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艾滋病研究领域所涉及的一些民族和性别问题。首先应该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历史很短。由于一度把艾滋病的流行视为一个纯医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界直到很晚才认识到对艾滋病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没有实证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而在新千禧年前，中国社会学科界在艾滋病问题上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声失语”状态（翁乃群，2001：17）。这种状态的转变发生在2001年初，其标志性事件是《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资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召开的“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吸引了100多名社会科学家、公共卫生研究者、卫生部门官员以及医学专家的参与；会议不仅回顾了社会科学界对性工作、同性恋、毒品滥用等问题的既往研究，还明确了一部分研究课题和经费来源，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艾滋病问题创造了一定条件。两年后，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批初步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与会者围绕着艾滋病流行引发的伦理、歧视、人权、防治模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潼福，2004）。此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刊载涉及艾滋病问题的学术论文和实地调查报告。一些学术期刊还组织了艾滋病问题专栏。例如，《社会观察》2005年第11期在“中国防艾二十年”的主题下探讨了中国艾滋病预防模式的变革、艾滋病流行的女性化趋势及立法和公共政策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在“医学人类学”栏目下刊登了一组侧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题文章。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考察了艾滋病领域的众多议题，如女性性工作、男男性行为、青少年吸毒、中原农民卖血、经济后果、社会歧视、社会支持，以及法律、人权、保密等问题。[①]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沿着两大思路铺开：一是社会文化分析取向，比较关注价值、态度、信仰、行为模式、群体动力和社会心理；二是政治经济学取向，比较强调社会不平等、市场作用、人口流动、国家政策及制度化的制约。两种取向尽管迥然不同，但并非彼此矛盾。事实上，这两种研究取向通常相互交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民族和性别这两个变量，是因为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换言之，这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艾滋病流行过程中，民族和性别问题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防治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艾滋病高发区涵盖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和少数民族地区。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于欣先生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只占8%，但在艾滋病报告病例中，少数民族却占到了36 %；当时在云南省，傣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占到了当地累计艾滋病病例的80%（于欣，2000：247）。于欣还指出，截止到1998年9月，全国累计艾滋病报告比例共11,170例，其中2/3是静脉注射毒品所致。

自2000年以来，由于汉族感染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少数民族感染者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但根据从事艾滋病疫情监测的专家估计，少数民族感染艾滋病的问题仍然很严重（见景军，2006c：133）。根据我们对各地累计病例报告数的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共26万余例，其中云南占23.96%，广西占16.29%，河南占16.22%，新疆占9.4%，广东占8.7%，四川占7.3%。换言之，这六个省区的报告数在2008年底共占全国累计病例的81.87%。到2009年年底，这一比例仍然没有很大改变。我们在此应该说明，在上述六个省区中，云南、广西、新疆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在云南、广西、新疆人口构成中，少数民族都超过一千万，分别占当地人口的34％、38％、59％，同时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0％之多。另外，四川省艾滋病高发区凉山州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②]假如不计算凉山州的病例，四川也就不会算入我国艾滋病高发省区之列。

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我国人类学家一直比较关注少数民族的易感性。在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影响下，清华大学的张玉萍女士（2005a）从“文化生存”的角度探索了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时面临的风险和易受伤害性。“文化生存”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大卫·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在研究巴西原住民时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指少数民族能够回忆自己的过去，同时也能够决定其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③]从文化生存的角度出发，张玉萍指出，在艾滋病来临之前，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已经面临了一连串的危机。为此，她详细考察了农村贫困、市场经济、历史传统、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等因素如何增加了少数民族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她指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教育、医疗服务以及工作技能的缺乏，使少数民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预防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还涉及到了生存环境的改善，包括贫困的减缓、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人们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利用率（张玉萍，2005a：37）。因而，她提出探索适应少数民族的防治模式，以取代“一刀切”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翁乃群（2003）、中央民族民族大学的候远高等人（2004）、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2007）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翁乃群（2003）曾指出，“高危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我国公共卫生界相当盛行，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行为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这也就是说，艾滋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既有生物学和行为学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和文化的渊源。这些学者还坚持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一定要坚持反对污名化。否则，艾滋病话语的建构很可能会成为少数民族受歧视的另一起因。

这些学者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的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庄孔韶在一系列论文中详尽考察了云南小凉山地区的彝族人民如何运用民间盟誓仪式和家支与社区监督去帮助吸毒人员戒毒（庄孔韶，2005；庄孔韶，2007；庄孔韶、杨洪琳、富晓星，2005）。他发现，小凉山彝族的家支组织相对强大，习惯法对其成员依然有很大的约束力，因此，他们试图借助地方多种文化力量来战胜毒瘾。

在庄孔韶拍摄的社区戒毒纪录片《虎日》中，“祭祖”、“喝血酒”、“盟刻”和“转头”四个前后连贯的戒毒仪式，凸显了小凉山彝族的习惯法、家支组织和信仰的强大约束力。古老的习惯法规定了喝血酒盟誓之后一定要履行诺言，如果他们誓死盟誓后再吸毒，就不值得活下去。这些仪式充满了彝族宇宙观与信仰特有的象征意义，强调着超自然的力量、因果报应，及族群认同对于个人的重要性。由于这些仪式需要吸毒者本人参与，需要社区中每个家庭成员参加，因而它们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有效地充当了公众教育的平台。小凉山戒毒仪式结出了令人惊喜的成果，跑马坪的彝族戒毒活动两次两组人分别取得了64%和87%的重大成功率。

而在十年前，庄孔韶初次报告其调研发现时，一部分官员、医学与公共卫生界的科学家持批评的态度。一些人指出，运用“封建迷信”促进戒毒和防艾事业有问题。诚然，直至文革后的20余年间，上述盟誓仪式仍在官方或被媒体视为“迷信活动”。另外，《虎日》包含部分杀生献祭的镜头（影视人类学片特定标注，非一般公映纪录片），以及来源于古代的以死盟誓的情节。这让批评者感到极度不安，他们担心这些仪式有可能再次伤及人的生命。

庄孔韶在研讨会上和学术论文中对上述批评一一做出了回应。他指出，人类学相信任何民族的传统信仰都是真诚的，这是现代民族关系和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不能以外来价值观武断地把一个民族的传统信仰评判为所谓的“封建迷信”。由于人类同时具有肌体的生物特性和后天的文化特性，这意味着人类解决毒瘾难题的思路有两条：一是来自医生与公共卫生专家的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与应用实践；二是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的非科学主义的研究策略，即寻找区域或族群文化的力量。上述小凉山彝族仪式就是汇聚了来自古代的多项彝族文化要素——信仰、盟誓仪式、习惯法、家支组织、尊严、诚信、责任、族群认同、亲情教化与遵从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一个巨大的、难以量化的文化的集合力量；如果它可以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何乐而不为！

至于以死盟誓，它起初来源于古代彝族人的诚信、责任和履约的美德，当年红军过彝区和头人小叶丹喝血酒盟誓的历史记录正是尊重彝族传统文化的做法。他还反驳说，历史上如果彝族人因做错事被开除家支，他们通常会选择自杀，因为这是挽回个人与家支尊严的唯一选择。家支组织是彝族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根本依靠；离开了家支, 就没有了彝人的个人本身。在一个严密的亲属体系中，被开除家支就等于被宣判了“社会死亡”。因此，一旦彝人被开除出家支，选择自杀来承认自己过错并同时表示对家支的忠诚实属一种当地民众所认可的行为。庄孔韶特别强调，吸毒人员在整个家支族众面前的戒毒誓言是一个庄严的许诺。在彝族人看来，吸毒人员如果违背诺言，就会遭到神灵的责罚，就会像戒毒仪式上的鸡那样死去。显然，自杀誓言意味着没有成功戒毒的那些吸毒者要在“社会死亡”和“身体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然而，为了防止吸毒人员的自杀，这些参与社区戒毒的家支仪式中，增加了一个防止自缢的邻里保人监督体系。[④]在戒毒期间，吸毒人员既是家支管理和监督的对象，又是家支保护和帮助的亲族成员；家支不仅要负责戒毒人员的生命安全，还要尽力让他们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在庄孔韶看来，杀牲献祭古今有之，在彝族日常生活中更是常态，倒是城市人不习惯，为此，现代电影也开辟了分级制度。因此，《虎日》每次播放都要声明“儿童不宜”，但在专业人士的放映活动中，在讨论和戒毒禁毒相关的巨大生命抗争意义时，杀牲献祭反而是他们特意保留的重要片断。同我国以往戒毒模式相比，这种地域性的戒毒模式似乎更加符合少数民族社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类同生活方式的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甚至在更广大的中南半岛和东南亚都有一定的戒毒禁毒借鉴意义。

   “虎日”戒毒模式表明，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论不是唯一的；在自然科学以外, 可以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让它提升为坚强的毅力,在一定条件下战胜人类药物的或生物性的成瘾性”（庄孔韶，2005：61）。后来，《虎日》纪录片在丽江地区多次播放, 不但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许，而且得到了国务院禁毒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肯定。一些彝族头人看了《虎日》戒毒电影后说，“他们家支能做，我们也能做。”即使不能照搬此法的地区，后来也发掘了自己的地方文化要素，例如，云南小乘佛教戒毒教法、自组群体认同戒毒法等，均取得了借用文化多样性力量的有效成果。由此可见，在解决当今世界的毒品危机中，人类的科学与文化可以两相互补，异曲同工！

 

女性的艾滋病风险

在研究艾滋病问题时，社会科学家通常需要同公共卫生专家携手合作。这主要是因为，许多艾滋病的社会研究资金都来自分配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国际资助和政府资助，并且同支持干预和治疗项目的应用研究紧密相联。但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学科背景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使得他们在艾滋病预防的优先性、策略、甚至目标群体的类别上很难达成共识。不过，二者也有成功合作事例。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项目必须融入性别视角”问题上，双方已经达成牢固的共识。[⑤] 这一共识与一些女性社会科学家对性别问题的密切关注不无关系。中央党校的靳薇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女性感染者的比例由2000年的19.4%已经上升到2004年的27.8%。到2005年3月底，这一比例已达28.1%。同时，在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所占比例已经由2001年的44.1%上升到2005年3月底的55.0%（靳薇，2005：3）。在解释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是女性时，靳薇把原因指向了性在艾滋病传播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据靳薇的看法，艾滋病的性传播是因为性别不平等。同男性相比，性病意识的缺乏、寻求医疗的延误、较高的文盲率，以及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有这些因素都容易使女性遭受艾滋病的袭击。她补充说，“商业性活动在中国尚属于非法，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目前尚无法向警察求援，因而更容易遭遇暴力和剥削”（靳薇，2005：4）。靳薇不仅指出了女性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原因，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她看来，要想使女性真正远离艾滋病的威胁，首先需要保障她们在财产、就业、同工同酬等方面的权益。她尤其指出，在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VCT）中，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需求。此外，她还呼吁女用安全套的推广和阴道杀菌剂的研发。

广东妇女研究中心的龙秋霞进一步考察了女性易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她和同事以小组访谈和个别深入访谈的方式，对广东省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性工作者、嫖客、吸毒者、流动人群等21组目标人群进行调查（共261人）；同时，她们又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某市3个乡镇内305位已婚者进行调查（龙秋霞，2006；王英、龙秋霞，2004）。小组访谈发现，除个别教师和医生自述使用安全套是为了防病和卫生以外，绝大多数人自述使用安全套主要是为了避孕。这个观念同她的另一个发现十分吻合：在抽样调查中，43.3％的被访者在性交中“从不使用”过安全套，只有13％的被访者在性交中“经常使用”安全套，其余的被访者“有时使用”安全套（龙秋霞，2006：22）。龙秋霞还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婚外性行为模式：29.5％的男性和10.8％的女性都有婚外性行为，其中有4个以上性伙伴的15名访谈对象全部是男性（王英、龙秋霞，2004：1074）。显然，这打破了“固定性伴中的性行为是安全可靠的”说法。另外，她还发现，被访女性对男性忠诚观念的看法自相矛盾：她们不相信普遍意义的男性忠诚，但却十分相信自己丈夫或男友属于忠诚理念的执行者（龙秋霞，2006：23）。基于这些发现，她提出，她所研究的女性群体在面临艾滋病风险之际，既存有行为意义上的脆弱，也显示了观念上的误区。

那么，女性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之后到底是不是更容易患上性病或艾滋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她们的脆弱性？提出这两个问题的缘由是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规模一直极为引人注目。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里的农民工人数到达了5,300万人。这个数字在2005年变成了1亿，在2008年变成了1.4亿。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广东省的专家学者相信，在广东省，女性已经撑起了半边天，因为那里女性农民工的数目已经等于男性农民工的数目[⑥]。而根据全国妇联的估计，在2008年，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占全国农民工的30％。[⑦]这个估计意味着城市里在2008年有4,000万女性农民工。各种研究揭示，女性农民工的年龄通常是育龄妇女，多在20-30岁之间。

在众多女性流动的研究文献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夏国美的一项研究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因为它直接考察了性别不平等对流动女性易感艾滋病的影响。她的研究数据有两个来源：一是2003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覆盖了西南某省8个县40个乡镇的5400多个被访者（其中，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比例分占30％和70％，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占63％和37％）；二是2004年对上海娱乐服务场所中女性流动人口从业者进行的一项试点调查，调查范围是上海的一个行政区，招募到的近300位被访者分别来自6家美容美发店、3家洗浴按摩中心和6家KTV歌舞厅。在我们看来，上海的试点研究旨在加深夏国美对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的理解和解释。

夏国美在西南地区的问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在临时性行为或商业性行为方面有明显差异，男性和女性均是这样。在接受访问前3个月内，13.8%的流动人口有“临时性行为”，13.9%的流动人口有“商业性行为”；而在非流动人口中，有“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分别只有2.8%和1.8%。这也就是说，流动人口中有临时性关系和临时性伴的比例几乎是非流动人口的5倍，流动人口中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几乎是非流动人口的8倍。她还发现，女性流动人口比男性流动人口更容易发生“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女性流动人口有“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24.3 %和23.9 %，而男性流动人口有“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均约为5%（夏国美、杨秀石，2006：95－96）。这意味着大约1/4的女性流动人口有过“商业性行为”。夏国美在西南地区的问卷调查没有涉及安全套问题。但她在上海的试点调查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上海试点研究的数据表明，只有14%的被访者在访问前一个月的临时或商业性行为中一直使用安全套。

为了从艾滋病预防的角度解释她的研究发现，夏国美使用了“经济暴露”和“社会暴露”这两个相关概念。“经济暴露”指就业模式导致的暴露。她提供的数据表明，大多数男性流动人口较平均地分布在工厂（22.6 %）、自营业（22.9 %）、建筑和交通（15.9 %）等非农业部门，而女性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商业、餐饮、旅馆、舞厅、美容院、按摩院等服务业（63.2 %）。如果我们再加上那些自营业中从事保姆、裁缝、小买卖等工作的女性（11.3%），那么，从事服务业的女性流动工人的比例就会接近75%。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在流动后从事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二者在就业模式上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在总体上缺乏持续就业的保障并缺乏基本权益的保护。夏国美指出，年轻女性流动工人还缺少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她们的工作高度集中于性别化倾向明显、无规范管理和缺乏基本健康保护的行业，所以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在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她们很难获取诸如产假或医疗保险这样的工作津贴，甚至被解雇了也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金。为了在城市里生活下去，也为了寻求经济和情感支持，她们试图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社会网络。实现此种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同男性形成临时性关系。此外，离开家乡之后，她们增加了对艾滋病的“社会暴露”。离开家乡意味着她们从彼此熟悉的乡村社区进入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生活，意味着她们可以摆脱家人和朋友的监督。匿名化的城市生活很容易促使女性流动人口忽视先前在家乡受到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从而选择性工作来谋生或作为“第二职业”。

夏国美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作者从社会性别和流动人口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女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夏国美总结说，“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妇女所处的不利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使其更容易陷入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艾滋病的难以遏制将制造更为严重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夏国美、杨秀石，2006：99）。这意味着，在进行艾滋病防治时，我们不仅要关注艾滋病病毒在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更要看社会性别差异。总之，夏国美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性别不平等与艾滋病易感性之间的关联。

 

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敏感性

少数民族和女性流动人口的脆弱性是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敏感性问题。另一些问题——如卖血、同性恋、性工作——由于其他原因也极其敏感。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原农民的血液买卖与艾滋病之间的孪生关系（邵京，2005；景军，2006c；苏春艳，2009）。这些研究在政治上极为敏感，因为它们涉及了重大的国家政策问题。艾滋病领域里的同性恋研究（童戈，2004；张玉萍，2005b；王曙光，2008；富晓星，2009b）同样涉及了敏感性问题：一方面，在同性恋仍然受到歧视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者一定要防止他们的研究过程或研究结论使同性恋群体遭受更大的社会歧视；另一方面，不少男同性恋者为了取悦父母都要结婚生子，同时，他们又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己的同性恋关系。如何看待并解释这种隐瞒行为也是研究者面临的敏感问题。另外，艾滋病领域里的性工作研究（黄盈盈、潘绥铭，2003）也存在相当的敏感性。这是因为性工作涉及了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政府把性工作（卖淫）视为违法犯罪，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却视之为一种想当然的职业。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描述并分析性产业活动，如何处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便构成了这类研究的敏感问题。

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敏感性问题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家维持一系列平衡，包括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社会现实与政策倡导之间的平衡，以及关注边缘群体与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之间的平衡。从我国艾滋病流行的历史来看，最边缘化的群体（如吸毒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和比较边缘化的群体（如农民工、少数民族、卖血农民）同时也都是受艾滋病严重侵袭的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尤其是这些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并不想引起外人的注意。与此同时，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又非常需要上述群体部分成员的参与，或以被动的访谈对象的身份参与，或以研究助手的身份帮助招募其他访谈对象。[⑧]事实上，恰恰是目标群体的参与不足，使得社会科学家无法在研究设计中说明样本的代表性。

总之，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连串的敏感问题。随着国家话语的转变，一些问题已经不再非常敏感，而另一些问题依然高度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艾滋病问题的敏感性，才使得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备受政府和公众的关注。事实上，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一部分学者通过大众媒体讲述了他们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看法[⑨]，另一部分学者还用外文发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⑩]。同时，20多位社会科学家已经成为国家或省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的咨询专家。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健康领域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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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宁、朱兆芳，2005，“在艾滋病项目中融入性别视角”，《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第30－33页。

张胜康，2007，“干预项目评估体系的建立与运用——关于青少年艾滋病预防干预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青年探索》，第2期，第79－81页。

张涛，2007，“社会性别——妇女、性与艾滋病”，《中国性科学》第7期，第6－7、13页。

张有春等，2005，“中国艾滋病相关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中国性病艾滋病》第2期，第131－136页。

张有春，2007，“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48－57页。

张玉萍， 2005a，“少数民族防治艾滋病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32－38页。

张玉萍，2005b，“‘人生如戏’：一个男同性恋群体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庄孔韶，2005，“‘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兼论《虎日》影视人类学片的应用新方向”，《广西民族研究》第2期，第51－65页。

庄孔韶，2007，“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58－65页。

庄孔韶、杨洪琳、富晓星，2005，“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38－47页。

 

注释

[①] 这里是2005年以来发表的本文没有涉及的一些重要论文：“人类学关注艾滋病”（靳薇，2005b）、“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刘能，2005）、“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夏国美，2005）、“中国艾滋病政策决策过程分析”（张有春等，2005）、“商业性性交易者的艾滋病调查”（夏国美、杨秀石，2005）、“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景军，2006a）、“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景军，2006b）、“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潘绥铭、黄盈盈，2006）、“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与安全问题”（李江虹，2006）、“中外艾滋病防治的理论与实践”（张有春，2007）、“艾滋病预防干预项目实施效果评估”（张胜康，2007）、“艾滋病患者家庭面临的贫困风险”（冯晓平、夏玉珍，2008）、“建筑业农民工群体艾滋病预防干预策略”（富晓星，2009a）、“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的重构”（徐晓军，2009）。关于更为全面的研究文献，可参见郇建立（2009）的“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20年”一文。

[②] 参见新华网2009年12月1日的报道“卫生部公布艾滋疫情评估：累计报告32万”（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9-12/01/content_12567737.htm），亦可参见200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防艾’新挑战”。上述报道还明确指出，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估计约为74万人。

 [③] 关于更多文化生存的观念和实践，敬请浏览梅伯里－刘易斯创建的“文化生存网”（http://www.culturalsurvival.org）。

 [④] 每个戒毒者有3名家支邻里保人，他们毗邻而居，共同劳动。

 [⑤] 在公共卫生领域，王英和龙秋霞（2004）、张开宁和朱兆芳（2005）、张涛（2007）等人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⑥] 例如，2003年版《广东统计年鉴》显示，在2002年底，广东省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人数已经差别不大，前者为1055.35万，后者为1050.06万。

 [⑦] 关于农民工人数的估计数字以及全国妇联关于女性农民工所占比例的报道经常出现于在“人民网”和“新华网”诸如此类的官方网站上，一些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甚至用这些数字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如，新华网2007年3月7日在一篇题为“女农民工更需要社会关爱”的报道就引用了全国妇联的统计数，借以说明庞大的女性农民工问题不容忽视（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7/content_5814602.htm）。

 [⑧] 程瑜等人（2004）在研究广州市吸毒者的艾滋病风时曾运用“社区外展”（community outreach）的方法去招募被访对象，他们不仅详细描述了如何在歌厅、酒吧、私人诊所、“城中村”和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地区招募静脉吸毒者，还特别提到了招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很难招募到合适的被访对象。

[⑨] 最近几年来，在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中国的各大电视台通常会邀请一些艾滋病研究领域里的社会科学家向公众介绍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及其防治策略。

 [⑩] 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和黄盈盈、清华大学的景军和王天夫、南京大学的邵京、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国美、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王曙光等人。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Jing，2006，2008a，2008b；Kaufman & Jing，2002；Tucker, Hendersona, Wang, Huang, Parish, Pan et al., 2005；Shao Jing，2005；Xia Guomei，2004；Wang & Ven，2003；Huang，2007；Huang, Henderson, Pan & Cohen, 2004；Parish & Pan,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