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强调“包容”，摒弃“社会排斥”，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实现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更适用于协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改变增长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使各国在资源获取、人口发展、技术创新、制度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共同进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指出的：“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需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不仅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得到固化，而且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也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分工体系，推动了这些国家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促进增长。在此期间，借助于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旨在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的熊彼特增长。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私有化浪潮迅速展开，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股权分散化内在地要求资本国际化，全球融资活动推动了金融垄断资本攫取利润的范围迅速扩大。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也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新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1980年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登堂入室，成为政府的经济学，代替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美国进行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内主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大力发展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海外，“去工业化”趋势明显，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常出现的日美贸易摩擦，已经显示了美国产业结构“空心化”的危害，但这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壮大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中美贸易争端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形成了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并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国际市场扩张已到达极限，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拓展走向终结。发达国家自我标榜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正在受到冲击，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极大地破坏了包容性增长原则，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发达国家增长的基石。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至于相互依赖，由此凸显了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价值。毫无疑问，中国倡导包容性增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一种积极回应。只有建立起互利共赢，彼此交流合作，有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世界的和谐稳定才会实现。
二、包容性增长需要各国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只有促进包容性发展，才能携手共进。合则互利，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按照自身的发展水平承担相应的国际社会责任，深化各国间的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反对贸易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赢，改善各国民生问题。
世界各国应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实力相一致的国际义务，但一些发达国家却利用种种借口转嫁矛盾，以各种方式推卸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披露的数据，发达国家远未兑现“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的承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远低于联合国设定的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目标。截至2009年，只有5个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这一目标，2010年发达国家更是纷纷削减或推迟了发展援助承诺。
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以美国的伯纳德·鲍莫尔最具代表性，鼓噪中国不能再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必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很明显，他们是在借机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推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贸易平衡等全球性或国际性议题上都采用相同的手法，一些发达国家舆论无视中国人均能源消耗低的现实，热炒“中国跃居全球最大能源消耗国”，试图迫使中国承担不合理的减排义务，而真正的“排放大户”美、日、欧等，却在履行自身减排义务时拖延、推搪。
除误解中国发展的人外，一些持有类似“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是别有用心，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剥夺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环境等领域应该享受的优惠条件。有些国家想在国际经济利益博弈中迫使中国作出牺牲，使其本国受益。一些西方国家还在重大国际谈判中挑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而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况且，中国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挑战，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方面的覆盖面和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其出口还以加工贸易为主，自主创新的成分比重太小，缺少世界品牌；中国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还明显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决策地位还不高，在参与制定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的影响力还不强，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的定价权还非常有限；人民币还不是世界硬通货。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相匹配。
目前，尽管许多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略有不同，但公认的发达国家只有30多个，其中包括大部分西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人均年收入都在几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其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也遥遥领先。因此，倡导包容性增长就在于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推卸责任。
但美国一意孤行，制定政策时，为一己之私，完全不顾国际社会的利益。在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加快，通货膨胀初露端倪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实行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将在2011年6月底以前逐月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同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不变。美联储希望通过注入巨额资金进一步压低美国长期利率，提升通胀预期，鼓励企业借贷扩大生产，促进就业和消费，避免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再度衰退的境地。这一政策的实施，或许对美国短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货膨胀预期加大，经济失衡风险进一步加剧，对美元贬值的预期更加强烈，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在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国内外批评之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却反戈一击，把矛头重新对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才是问题的根源。
当前美国让流动性进一步泛滥，新增的流动性也不会迅速进入实体经济变为资产，而是流入金融机构和海外，催生新的资产泡沫，造成很多国家被动进行干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近日批评伯南克的政策“脱靶”，因为这样做会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导致美国民众手里持有的美元不断贬值。显然，由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联储若采取新的定量宽松政策就会使得“开闸洪水”溢出国门，给其他国家带来汇率波动、资产泡沫、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等诸多冲击。这一方面会造成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会给其他国家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挑战。
法国学者德洛奈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不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美国利用美元优势不负责任地降息和滥发美元，必然催生金融泡沫，最终传导到其他国家，会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危害。
三、包容性增长是对美国式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警醒
中国作为人均收入不到4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美国提供巨额融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美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能被世界更多的国家效仿。美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强大的美元霸权、巨大的贸易逆差、超前消费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业和不断翻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支撑着美国居民的过度和超前消费，居民储蓄率近乎为零，投资完全靠美元霸权所吸纳的其他国家外汇盈余，刺激经济实现表面的繁荣。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诱导下，普通居民也纷纷投身到高消费的热潮中，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商业银行也在为居民提供消费信用、透支消费的过程中赚取越来越多的眼前利润。由于社会普遍性的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所形成的巨大债务漏洞是不可能无限制发展下去的，建立在巨大债务漏洞基础上的信用链条必然会断裂，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不改变这种消费方式，旧的危机还没有熨平，新的危机就会出现。
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虽然有助于个人能力乃至经济活力的发挥，但对利己主义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贪婪成为一种企业病和社会病。美国引以为豪的整体金融体系在国际上畅行无阻，可以创造出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任何一种能力优势发挥都受到“过犹不及”普遍法则约束，过度利用优势就会造成危害。
20世纪前半期，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甚至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美国过去实力很强的制造业领域也面临严峻挑战。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13010亿美元，进口21660亿美元，赤字8590亿美元。美国服务业出口5220亿美元，进口3640亿美元，顺差为158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仅为货物贸易赤字的8.4%。显然，美国过度依赖外部储蓄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危害。
正是因为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如高科技通信和信息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业、教育、卫生等，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到80%以上。尤其是金融业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追求创新的旗号下，金融衍生产品花样翻新，魔法一般地使美国人更“有钱”了，他们从虚拟经济中获得了远比实体经济要高的报酬。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金融期货和现货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过度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无止境地通过货币来追逐货币，即“以概念化的资本流动”来赚钱，导致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非常容易诱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使相关国家财富迅速蒸发，本世纪初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2004年其人均GDP下降到3000多美元，不足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1/3。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仅在当年给世界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
美国“去工业化”后，完全依靠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增长，经济繁荣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已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证实。可见，包容性增长的倡导是对美国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警醒，只有改变这种方式，才能推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四、中国倡导包容性增长带给世界惊喜
从世界和平的视角看，如果富裕国家更加富裕、贫穷国家更加贫穷的“马太效应”日益严重，世界不可能实现和谐稳定。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无疑体现了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内涵，它表达的是国际社会普遍共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中国不断践行包容性增长已经带给世界惊喜。
根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尚有14亿人生活在每天仅消费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虽然比1981年的19亿贫困人口有所下降，但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2005年，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贫困人口较1981年时至少增加了1亿。而且，目前全球有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不能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不能惠及所有人群的经济发展，既有违社会公正，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致力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国际行动。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刚刚蔓延之际，迅速出台了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力度远高于其他国家，高出排名第二的韩国近一倍，是美国的近2.5倍。这不仅使中国经济最早得到恢复，而且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升至10%左右，中国的内需净增长了13%，为整个世界经济贡献了1.6%的增长。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正是得益于中国需求的拉动才在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2009下半年，美国对全球（除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下降了13%，但对中国地区的出口却大幅增加了15%；而在2010年一季度，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超过了40%。可以说，中国在危机最为严重时期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行动，并通过贸易渠道带动了全球经济复苏。
在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时务实，有针对性，总体是高效的。这些措施使中国经济率先回暖，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这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在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大幅升值了14.5%。
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中国负责任有道义地支持他国发展，中国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一本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其中推断出过于乐观的预言，认为中国在2050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值仍远低于美国。幸而雅克最后的结论与骇人的书名相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他认为，从中国崛起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会重新坐上世界优秀文明的前列位置。因此，一个大国不仅要具备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更需要考虑向世界提供一种文化和制度参考。中国要有大国心态，通过包容性增长的实践努力，给世界了解自己的时间，也要积极创造机会让世界了解自己。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