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10年里，全球化高歌猛进，但全球风险、全球危机也不时出现。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在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危机。正如澳大利亚总理
一、全球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存在着很深的忧虑，担心全球化的结果将会是“美国化”、“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毕竟，全球化作为一个现代历史进程，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推动力上，都是由西方主导的。“冷战”的结束，为这种担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由单一中心主导正在变为多中心参与。西方社会也开始担忧自己的中心地位，以至于德国明镜杂志将新世纪第一个10年总结为“失落的10年”。
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必然会从单一中心主导转变为多中心参与。这样说有三个主要理由：首先，全球化推动了各个领域的联系和交往的扩大与深化。在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的推动下，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的流动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让全球各个角落的主体获得了参与全球化的机会。马克思说，大工业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相互依存更为紧密。
其次，全球化为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商品和信息在全球范围更自由更快速的流动，为一些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印度、南非和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全球化进程的多中心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从物质层面挑战了“西方中心论”。
最后，全球化也为各个国家和民族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提供了机会。全球化打破了任何形式的封闭。在不断扩大的联系和交往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不仅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了对方，也借助更多的参照系更客观地认识了自己。这非常有利于在观念和思维上打破“西方中心论”，树立对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制度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同步推进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于众多非西方社会的参与，全球化在文化观念、价值范式层面趋向多元。
全球化的发展，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全球化并不是某些人设想的是一个单向、均质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多维度、多主体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日益多样化，个体的、群体的历史将为全球历史增添无限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所预言的“历史的终结”可能只是转瞬间的事件，等待我们的将是绵延无际的“历史的开始”。
二、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全球风险
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通常的判断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过去10年中，SARS、H1N1流感、全球金融风暴、全球气候异常等灾难和风险交替出现，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这把“双刃剑”的锋利。
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后果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成为可能，由此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风险。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
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但是，全球风险意识还只是雏形。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风险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治理的出现，因为只有通过全球合作协调才能应对全球风险。全球化为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全球性共识的达成，现有国际合作协调机制的改革等都是其中的部分。
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命题。一方面，风险意味着机遇。全球风险的产生，往往也是重大变革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双刃剑”的作用必须通过国内制度机制来实现。对于几乎所有国家来说，国内政治依然高于全球政治。衡量国内制度、机制的质量，不能简单地套用是否符合国际惯例，而必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相联系。
三、国家的作用依然重要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被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关系。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一度被宣布“终结”，因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国家难有作为，而解决国内问题时候，国家又无能为力。但是，本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全球化非但没有带来民族国家的终结，反而给国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机会，这对于一直贬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是沉重打击。
首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纽约时报》不得不调侃地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
其次，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加强。这是一个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从G8，到G20，再到G2、“金砖四国”、“基本四国”，大国几乎成了解决和影响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角。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在效果上，远远强于国际组织主导的协调合作。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这些大国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次危机实际上这些大国的危机，而不是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危机。
第三，个别大国的作用更为突出。显然，美国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因此，有美国学者创造出“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这个概念，以说明这两个国家联系之紧密，对世界影响之巨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和中国之所以对相互之间重要，对世界重要，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拥有不同的优势。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相互依存程度、优势互补程度压倒了前者。
第四，保护主义成了国家隔离全球化的“防火墙”。全球化的负面冲击很容易让一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为了本国利益，以邻为壑，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通常也是社会危机，会引发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就会利用保护主义来缓和矛盾，甚至转移矛盾。即便是全球化的倡导者美国也无法避免保护主义的抬头，正在“去全球化”。美国著名政评家扎卡维亚就批评说，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四、中国式全球化道路具有全球意义
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受瞩目的全球现象，中国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之一。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全球化道路。
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半殖民地历史、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得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无时不刻都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1978年后，随着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决策者更加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并注重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提高二者的互补性。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中国的改革路径被公认为渐进改革，以区别于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路径。这种渐进性也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之一。渐进地进入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制度层面的缓冲，确保了国家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主动性，保证了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既要避免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又要防止采取抵制的民粹主义。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种态度和做法都不利于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和条件。自由主义的做法虽然鼓励了资本的发展，但是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应有职能的发挥；民粹主义的做法表明上保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但是会牺牲国家整体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对于全球化采取可管理的立场。一方面，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确保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把提高国家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始终作为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要确保全球化的益处能够向国内各个地区和部门传导，就要对全球化与国内诸要素的互动关系进行有效调控，实现均衡，避免它们同步暴露在全球化面前，产生集体的不适应，引发矛盾和冲突。中国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一是通过加快工业化，整合国内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升级在国内形成“雁阵发展”模式，从而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竞争力。二是通过财政转移、对口支持帮扶以及推进协调发展等方式，不断深化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提高全球化带来的“滴流效应”，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三是通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民和农业抗击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增强国内稳定的结构性力量。
第五，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趋同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往往成为弱势文化模仿（主动或者被动）的对象，并由此消除掉它们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后进者、“小学生”的姿态，对于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等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和冲动。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边学边干”的创新。这种学习不仅发生在教育科技生产等领域中，更发生在政府层面上。此外，由政府推动的“试点-推广”式创新也有利于激发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减少创新风险，提高创新的应用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全球意义。通过快速发展，中国成功地解决了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从总体上增强了全球化的益处。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包袱和忧虑，而是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使世界多极化更加成为现实。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逐步摆脱霸权控制，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多极化的实现是民主化的基本前提。无论在世界市场还是各类国际组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参与对于原有格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了世界谈论的热点。正如“北京共识”提出者雷默所说，中国现在正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中国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汲取其他地方全球化的失败教训。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