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与结构必然出现变动，社会失范行为容易产生。本文初步探讨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范行为（社会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的含义、类型和功能，分析了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并探讨二者的理论与我国转型期的内在联系，针对我国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措施，即：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社会秩序理性化；转变思维方式等。
关键词：失范行为 越轨行为 社会转型 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些转变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道德观、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转向，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能源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这些问题暂且不论其性质如何以及对于未来我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利与弊，它们都属社会失范行为，亦即社会越轨行为。如何解决已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是当下值得我们予以慎重考量的。
一、社会学失范理论
失范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为越轨行为。我们所指的失范行为在宏观层面上意旨社会规范自身的混乱直接导致具体的个人失范或越轨行为的发生；微观层面上指社会群体或个人破坏、违反现有社会秩序的行为。根据越轨程度不同，可把越轨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违俗行为、违德行为、违规行为、违法行为。四种行为中，违法行为是社会越轨行为最严重、最高级的行为，是社会成员所不认同的。如何界定越轨的社会功能要看越轨的对象，有的越轨行为可以动摇社会道德规范，破坏社会常规制度，解构社会基础；有的越轨行为可能有利于澄清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变迁。但在当代历史发展背景下，特别是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社会失范行为的负功能。我们认为社会越轨行为是社会规范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现有的社会规范是否符合时代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指约束、抑制人们扰乱、损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对社会控制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从对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整治上来着眼的，另一种则是从社会系统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而在社会学中，社会控制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基本上是在约束人们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意义上被使用的。”[1]社会控制主要以文化手段和社会手段引导和制约个人和集体行为，包括人和社会两方面的互动，它最终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成员认同的行为模式，以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控制不仅能维护社会秩序，而且它也可帮助建立新的社会规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逐渐复杂，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多。现代社会控制突出特征是法律成为其重要手段，且控制手段趋向完善，呈现出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特性。社会控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讲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制度就是加强社会控制的有力体现。
二、迪尔凯姆、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与我国社会转型
社会学中的失范理论研究者有很多，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默顿等。第一位研究失范理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认为所谓的失范是因为社会本身失去了行为规范而出现的不正常状态，换言之，社会规范的多重急剧变化、混乱和缺乏是社会失范的表现，其结果导致现有社会规范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指导，社会整体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迪尔凯姆指出，如果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之中，人的欲念和行为会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从而无限的膨胀，因为人们对何为有效、适当的规范和行为的观念相去甚远。欲望的膨胀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处于斗争和冲突的混乱秩序。一旦社会出现了失范行为，而未及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体系，就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并向着有碍于其前进的趋势发展。
迪尔凯姆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毕生都致力于促进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所以社会整合、社会有机团结是其主要的研究问题。他为，现代社会的失范行为意味着社会转型不成熟的结果，这是由于从社会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不彻底造成的。同时，他指出机械团结主要存在于不发达和古代社会当中，有机团结则在一个更发达的、更文明的社会中出现。在迪尔凯姆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取向、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变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期，旧有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已经被解构，而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等并未建立，因此，社会就会处于失范状态。所以，迪尔凯姆致力于寻找在时代转型期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并努力创造社会整合的新局面。这与他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论密切相关，他认识到个人产生于社会，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整体优于局部，社会总体是集体状态的体现，不能从数量上理解为成员之和，社会总体必须用集体状态解释个人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继续深化了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他把社会结构引入了社会失范的研究领域。默顿认为社会的越轨行为同正常行为一样，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个人的具体行为与社会结构有紧密的联系，若社会结构失范则必然导致个体行为的越轨。他分析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指出两种因素是社会失范出现的原因，即由文化所确立的目标和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的制度化规范。若此两种因素相互背离可能会引起社会越轨行为，那么社会失范状态就呈现出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默顿所指的目标是由文化确定的目标、兴趣，它们对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而言都是合法的，都是在当下社会规范框架内值得存在的东西。从默顿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价值是人们在其存在的社会中共同遵从的意识规范，文化价值确立社会的发展目标，而社会为人们提供实现目标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制度化手段是社会承认合法的，为实现个人文化目标的方式，而一味强调实现文化目标，忽视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就会促进越轨机率的升高，因为个人在社会认为合法的手段下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根据这一理论，默顿划分了五种个人适应模式，即顺从者、创新者、形式主义者、逃跑主义者和反叛者，只有顺从者类型是合法的，其他几种方式都会有越轨行为。他分析得出处于社会结构低层的人越轨率越高，深层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实现较多的文化目标，也与他们接受实现文化目标的机会较少有关。因此，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伴随着越轨行为的发生，人们的文化接受程度也会对越轨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迪尔凯姆还是默顿，他们对社会越轨行为的理论分析都着重强调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建构，目的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和良性发展。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使国家实现了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项改革，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当前我们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机遇。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性转型过程中，问题和矛盾的出现意味着失范行为发生机率的增高，与其他国家的转型相比，我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所有危机和问题都要在内部化解，因此，如何调整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对控制越轨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转型期存在的社会失范现象
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提出的背景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发展路程，各种社会机制还不够完善和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全面改革和转变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变使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失范行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犯罪现象增多。按照默顿理论的解释，失范行为的发生意味着社会制度和文化目标的脱节，二者的反常状态容易导致犯罪现象发生。我国的反腐败行动于
2、集体组织感逐渐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现有的社会支持系统状况的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去年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抽样调查”可以予以佐证，其中问卷列举了14种人民群众遇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寻求帮助的途径，“结果显示，支持度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家庭’、‘家族’及‘宗族’、‘私人关系网’，排在第四至第七位的分别是‘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2]结果表明人们在国家形势发生好转的前提下，集体意识趋向模糊，也反映出人们对如今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不同看法和态度。所以，我们促进社会整合应该有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当下，不应该陷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扭曲的思维模式中。
3、价值观和道德感滑坡。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文化泛滥现象也很严重，最突出的是网络文化。科学技术将世界变成信息化社会，网络连接世界地球村，流通的文化也是良莠不齐，同时，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思想急剧混乱，追逐刺激、个人利益最大化现象严重，社会中的越轨行为屡见不鲜，如暴力行为、抢盗骗行为、学术枪手、兜售各种假冒证件和信息等，青少年网络犯罪事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些社会失范现象反映出人们已失去原有社会道德价值体系标准的约束与控制，并对现有文化目标和道德底线感到疑惑与失控。一系列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转型期未很快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转型的文化价值体系。物质领域的发展带动精神领域的建设，精神领域应该紧跟物质领域的步伐，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运用社会失范理论促进我国社会转型
我国社会转型是发展的必要，转型期间由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巨变、异域文化和观念的流入，使社会规范制度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在道德、习俗约束力下降，社会价值观取向背离传统认同，社会越轨现象频繁发生。依据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有效保障社会转型，其重点在于社会文化建设。
1、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3]软实力是一个泛概念，其核心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文化软实力。众所周知，软实力是与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所谓的硬实力是指外在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而软实力则可理解为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软实力体现的范围比较广，它与科学技术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其中“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和能力，反映出一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有的份额和国际地位以及维持和提高市场份额和国际地位的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显著体现。”[4]它主要包括文化特性、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时代特征、价值认同、制度法规、政策运行、战略设计、思维模式等。目前，我国硬实力飞速发展，软实力较之以前相对提高，但软实力与硬实力还有很大差距。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建设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份额非常少，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明显不足。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纽带与灵魂，它始终贯穿和体现着国家软实力，从长远来看，文化软实力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衰弱。因此，文化建设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锁匙。
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越轨行为，如官员形象、民族间的和谐、道德规范、价值认同等还存在缺陷，网络文化中经常有歪曲心灵、扭曲人性、侵害思想的社会文化垃圾。特别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文化观念，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关键在于构建人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若不正确处理社会转型期的越轨行为，它将会动摇社会结构，影响思想统一、道德提升、文明建设与和谐发展，不利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内合力，而且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最终也会牵制我国硬实力的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我们要花大力气建设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体制和价值系统的改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探索出适合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软实力会有力推动硬实力的发展，并拓展硬实力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面对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交织，我们要把国家力量和人民意志凝聚起来，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使软实力与硬实力齐头并进，共同促进现代化建设。
2、加强社会秩序理性化建设。迪尔凯姆和默顿都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与理性发展，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减少、规避社会失范行为的发生。社会转型期必然带动社会秩序的变动，处理好社会秩序问题关系着社会转型的成败。社会运行机制的不成熟，社会结构状态不稳定，社会失控现象很容易发生，所以加强社会控制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直接走向，理性化社会更多的体现为社会控制力的加强，它注重理性规划和设计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个人与群体的行为内在关系和外在表现。加强社会控制的直接有效手段是依法治国，而法律就是为了消解矛盾，解决争端，维护社会安定。“法律，作为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明确性、确定性和强制性的规范，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手段。”[5]我们这里讲的法律不仅体现在它是控制社会秩序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均衡、协调权力和利益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并不是根据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而是要参考各种制约因素。因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是有根可寻的。社会秩序的理性化需借助法律为主要手段，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合理分配不同的利益格局。我国要建立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必须与实际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要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体系进一步的分化、重组，各种利益冲突相继发生，社会亟需完善法律和加强法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者要深入了解广大群众的知识、信仰、习俗等，使社会秩序更多的涵盖和符合后者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必然要使群众所接受，政策制度和规范要适合民情，这里就体现出社会生活感性化问题，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与社会生活的感性化看似矛盾，其实二者并不冲突，社会秩序理性化设计者要看到社会生活的感性化趋势，要考虑到民众的实际感性需求，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生活的感性化问题有助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的完善，促进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建设。
3、变革思维方式。社会失范行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真正的社会变革是要从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为起点，思想方式的转变引起的革命会改变社会自身，因此只有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出发，社会转型才会成功。过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解决问题不能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发展模式和解决方法，要结合自已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以一种跨界的、创新的、和谐的思维方式迎接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挑战。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转型的影响也会扩散到全球范围，跨界的思维模式能开阔我们的发展思路，丰富我们发展的手段与方法。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我们彼此联系，不可分离。世界的统一性也决定了人们要高瞻远瞩，将社会各个领域统一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创新的思维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前程，我们发展教育为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新不是一句口头语言，要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以开放的姿态完成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要求我们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突破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钱老的“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的疑问直接触及中国教育机制发展核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石，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教育，所以办好教育，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主要途径。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决定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矛盾的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构建和谐就是要正视矛盾，解决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整体和谐的重要性，和谐是减少失范行为的重要基础。和谐的发展方式要求我们正确调整好各种群体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思维方式不仅来自社会秩序的设计者，而且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它要求建立一套新型社会体制，即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结合。“要紧密结合人们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实际，探索总结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力求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在变化变动中一以贯之”。[6]只有社会和谐并正常稳定的运转，社会秩序才能更加理性化。社会转型为了发展，发展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新的思维方式会为人类的发展带来更深层次的革命。
每个时代都会终结,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永久存在，无论其多么强大。当代中西方时代也是如此，它们不可能永恒至存，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们终归走向终结。既然这种历史规律不可改变，那么是否说明人要被动的接受这种局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不能改变历史规律，但我们可以延续时代的发展，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在横向领域纵深开拓，从而站在更高的角度走向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已过去，新的阶段已经到来，社会越轨行为催促着建立一套体系完备、制度健全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转型期自我完善的关键途径，相信我们定会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连文,张玉玲.社会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18.
2、李培林,陈光金,李炜.重视整体和谐下的不稳定因素[J].新华文摘,2007(11).
3、胡锦涛.党的十七大报告
4、罗能生，韩宝龙.经济开放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求是学刊,2011(1).
5、黄进.法治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J].新华文摘,2010(3).
6、李长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J].新华文摘,2009(2).
作者单位：燕丽丽，女，河南长葛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社会学和自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