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文资源具有深远的意义
费孝通所说的人文资源，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人文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再生性。费孝通指出，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有很多是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
费孝通区分了文化生态与人文资源的不同，在他看来，文化生态谈的只是保护的问题，人文资源则表达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人文资源“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具有阶段性。“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费孝通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才可能发现人文资源的宝贵之处。
费孝通认为，“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
在费孝通看来，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正是这种力量导致了不同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却发展迥异。因此，研究人们这些日常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对区域发展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等有着重要意义。
而保护和利用人文资源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外交流。费孝通以1950年代访问少数民族的文工团为例，指出，民族之间最容易接触和交流的就是艺术，它是靠感触、靠感情交流的东西，而且这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可以有效地沟通不同的文化传统。
另外，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在费孝通看来，从事艺术文化研究的专业学者要做些实际的工作，避免对人文资源的商业化矫饰。
从文化自觉高度观照人文资源
费孝通是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观照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的。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在考察西部人文资源时多次强调，一定要注意民族问题，一定要承认多元性，“在这个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猛烈席卷过来的时候，不要把西部这些多元的文化给冲掉了，给毁灭了。”
保护、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需要学者、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参与。学者首先要了解历史，费孝通认为，应当把人文资源放到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研究，研究的不仅仅是人文资源本身的历史，而是整个历史对艺术的表现。其次要实地调查，费孝通主张选择各种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社区进行考察，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类型比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得出结论。政府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只有“提高我们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大家在文化历史方面的修养，这样，人们才会自觉地去保护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人文资源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1990年代后期，全社会逐渐认识到开发西部在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有关西部开发主要集中在物质文明和经济利益层面，往往忽略了文化艺术层面。费孝通根据自身研究见闻，大力呼吁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
作为一代大师，费孝通有其独具一格的学术思想，他对人文资源的考察研究是以此为基础的。
费孝通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其研究方向要考虑人文方面的需要，需要“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其重视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他站在中西文化互补的高度，试图超越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的简单二元对立，以此拓展社会学的研究界限。
从文化的功能来看，费孝通深受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影响，他将马氏的理论简言为“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在他看来，“文化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再追求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研究文化，是为了把中国文化当中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呼吁保护人文资源，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它。
从费孝通的研究旨趣来看，“志在富民”是其学术研究的基点与归宿。一方面，这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在儒家“学以致用”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费孝通形成了以了解中国、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对社会科学价值观的理解，在费孝通看来，“不存在不产生社会影响的学术作品，影响只有好坏大小以及社会空间范围之别，”诚如他所言，“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