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危机是放任资本主义和无监管金融制度的危机，它在方方面面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不堪一击。
危机促使我们寻找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与经济范式。由于多元性，资本主义才生存下来。多元性没有消失，只是多元性的数目在改变，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是多元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位，目前涉及到亚洲、拉美、中东与非洲的新兴社会。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全球学与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发展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曾执教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加纳海岸角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目前主要从事21世纪全球化新趋势以及经济危机含义的研究。曾到阿根廷、巴西、中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基斯坦、南非、斯里兰卡、瑞典和泰国等地担
自近代以来，经典的国际劳动分工方式是把世界按照北/南、中心/边缘、发达/不发达、富裕/贫穷，以及工业/农矿业来划分的。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一切开始发生转变，跨国公司开始向低收入的拉美、加勒比海、亚洲国家投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出现。依附论理论家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一种幻想而已：一旦劳动力价格上涨，投资者就会转身离去；依附性资本主义只会造成发育不良。也有一些新研究开始批判性地关注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形成的半边缘地区，这一区域的形成对于中心来说仍属边缘（出口天然商品，采取自己的文化形式），对于边缘来说则属于中心地带（出口成品，设置文化标准，充当地区警察）。沃勒斯坦认为半边缘区域的出现使世界体系具有更稳固的结构：它不再是南/北、贫/富两极分化，这一中间的平衡力量赋予整个世界结构以更大的弹性。
到21世纪，半边缘地区已渐趋成熟，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和一个世纪前管理体系崩溃时的感觉几乎一模一样。”这标志着历史的重要转折。如果北/南关系已支配世界近二百年，那么，当前趋势就是东南转向的出现。
毫无疑问，全球学研究下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新兴社会的崛起。它们被冠以各式各样的称号，比如：第二世界的兴起、他者的兴起、金砖四国（BRIC)、SICS(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国家，BRIC加上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韩国)等等。
这一变化有何重大意义？首先，“这些新兴富裕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这里正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商业、金融、商品、运输、广告、技术、建筑各方面也不断增长。这里有着巨大的潜力，它正成为鼓舞商业院校热情的下一个伟大前沿。新的标志性建筑在吉隆坡、台北、汉城、上海、北京、迪拜接连耸起；新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市场不断涌现；奢侈品销量连连创下纪录。上海时尚开创了一个新篇章。世界主要的零售商、全球品牌、钻石商、设计师、广告公司、大学、银行家都转向东方。主要国际文化项目（比如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都被吸引到新兴社会。
第二，世界经济的重组。在亚洲、拉美、中东和非洲，一幅“新的贸易地理”正在形成。在发展研究中，话题总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亚洲驱动”。新兴社会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发挥核心作用——充当发展榜样，提供稳定的市场、贷款、援助与安全，中国尤其成为领军人物。它们不仅在发展中地区扮演这一角色，有时还在全球范围内充当债权人，发挥稳定功能。
第三，新兴社会在国际金融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亚洲和能源输出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范围内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正是那些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把世界从金融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美国与亚洲、中东石油输出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贷-借关系逆转。经典的经济模式也发生了逆转——世界自由贸易的领跑者已经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
第四，它预示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尽管至今这一秩序只是隐约可见。单极世界、大国世界都已不复存在。然而，霸权和跟随霸权的习惯依然根深蒂固，全球治理仍然“迷失在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新来者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政治转变更多体现在区域形成、深化区域合作以及建立新的跨区域合作联络上。
现在有三组关系要考虑。第一，半边缘国家内部工业/农矿业、城/乡、贫/富之间的关系；第二，核心与半边缘国家，即旧势力与新势力之间的关系；第三，半边缘与边缘，即东/南、南/南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与南非的关系。三组关系都很重要，这里将集中关注第二组关系。
为什么第二组关系很重要？当今时代其实是处于转型状态。目前的趋势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一是重整旧秩序，一是生成新的逻辑。这两种趋势可以简称为“双模记”，一种模式是富豪统治，英美资本主义和西方金融市场重返领导地位，新兴市场加入这一俱乐部，20国峰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的管理委员会。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全球平衡”，既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政策上。与此相对的第二种模式是“解放多极化”（emanci patory multipolarity），认为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已走到世界前台。
让我们把全球形势看作一个巨大的跷跷板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处于中间位置的是多极化。也就是说，不只纽约、伦敦、东京举足轻重，北京、新德里、圣保罗、首尔、安卡拉等城市也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多极化已成既定事实并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怎样定义多极化以及多极化的程度与后果。
一、全球平衡问题
“全球平衡”其实是把改革的负担推卸给中国和其他盈余社会的一种潜台词。它意味着只要求有外部补救措施，而美国方式无需改革。
当20世纪美国开始积聚巨额贸易与经常账目赤字时，经济学家将目标锁定在全球失衡问题上。
2007-2009年间的危机使贸易、金融与商业失衡问题成为焦点。20国峰会、达沃斯论坛和商业媒体讨论最多的后危机模式就是全球平衡。在美国、英国和欧盟看来，平衡问题本质上意味着中国应该提升人民币汇率，那些盈余国家（东亚和石油输出国）应该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便它能够继续发挥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作用。进一步的方案还包括亚洲应该少出口、少储蓄、多消费，而美国应该少消费、多储蓄、多出口。保护主义是这一议程背后的障碍。当美国和欧盟持续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时，中国指责它们实行保护主义并“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种形势使人想起1985年的广场协议。现在中国已从日本身上吸取教训，美国的影响力下降，而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对美国的赤字和金融政策表示关切。
平衡这一论题提出了几个问题。它重新启用了平衡这一新古典概念；它支持一种抽象的模型；对全球平衡的强调转移了进行国内改革的注意力。平衡的主导观念反映了富国的视角，即从发达国家经济出发来透视当今世界，并寻求恢复一种无法修复的平衡。鉴于现存的失衡和以往记录，它也设想一种更先进又不大现实的全球治理。
经济学中有过许多种平衡概念。每一次政治、经济转折都伴随对平衡的重新定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可以平衡供求关系。近几十年来的主导范式“有效市场理论”同样认为市场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驳斥了这一假设。
如果平衡范式并不普遍适用于经济学，那它就更不适用于世界经济。可以说，失衡一直以来就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础。比如，奴隶贸易、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大都市与依附型地区之间、成品加工商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等。
此外，全球失衡是深深根植于国内失衡基础之上的。当近几十年来美国消费促使全世界经济增长时，个人消费占到美国GDP的72%，与此同时，当美国的消费水平上涨，平均工资却并未增加。停滞的工资却能产生高消费、高生产力，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延时工作、一家有两口人赚钱和信用卡的大肆泛滥造成的。因此，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信贷泡沫首先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消费增长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失衡或亚洲的“储蓄过剩”。
在世界经济中，失衡才是普遍的，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同时，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意义有多大，也是颇有争议的。它不会影响到美国的赤字问题，美国的进口依赖也不会因为人民币汇率的提高而得以改善。中国解除人民币与美元的绑定始于2005年，在2010年6月又继续这一政策，对中美贸易失衡几乎没有影响。
“全球平衡”其实是把改革的负担推卸给中国和其他盈余社会的一种潜台词：承蒙西方惠允，请在东方或其他盈余社会（比如德国）进行调整，以保持“自由市场”。它意味着只要求有外部补救措施，而美国方式无需改革。因此，平衡问题的实质也许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从一种失衡转移到另一种失衡。
二、全球富豪统治？
全球富豪统治的缺点是英美金融业过于庞大、失控，并且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如今，经济与金融过剩已经转移，西方体制的魅力也在褪去。
会不会依照美国模式出现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是美国资本主义吞并新兴市场，还是新兴社会保留内部差异，以西方特许经营的方式加入大国俱乐部？这点全世界都在广泛讨论。
有人预计经济调整会到来，超级消费时代会结束，尽管亚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会崛起，但钟摆还会摆回来。另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商业精英和统治精英会合并成新的全球“超类”，想想米塔尔及其钢铁业，想想塔塔买下捷豹、路虎，联想买下IBM thinkpad以及IBM的座右铭“思考印度”。跨国资产阶级的观点与世界体系分析都普遍遵循相似思路。根据“新自由主义无处不在”的论断，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占主导地位，因此，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认为半边缘地区不会腾飞的学者，现在则特别把新兴社会归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照他们的模式，西方资本主义总会取得胜利。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这场危机是系统故障而非人为失误，需要华尔街的行家里手来解开这一堆乱麻。华尔街的主流观点就是，危机是由亚洲的“储蓄过剩”引起的，补救方法就是亚洲减少储蓄，美国少借贷。另一个因素是西方的金融过剩与放松管制，补救方法是规范银行业。
监管已被提上日程，改革在所难免。但是监管遇到很大阻力。过去10年间，银行业说客在华盛顿花费近37000万美元用于游说并资助阻止对银行业加紧控制的活动。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提醒道，“救治”不应该摧毁资本主义，经济衰退期也不是改变经济游戏规则的恰当时机。华尔街则宣称衍生品在经济活动中是必要的，内幕交易使市场运行更顺畅，投机生意对于金融运作非常重要，“政府控制”将是投资者的噩梦。各公司也打着“保护企业自由”的旗号进行反抗，他们认为政府控制会产生各种问题及开支，并提出，那种认为经济衰退单纯是由市场失败造成，而市场失败又可以通过政府调控很好加以解决的观念是错误的。
因此，改革不能走得太远，新兴市场的兴起尚需时日，它们存在各种缺陷，最好还是用西方体制和金融市场来管理这一转型。全球化在飞速前进，金融危机不过是笼罩在全球变革大路上的一小片乌云。虽然世界潮流已转向支持监管，但是，制度是有弹性的，范式难以轻易抛弃，市场力量正在回旋，羊群行为还没有结束，约束是否有回报还不明晰，改革还处在边缘状态。
当美国参议院对高盛集团进行听证时，一个参议员惊呼：“这简直就是赌博！”这立刻引起拉斯维加斯赌场业的愤怒回应：这种比较是对我们行业的侮辱，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行业是高度规范的。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赌场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还是个大胆评论，如今早已被有毒金融、遗嘱金融、末日审判金融所代替。
几项平衡措施是相互矛盾的：当设法解决国内失衡问题时，它们又加重了全球失衡；或当解决一个问题时，它们又创造出另一个问题。人们把危机看作外部环境引起的流动性危机，而忽略了深层的偿付能力危机。危机之后，西方金融市场又变得像飓风卡特里娜过后的美国一样迷人。
总之，全球富豪统治的缺点是英美金融业过于庞大、失控，并且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西方制度也许能笼络一部分新兴社会的精英，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经济与金融过剩已经转移，西方体制的魅力也在褪去。
三、解放多极化：全球平衡B方案
新兴社会的崛起总体来说是解放性的，因为它会使本国和世界大多数人口受益。现在来看看多极性。在亚洲和南半球，全球平衡具有不同含义。根据香港银行家陈启宗的观点，它必须包括几个条件：1、道德权威转移，西方不再占据道德高地；2、决策权在世界经济中的转移，新兴社会占更大比重；3、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4、从美元作为世界储蓄货币逐渐转向多种货币储蓄和双边货币交易；5、转向日益增长的东南、南南经济合作。
既然在亚洲看来，“新常态”意味着西方需求下降、保护主义不断增强，那么，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就急剧膨胀起来，亚洲、拉美、非洲、中东之间的贸易也迅速增长。因为西方市场在萎缩，新兴社会就必须调整其出口导向模式而转向国内、地区间和南半球的需求。
在把危机描述成全球系统危机时，美国和英国政府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增加两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扩大新兴社会的投票限额。它号召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盈余地区捐献资金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充当管理者角色。令人尴尬的是，盈余国在国际体制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但却被认为应该承担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责任，而收益却要归到霸权国囊中。不言而喻，全球权力结构的根本变革即将到来。这包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金的地位问题。已有几个信号表明多货币时代正在酝酿。
如果经济、金融多极化没有争议的话，让我们考虑一下它的解放或民主潜力。新兴社会崛起带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们只是“加入俱乐部”，还是暗示着大多数人口的真正进步？我认为，新兴社会的崛起也许总体来说是解放性的，因为它会使本国和世界大多数人口受益。
因为新兴社会在政治（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和经济（人员技能、国内市场）各方面看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随着时间推移，采取一定程度基础广泛的发展和包容政策是可能的。对大多数人置之不顾或将其排除在外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为应对社会、政治的不安定因素，中国在2003年放弃了快速、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而采取“和谐社会”的发展框架。印度也正迈向同样的十字路口。由于这些社会的崛起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它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怎样把大部分农业人口纳入现代化进程。
在新兴社会，解决社会不平等非常重要。首先，如果新兴社会选择基础广泛而不是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其发展可能会更持久。否则，朝向一种达沃斯式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富豪统治的可能性就很大，随时间推移就会对国际安全造成更广泛的威胁。
第二，如果社会不平等问题解决了，那么政治和生态问题也可能迎刃而解。当新兴社会踏上世界舞台，它们的问题也不断成为全球性问题。国内的包容性发展模式也会影响到新兴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第三，既然经济发展涉及到技术变革、战略利益集团的形成、跨国合作、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全球金融，它就会涉及到不平等并产生新的不平等。因此，要重点研究新兴社会中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各种政策，这里关键是要分析发展研究中的人类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问题。
当西方工业国和日本在战后繁荣期（1950-1970）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时，那时是全球相对平衡发展的时代。1980-2000年间，后工业消费社会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当工业经济再次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时，全球又出现相对平衡发展的局面。因此，东南转向改变了全球再分配的总体布局。2008年的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差异性。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但并不划一。对一些社会来说危机是威胁，对另一些社会则是机遇。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 拥有国家经济调控手段的社会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
认为新兴社会可以被纳入英美资本主义体系，这一观点低估了新兴社会鉴于政治、社会压力采取不同方式组织资本主义的事实。当资本主义的领袖在公司丑闻、有毒金融、欺诈、体制脆弱、管理无能、人口老化、财政债务严重、主权债务庞大以及政府因减税几乎被掏空等重重问题下崩溃时，充满活力的发展型国家却显得更稳定、更生机蓬勃。
几十年来，华盛顿方面一直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现在，新兴社会开始“反驳”，从欧洲到中国，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只是背后窃窃私语，而且来自官方讲坛。
2008年的危机是放任资本主义和无监管金融制度的危机，它在方方面面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不堪一击，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自由放任）、范式（有效市场理论）、经济学（金融化、短期行为）、政策（减少政府干预）、方法论（金融数学）、制度（会计部门、评估机构、监管机构）上，还是在文化（奖金文化、CEO的以大欺小）上。
当赚钱容易已不再可能时，就要重新思考范式。除了对危机的一大堆反思之外，大量的替代理论涌现出来，比如：行为经济学、神经金融学、作为调节体系的经济学、反身市场等。市场容易出现泡沫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包括经济人的“动物精神”。
危机促使我们寻找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与经济范式。因此，当目前的讨论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更有效的问题也许是“多元资本主义的未来”。正是由于多元性，资本主义才生存下来。多元性没有消失，只是多元性的数目在改变，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是多元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位，目前涉及到亚洲、拉美、中东与非洲的新兴社会。
四、危机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国家的精英与商业阶层既合作又遵循各自模式，这使我们想起融合又不均衡发展的经典论题。
目前，跨国家的合作在国际法（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资本市场）、科技（工业标准）、知识产权（专利、授权）贸易和公司的层面进行。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则按照自己的模式运作。跨国合作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制度套利（在不同规则环境中权衡利弊而获利）常常在不同国家的资本组织中强化这种差异。因此，资本主义的合并与分离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不同国家的精英与商业阶层既相互合作，又遵循着各自的模式，这使我们想起融合又不均衡发展的经典论题。
在文化研究中也有类似论题，那就是：尽管很多人预料全球化会产生文化标准化与麦当劳化，但这只发生在一部分领域；区域的、国家的、本土的差异继续充满活力，与跨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差异。我把这种情形称为“全球多元文化”。
当然，任何事情都与政治相关。把政治抛出这一体系是不可能的，而有政治加入，结果又变得无法预测。还有，我们必须把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与国际媒体宣传之间的意识形态喧嚣和差距考虑在内，因为媒体通常是偏向于主导范式的。
最后谈谈有关危机的文化。西方消费文化与东方生产文化的兴起部分是由于西方工人阶级的消失（人人都是“中产阶级”），这是受西方市场营销伎俩与技巧驱使而产生的文化，一种权利和疯狂消费主义的文化，由市场噱头精心策划。危机对这种文化到底有何影响？它是否会促进向清醒和绿色的转向？它能否降低名人、奢华文化的效应，为过度的消费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降温，带来生产风气的回归？危机又怎样影响新兴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更广泛的理解还包括危机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对一些人来说是威胁，对另一些人则成为机遇；危机与阶级的互动：危机改变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会改变危机；以及危机与文化的互动等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不能对危机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