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证了宗教的起源与存在源于人们对于现世付出与回报矛盾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矛盾之间的不满的理性思考。宗教的基本形式构成是人与神之间带有经济性质的物质交换。基于这类交换，宗教的社会价值功能产生。而在社会变迁中，人们逐渐发现了宗教特有的工具功能。通过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之间的比对，判断出宗教的现代性与社会运行的合理性。
关键词：宗教 工具功能 社会现代化
考证人类文明的进程，宗教的产生可能比政治经济的历史还要古老，自人类开始了思考以来，对于博大无边的自然现象以及命运的思考就成为宗教必然的萌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一直存在于这个如车轮般运行的社会中，无论其是否科学，无论其是否理性。可以说，一直以来宗教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这类影响依然会继续下去。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变迁的历程并没有对宗教产生抹杀式的作用，宗教如同麦田中的阳光一样，一年四季虽然散发的热量不同，早晚的方向不一，却由始至终的从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照射着金色的麦浪，呈现着不同的色彩。
费尔巴哈指出：“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在此，我们可以苟且的理解为，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缓解人类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矛盾的作用。所以，宗教的本身是人类缓解主观与客观世界矛盾的某种形而上的工具，同时宗教又可以理解为，人们所希望达成的、主观与客观世界完美统一的价值。因而，宗教之于人类社会的作用中，不可避免的带有了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
对于这一属性的分析将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中人们创立并信仰宗教的目的与宗教实际影响之间，宗教创立之初人们对于宗教的期望与信仰目的与现在对于宗教的态度与信仰目的之间的差别与矛盾，并从这些矛盾中寻找出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的影响。我们期望通过本文，创造一个独特的视角为现有的宗教划分出社会作用上的发展阶段，并以宗教为尺度，来衡量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在此，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对于宗教功能的讨论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其客观性事毋庸置疑的，所以作为一切的前提，我们有必要由宗教理性说起。
理性人假设与宗教理性
早期的社会学家一直以来认为宗教是“前科学的、非理性的产物。”这一结论随着对于宗教的深入研究被经典大师们逐渐证伪。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学开始作为科学的使者与宗教接触始于不朽的大师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迪尔凯姆。此后，对于宗教理性的研究集中于交换理论与补偿理论上。社会学家斯达克以经典的理性人假设论证并指出了宗教理性的存在。而我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论证和阐释来说明补偿理论的思路。
首先，基于理性人假设，人在社会活动中，必定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即以尽量少的付出得到尽量多的回报，其最低的容忍限度是付出与回报相等。然而，迫于社会的生产条件，分配关系等物质性条件，人们在长期的总量上，付出与回报似乎并不能达到期望中的平衡。所以，人们的思考认为，回报可以分裂为有限的回报于无限的回报，而后者则被认为在人类寿命有限的现世无法达到，所以“来世与前世”基于这种理性补偿思想应运而生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人们处于对付出应有补偿追求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是可控的，经过判断的。
所以，宗教拥有者鲜明的经济特征，人们——消费者以信仰向神——商人交换补偿与保护——商品。这一交换途径构成了任何宗教的基本体系，如果人们获悉神不会给予他们补偿与保护，那么信徒们则不再相信宗教。“宗教经济”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斯达克指出宗教经济“是由一个社会中所有宗教活动构成，包括一个现在和潜在的信徒的‘市场’，一个或多个寻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从运行上证明了宗教的理性成分。
例如，人们对于现世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并获知信仰上帝可以在来世获得这种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补偿，所以人们决定信仰上帝。作为交换，上帝将通过某些与人类沟通的工具（教会，圣经，牧师）告知信徒们他们将在来世或者天堂获得回报与补偿。双方形成了无形的宗教契约，人们用以丰富精神世界，宗教用以发展壮大。
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与补偿理论，我们认为，宗教是理性选择的产物，即宗教的起源与基石存在着理性的成分。
而同时，宗教信仰的非理性成分必然存在，这也是宗教本身无法改变的必然。所以我们认为，宗教的组成要素与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中，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始终并存，而这一属性将导致宗教在功能上的首次分化。
宗教期望与异化
我们发现，人们建立并信仰宗教之理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与神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旨在令信徒获得在现世付出中所无法得到的回报，解决“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以上可以认为是宗教建立或说诞生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期望宗教所达到的目的。这一目的是经由理性思考形成的理性决定，它带有期望的性质，人们期望通过宗教获得利益，这便是宗教的价值性。换言之，宗教是基于理性的价值判断的产物。
带有人们理性和非理性期望的宗教产生以来，人们便不断地审视宗教的实际总有与他们对宗教抱有期望之间是否是一致的，或者说，人们有没有从信仰宗教这一社会活动中获得在现世没有得到的应得的补偿和保护。这一比较的结果将永远无法知晓，因为人们无法看到来世的情况，所以宗教价值性与实际期望之间的矛盾变得模糊不清并且永远无法解决，宗教这一方面的作用也就得不到验证，但相对的，宗教在其他方面的，人们在宗教建立之初并没有预期到的作用，甚至是不期望发生的作用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社会发展史上。
政治上，一方面宗教渗透到社会控制的体制中，并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对民众进行控制，保障国家机器的运转协调。这一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帝王时代的中国印度尤为突出，梵蒂冈开始以神的名义左右世俗世界，对国家统治进行遥控；皇帝开始祭拜祖宗，颁布礼法；默罕穆德则干脆直接统治国家与宗教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宗教成为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发动战争、掠夺资源的借口，成为殖民扩张、掠夺与屠杀的保护伞。并以惊人的速度完善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疯狂的阻止自己的后生兄弟——科学的成长。
社会上，宗教开始束缚人们对于物质上天然的或者后天的，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欲望，无论是对于金钱的追求，对于地位的渴望，对于女色的向往，甚至是对荤食的食用都被宗教所禁止。而这却又恰恰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期望与信仰目的。宗教成为婚姻的见证者，成为艺术的描绘对象，成为人际关系的调和者。
以上种种作用都与人们对于宗教的期望与信仰宗教之目的无直接关系，有些甚至是矛盾的，所以从功能论上来说，宗教产生了人们并没有预期到的异化。这一异化使宗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功能，这些功能并非人们创立的本来意义，但却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在他们看来带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宗教被某些人利用了，宗教从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创造的产物转变为了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利用的工具。前后两者目的不同，两个“人们”也似乎不是一群人。
宗教的异化，或者说宗教第一次沦为工具的过程似乎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完全陈述的巨大影响，欧洲的文明停滞不前，土耳其帝国断绝商路，中国则做着所谓“天朝”的美梦固步自封。从这一意义上说，宗教似乎对文明的进程与社会的变迁起到了反作用，然而，这时的宗教毕竟仅仅只是工具而已。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宗教“可以被利用”这一属性。随后的宗教开始了由一种工具转变为另一类工具的过程。
宗教的现代功能转变
经典流派如迪尔凯姆等大师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将宗教对于维系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推崇备至，而这一功能的出现同样无法离开宗教从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创造的产物到为了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利用的工具的这一过程性转变，而在近现代，宗教功能则发生了第二次大的转变，这次转变的性质似乎是宗教从某一层面上被利用的工具转变为另一层面上被利用的工具了。典型的事件如英国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等。
在这次转变中，宗教在政治上的功能被弱化为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绝对的软控制，基督教在美国和西欧诸国成为维护民主稳定社会的工具，它继续将契约制维持在无法撼动的高度上，并把民主赋予神的意志。宗教开始要求人们尊重被改造过的新的伦理道德，引导人们重温已经不具杀伤力的文化遗存，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同时，人们对于宗教最原始的理性期望——宗教的价值功能依然模糊的存在着，人们依然若有若无的相信着来世或者天国里，自己可以得到神所赐予的依稀的模糊的补偿，只不过这一补偿已经逐渐减少，人们对于补偿的渴望已经逐渐变淡。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的付出与回报之间的矛盾正在逐渐缩小，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正在逐渐平息，做到这一点的正是宗教同父异母的弟兄——科学。
虽然如此，宗教的作用似乎依然无法替代，依存于宗教生活中人们所向往的终极关怀是科学永远无法企及的制高点。所以，无论如何，费尔巴哈所谓的人类精神之梦依然没有苏醒的预兆。
宗教现代化与世俗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变迁，宗教功能一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当宗教价值功能凸显也就是宗教产生之初，人类社会处于落后而思想活跃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逐渐沦为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其工具作用得到空前的强化，价值功能处于可有可无的虚无缥缈的地位时，人类的社会发展到了封闭而集权的封建时代，当其工具功能弱化并与价值功能达到微妙的平衡时，其产生的作用却是最有利于社会变迁的。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宗教现代性的问题。宗教的现代性可以被视为宗教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程度，亦或宗教受现代社会影响改造的程度。通过以上的阐释我们发现，宗教的现代性与宗教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密不可分。
所以对于宗教功能的衡量可以被视为宗教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我们有理由以宗教的两种功能为尺度对宗教进行缜密的对比，从中发现宗教现代性的标志有哪些，那些宗教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要求，那些宗教需要被现代化。
这一问题集中于“神”的讨论上。
回顾关于宗教中补偿与交换的论述，我们发现，信徒在宗教经济中作为消费者以信仰为货币向神交换在现世无法得到的补偿。这一带有经济性质的交换成立的前提是：“神”可以提供这种补偿。换句话说，神可以生产人渴望得到的东西，所以人期望着从神的手中对这些需要进行索取，这是一种交换的过程。
在中国，这一交换和补偿的过程变异了，在西方，人们不会幻想成为上帝，穆斯林也不会幻想成为真主，但中国人的宗教中，佛和仙却是可以通过信仰宗教而成为的，所以，佛教与道教的神是有形的众多的神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是无形的唯一的神。这就导致了上述交换在某种意义上遭到了破坏，换句话说，神对于人的绝对性丧失了，相对的，神对人在于各个方面的控制也就同时减弱。
在这一意义上，宗教的工具价值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人们开始考虑的问题由怎样从神手中交换变为怎样成为神并与其他人交换，而神也就自然而然的具有了人性，人们开始失去了对于神的畏惧，并开始贿赂神。换句话说，神的作用开始被同化。宗教逐渐变的世俗化了。也就自然而然的失去了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而世俗化的宗教如果无法通过教义上的改革进行革新，其后果只有消亡。
这样，我们发现了存在于不同社会宗教的不同结局，基督教逐渐沦为现代化社会的特征之一，其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相互并存，达到平衡，人们信仰宗教并希望获得上帝的补偿，社会利用宗教形成民主制度与道德规范的保护网，协调着契约社会关系。伊斯兰教停留于工具功能强大的阶段，成为对于人高度控制的制度性保证与社会工具，其价值功能依然存在且并未弱化，但相对于工具作用显得较为渺小。道教和佛教则因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基本交换而使其之于社会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一并弱化，加之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泛滥，导致其走向消失的边缘。
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现代化与宗教的现代化在很多意义上都是普遍的同步的。一个社会其运行越合理，其现代性越强，这个社会中伴生的宗教就越具有现代性，这类宗教的工具功能与价值功能则同时存在且处于平衡的状态。一个社会其运行出现病态，则其伴生宗教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之间往往出现脱节，甚至出现崩坏与消亡。如果如迪尔凯姆所说，宗教有利于维护现有社会结构的话，这一宗教上的转变则又会反过来加速社会结构的病态化。这一论断，是基于宗教的工具功能而言的，既然宗教具有客观的工具功能，则宗教就拥有一种催化的能力，这种催化可以把社会向好的方向指引，同时，当然也可以把社会推向病态。
当审视中国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这个社会所伴生的宗教信仰已经逐渐趋向虚无与消亡，宗教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宗教文化逐渐成为遗存存在于社会中，宗教仪式也不带有严格的信仰意义。人与神之间的交换腐化堕落，并脱离于社会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为监督者的虚无化与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的不存在而变得尔虞我诈。如果统治者能够接受的话，一场全面意义上的信仰改革势在必行。
综上，我们认为，宗教的起源与存在源于人们对于现世付出与回报矛盾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矛盾之间的不满的理性思考。宗教的基本形式构成是人与神之间带有经济性质的物质交换。基于这类交换，宗教的价值功能产生。而在社会变迁中，人们逐渐发现了宗教特有的工具功能。通过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之间的比对，我们可以判断出宗教的现代性与社会运行的合理性。
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拓展，并由此衍生出宗教与科学，这二者同样基于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同样作为价值与工具发挥作用。作为一位涉足社会学的人，我的学科精神要求我必须以平等而理性的心态去审视宗教这个与我们处于不同世界的事物。在与它做短暂接触后，我逐渐发现，对于宗教的批评与表扬，对于神的信仰与排斥，无不基于宗教对于社会的工具性上。然而，这种工具，这种对于工具的评价在我的国家被直接以非理性的疯狂态度清洗于无。中国的信仰的草原此时此刻并不是遭到大火焚烧，也不是被修剪为整齐划一的盆景，而是被无知者一根一根的连根拔起，在社会变迁的时空交错中逐渐沦为一片沙漠。然而，我依然相信，在这片沙漠中，依然会有坚强的种子存在，只要我的国度依然拥有有心的人，有热爱生活的人，有善良的人，有行走于物欲横流中坚定而孤独的寻求终极关怀的人，中国的信仰之花，依然会盛开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费尔巴哈将宗教比喻为人类精神之梦，然而我苟且的将它比作人类精神之翼，并对其报以终极的绝对的期望，希望信仰能够载着人类的想、思想与精神飞出乌云而行于天际。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罗德克·斯达克：信仰的法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张路：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5。
[4]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广西师范大学，2000。
作者简介：白吉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