国文化学派的理论，在1927年出版的《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后，陆续发表了《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社会学的趋势与社会学者的当前任务》、《社会学之近今趋势》、《美国社会学家华特之学说》、《法国社会学家达尔德之学说》、《美国社会学家彭德尔的学说》诸文。又于1945年出版《社会思想》、1947年出版《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对西方社会学学说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建立社会学理论体系

在对西方社会学学说作全面论述的同时，孙本文综合了文化与心理两方面理论体系，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改良进步，影响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要素，欲求人类社会生活之进步，唯在发展文化。他用文化来解释社会变迁，认为“狭义言之，社会变迁，只是文化变迁而已”；同时，从文化角度说明社会问题，认为“许多社会问题，常起于文化失调”。

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发端，演绎出全部体系。在《社会学体系发凡》一文中，他从社会行为出发，首先分析了社会行为的体系，进而论述社会行为本身应研究的五个问题，再据此演绎出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纲领包括：一、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问题，即社会因素问题；二、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问题，即社会过程问题；三、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即社会机构或社会组织问题；四、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问题，即社会控制问题；五、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问题，即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问题。社会行为这一概念极富心理学意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孙本文的社会学是心理学派的社会学或心理社会学。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是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和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中个人的行为或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一方面研究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个人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单位是个人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培育社会学方面人才

孙本文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以社会学为专攻的学问，而以教育为我终身的事业。所以留学回国后，我除担任教授外，曾兼任过学校中的系主任、院长、教务长、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务，及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自己认为这些事情，不过为教育多做一点工作罢了。”1929年至1949年，孙本文长期主持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系务，创建之初的所有科目设置及课程大纲都由他一手拟定。他对教授的延聘，主张兼收并蓄，以学术人才为主，先后聘请黄文山、杨开道、言心哲、吴景超、柯象峰、胡鉴民、何联奎、王政、范定九、谢征孚、张鸿钧、美籍博士郝继隆（A. R. O’Hara）等海内外学者到中央大学任教。而且，孙本文严格训练本系学生，要求学生首先打下坚实的基础，入门的“社会学原理”课由他亲自讲授，并指导学生阅读外国参考书，审查笔记；同时，要求学生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再深入专业训练。

建立社会学组织

1928年，孙本文与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游嘉德等在上海发起组建东南社会学会，作为沪宁地区各大学共同研究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尔后在北方大学教授陈达、陶孟和、许仕廉等建议下，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孙本文任理事长。学社以联络全国社会学学者共同研究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及社会行政为宗旨，每两年开一次年会并创办学社机关刊物《社会学刊》。由孙本文任主编，世界书局承担经费与印刷。

因战时交通不便，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学社仅举行过3次年会，每次都不得不同时在3—4个城市分别召开。中国社会学者于国家危难中召开的最后一次盛会，是1948年10月1日至2日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九届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分别在南京、北平、广州、成都四地同时举行，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年会总题。从学社成立到1948年止，中国社会学社共举行过9次年会，出版20期学刊。

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一种特殊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使它在中国生根，包括‘社会学中文化’等等。”以孙本文和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文藻通过“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孙本文则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阐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做的具体工作：一方面，建立中国理论社会学，包括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另一方面，建立中国应用社会学，包括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

“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性的运动，贵在‘实践’”。但令人惋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一度中断。以孙本文、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没有来得及继续推进他们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只是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留下了有限的脚印，而这些脚印启发着后人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继续思考与实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