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历史已接近两百年，但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学理论对社会本体论的挖掘深度仍然不够。因此每一位被称作“大师”的理论家都被期望能提供一套深刻而全面的社会本体论。所以当布迪厄在国际学术界包括汉语学界奇迹般走红时，这种期望也必然落在这位大师的身上。对布迪厄而言，其社会本体论除了包括实践理论之外，还应包括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在内。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布迪厄给出的社会想象实际上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是布迪厄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它与社会科学思潮的兴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演变阶段相暗合。由此导向的社会本体论远非“惯习”、“场域”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

主体位置是通过斗争得来的

　　布迪厄是从结构人类学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但他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经验使其对结构人类学的核心观点产生了怀疑，并最终提出了自己对于社会的不同理解：行动者的确有相对固定的性情倾向，但这并非结构主义所说的先验思维图式，而是在一定客观条件约束下形成的“惯习”。而对行动者的思维方式起决定作用的限制条件就是“场域”。

　　惯习与场域是布迪厄社会本体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但他显然把“场域”置于更优先的地位，场域对惯习有着“制约关系”。这使布迪厄遭到了众多批评，其中甚至也包括布迪厄的学生。

　　面对这些批判，布迪厄对场域—惯习理论作出了重要的捍卫和补充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并非不存在理性行动理论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但是这种行动类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常规性适应受到了严重干扰，引发危机。其次，承认“惯习”和“理性行动”并存并非一种截然的二分，“惯习”始终是“理性行动”的基础，因此社会成员生命早期的社会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因此，布迪厄并非不承认“主体”的存在，而是指出主体位置是通过与自身的惯习进行斗争得来的。

　　布迪厄的这种说明，一方面表明其决定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另一方面也引发出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布迪厄把个体经验的初始状态等同于“惯习”，那么从初始的决定状态如何能产生反抗这种决定状态的“理性行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过渡到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其中，符号权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从实践理论向反思社会学过渡的中介。

知识生产场域成为影响未来的重要力量

　　“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问题起源于布迪厄对于教育、文化场域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场域—惯习理论中的决定论逻辑，但同时又构成了对后者的某种修正，并为反思社会学中的反决定论色彩奠定了基础。

布迪厄指出，任何语言关系都是符号权力的关系；支配总是在客观决定因素与行动者对这些因素的认同之间的“合谋”中完成的。而教育正是实施符号生产和操控，对行动者施加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的场域。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有时被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者是有道理的。

但“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研究在下列方面引发了场域—惯习理论的转型，首先，“符号资本”概念的引入改变了场域的纯粹客观性，因为符号资本是对上述物质性或者身体性资本的感知或者“误识”，其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别人认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场域中的客观因素对惯习的制约关系既可能被符号关系所加强也可能被后者减弱。其次，教育作为相对独立的场域，既可能通过符号生产和符号操控实施现实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也有可能产生现实支配关系的对抗性力量，即具有反思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揭示和批判这一权力的再生产机制。知识生产场域和知识分子成为影响未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在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中就隐含着一种与场域—惯习理论中的决定论十分不同的社会想象。而反思社会学则集中体现了布迪厄的政治立场，也暗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

反思社会学意味着新的社会想象

　　布迪厄所说的“反思的社会学”含义十分广泛，兼有认识论、本体论和政治理论的内涵。但在何种意义上反思社会学意味着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社会本体论，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想象?

　　反思社会学是基于场域—惯习理论和符号权力理论之上的，是以这些理论中的决定论逻辑来返观社会学自身的。他在《学术人》中指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身处学术场域和更大的权力场域之内，因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惯习：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关注现时权力利益。

　　这种较为现实的看法在他对“理性”的历史主义理解上也有所体现，而且这种历史主义的理性观似乎又重复了场域—惯习理论中的决定论，甚至消解了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研究中隐含的政治开放性。

　　但布迪厄的历史主义理性观无法回答这样一种提问：如果说需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保障理性的实现，那么这种创造力的源泉何在?如果说布迪厄本人在力争这些保障理性的社会条件，那么他本人又是受何种社会条件的保障?在布迪厄描述的具有浓厚决定论色彩的学术场域中本来无法出现他本人这样的“反叛者”。在这里，布迪厄和马克思一样，陷入了决定论的悖论：任何决定论都无法在其自身框架中说明自身。布迪厄对认识条件的揭示与批判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的客观决定论的一种反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布迪厄理论逻辑的不自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在社会本体论上的无意识，即在将其研究对象归于“历史主义理性”之时，却在自身那里保留了“先验理性”的存在。

　　因此不是在布迪厄的明确论述中，而是在他的政治态度和无意识中，可以发现先验理性在社会本体论上的位置。这样，在布迪厄(部分暗示出)的社会本体论中，不依赖任何社会条件的“理性”与经验性的支配力量(场域、惯习和符号权力)构成了一种制衡的关系，从而使这种本体论呈现出一种张力，而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