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科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给予了密切关注，从宏观视角论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宏观论述视角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但由于缺乏对城市化进程中各类社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命运的具体描摹，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中，已经逐步让位于更加微观的经验研究视角。

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三类社会表征

从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表征来看，至少有三类现象成为微观经验研究的关注焦点：首先，是对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的流动人口社会境遇的研究；其次，是对1990年代初期以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聚居现象的研究；再次，是对最近10年来伴随着城市扩张而产生的“城中村”现象的关注。

这三类现象可以看做是城市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次展开：首先，乡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追求工作机会和现金收入而进入城市；但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因此他们只能在城市中采取最经济和最有效的适应式生存，成为“都市中的村民”或更多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而当城市扩张把先前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包括进去之后，“城中村”现象才成为焦点问题。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首先表现为乡村人口进入城市，是人口的城乡间空间移动；其次是人口在都市内的空间聚集；然后才是都市空间的扩张，同时涉及作为寄居者的流动人口和作为物业所有者的本地人口。

适应和治理：两种微观研究视角

在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研究视角中，适应和治理是其中最典型的两种研究取向。适应视角是社会学用于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取向。从其含义来看，蕴涵着一个深具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的假设，即事先预设了一个在社会变迁所营造的社会情境中，能自己搜集信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一系列行动策略中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路线的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存在。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早期的主要经验研究是由芝加哥学派完成的。由于芝加哥学派所持社会解组和社区瓦解的理论立场，所以他们对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其适应的结果，更多表现为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1960年以来，欧美社会学界围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命题，开展了一系列都市社区民族志研究，对其进行再检验，揭示出一个新的经验事实，即不同族群移民的城市适应生活，虽然遭受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困难和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及社会孤立，但至少证明了支持性初级社会关系和地方性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都市里的村民”争论。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类社会行动者的城市适应的研究，更接近于“都市里的村民”视角，而非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病理学视角。与国外同类研究一样，中国社会学界的城市适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移民即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上，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工程移民整体搬迁后的社会适应之上。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体系、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等。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语境中，治理更多地用于描述强势社会行动者对其正式社会职责和社会角色的实现过程，尤其是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问题的干预和改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控制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和调节。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恰好指明了适应视角所关注的在分析空间内起作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和制度的因素：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容纳能力、城市社会的社会建设目标、城市社会的政策框架和政策供给等。因此，治理视角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的研究思路，更接近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改良主义取向。

在人口流动和产业聚集的前提下，土地、区位和居住空间都成了有价值的东西，但不确定性依旧存在。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国家政策和地方办法对社会行动者福利的全面影响。为考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实践，我们对城市社会的治理技术作了如下分类：若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求顺利达成地方性利益为等级制政体中的最高目标作出让步和牺牲（称A类治理），这时治理似乎带着些剥夺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在对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保护自我利益的适应性行动进行制度性的调停（称B类治理），这个时候，治理似乎带着调节的意味；若治理的目标是恢复性的，则是对剥夺性治理所造成的正义受损的弥补（称C类治理）。

适应+治理：均衡的理论框架

一个关于城市化过程个体和社区社会命运的新的解释框架，必须同时把适应和治理作为核心概念工具来组织材料。

图1首先给出了适应和治理的一个时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A、B、C三类治理实践依次出场，并由此引发社会行动者的适应性行为。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时间框架强调了正式行政力量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和妥协，这是达成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过程。

其次，图2给出了适应和治理的空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政府所代表的正式外部力量和市场/资本/传媒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加以考虑。由于市场/资本/传媒往往并不直接介入到城市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中，因此在图中以虚线来标定它的领地。在这个空间框架中，外来者成了最主要的治理对象，分别接受来自“国家/政府代表的正式外部力量”和“本土社区”的治理；而它自己则只能去适应正式外部力量的治理行为；本土社区的地位位于两者之间：它在接受来自正式外部力量治理的同时，也能对外来者实施一定的治理。相互适应是四个主体之间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但正式外部力量却更多地只是对市场/资本/传媒所代表的非正式外部力量作出适应，以及在面临底层社会的抵抗时，对本土社区作出一定的适应姿态，却很少对以“个体行动者”面目出现的外来者作出适应的承诺。

由此可见，如何设法改变单向治理和单向适应的局面，是影响各社会行动者和正式/非正式外部力量的社会命运的一个重大结构性支撑条件。围绕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损害和利益保卫而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社会治理理念的改良和社会治理技术的提升，都有利于改变单向治理和单向适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