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大军”都是国家的智库
自从提出加强社会建设，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家龙腾虎跃，著作如雨后春笋。社会学的理论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吸纳和运用。有人说，中国当今的社会学有“三多”：出版物多，研讨会多，院系所建得多。社会学的队伍风起云涌，不断壮大，学校、科研、党校这是三个老阵地，近年军队里也成长起一批社会学者，不单是军事学校，还包括舰艇上，边防哨所里都有人研究社会问题。还有党政机构，不单是党政机构的研究室，还包括一些直辖市所成立的、与社会学理论相衔接的社会工作党委、社会建设党委等等，都是社会学的正规军，社会学的“五路大军”都是国家的智库。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上，举办了“5＋1”场世博论坛，其中有好几场紧扣社会学理论，来自几十个国家的社会学者共同切磋、砥砺社会学的热点问题。此外，来到世博会上的外国社会学者又应邀到国内好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座谈。2010年是中国社会学大繁荣的一年。
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剧增
20多年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料上说，社会学有80多个分支学科。90年代，美国的材料上说，社会学有110多个分支。21世纪之初，南京社会学界统计，社会学有170多个分支学科。
近年，随着对民生的深度关注，民生社会学在中国诞生、成长。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日趋完善，社会保障学在大踏步前进。社会保障了百姓的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百姓就会保社会平安。反之，社会不保障百姓，百姓也不保障社会。中国社会学界坚持不懈地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过大，发出预警，用“社会张力”理论来剖析差距过大的危险性，提示人们重视社会的协调和均衡。
近年来，以流速快、流量大为特点的中国人口流动，丰富了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中国社会学界用其社会适应理论来引导社会水平流动的有序和健康，又大力倡导垂直流动。传统的社会适应理论只强调正适应，中国社会学界十分正视负适应，主张城乡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力戒与城市病同流合污。
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社会组织直线上升，欣欣向荣。社会学界批判地吸收国外组织社会学的七、八种流派和主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组织学。
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宗教政策日趋完善，极大地调动了宗教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吸收宗教界的高见，在第一版发表了《和谐社会从心开始》的评论。2010年在部分城市，除了原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五大宗教以外，又试着开放犹太教、东正教。多教并存，发展了中国的宗教社会学。
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46%，是极大的好事。但社会学界指出，考察是不是已提升为城市，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社会指标，应当把公共服务列为的指标，从而提升了城市社会学。
在2010年的世博会上和过去的抗震救灾当中，都发挥了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世博会上深受欢迎的“小白菜”，以及广州亚运会上的志愿者，他们的运作方式，充实了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社会工作写进了中央文件，社会工作人才列入了全国的人才计划。
不仅如此，中国的社区建设提升了社会学的社区理论。社会调解的普及，提升了社会心理学理论。随着对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扶植，一门体系完整的贫困社会学也正在破土而出。
社会学的创新点破土
先行先试的社会建设实践，给社会学家撑了腰，壮了胆。推动社会学界敢于接触敏感点，敢于冲破禁区。许多敏感点正在社会学手中变成理论生长点。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由社会学界有才华的学者提出后，受到过严厉批判，后来又受到中央肯定，得以推行。
社会分层的问题本来是讳莫如深，中国社会学界率先写出社会分层的著作以后，受到无端的批评。可如今社会分层的作品百花齐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能不分层呢？
在承认分层以后，又有人忌讳“中产阶级”的提法。殊不知，只有中产阶级发育壮大了，才能形成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橄榄形”的社会稳定结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社会学人一度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改用“中等收入群体”。可现在“中产阶级”已为多学科采用。
后来又有人禁用“弱势群体”的概念。历朝历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有“弱势群体”，为什么中国没有呢？社会学界大胆著文，发出“有没有弱势群体的争论可以休矣”的呐喊。如今“弱势群体”已成为各级政府关怀的主要对象。
正当“兼顾公平”成为主流意识，“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成为权威说法时，社会学界立即挥笔否定这些“贬低公平”的错误观点。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制造“两极分化”的舆论。可喜的是，在刚刚发布的中央“十二五”建议中纠正了上述言论，更加注重公平。
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看是节节上升，横向看却是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不高。中国的社会学界正在就社会组织还要不要找“婆婆”，能不能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开展研究和试验。包括农民能不能恢复农会，村民如何自治等，社会学人在做超前研究，即将有新的突破。
中央领导同志讲：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是的，是社会建设的春光照进了社会学，春水浸入了社会学，春风吹拂着社会学，还有许许多多长于春耕、春播的园丁在指导着社会学。一句话，是祖国的春天带来了社会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