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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财富累积影响未来社会结构
王天夫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总第121期
2011-04-02

 

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十年间的财富创造已为财富积累奠定了基础。以改革开放中受益的第一代人收入差距为基准的社会结构分化,已经开始转化为决定第二代人及此后更多代人命运的消费与财富分层的基础。

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收入上的差距无法在代际间传递,而累积的发展优势与财富可以一代代传递下去。

因此,在观察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与财富累积不仅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对理解与判断社会结构的长远变化更显重要。根据对近年来(2002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试图描述城市社会各阶层消费差异的趋势,说明它所导致的当代城市家庭财富累积的分化。

 

财富差距远比收入差距重要

分析近年来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支出变化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各个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都有较快的稳步增长,四年间的逐年增长基本都在7%以上。第二,各个阶层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差异。总的来讲,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相比较而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的下降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

而从收入中刨除支出,就得到节余,这也是家庭财富积累的基础(用于储蓄或投资)。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节余。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居民消费差距已大于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的消费不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008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消费超过了收入分布处于下层的60%家庭的总和。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收入最高的20%家庭2005年的消费也已占到处于下层的60%家庭消费总和的近95%。如果把中国城乡人口放在一起,我国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这样的消费差异体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多样性与多等级。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和消费质量更优、数量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而贫困家庭则在消费其他等级的商品与服务;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可能完全没有重叠。

事实上,巨大的消费差异还体现了更多深层次、制度性的社会经济特征。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Gini=0.39)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0.34)。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前者通常要小于后者。其原因在于经济生活中有多种因素来缩小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消费差异(消费水平在生命周期上的平衡、储蓄与信贷消费、投资支出、转移支付收入、累进制的税收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城市旨在平衡各阶层消费能力的各种手段没有起到作用,而中等与低收入阶层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其消费水平相对于收入水平更低。相对于收入差距,各阶层间的消费差异更大也更明显。

 

资产增值:财富差距放大器

在当前变革时期的中国,财富的积累对未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作用显得格外突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此变革过程中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公有到家庭财富开始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因为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中国社会资产财富的快速增值。

通常来讲,财富积累的三个途径包括储蓄、遗产继承以及资产增值。截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家庭财产的积累。因此在当前的中国,储蓄(扣除消费支出的节余)成为资产财富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而资产增值则是财富差距最为重要的放大器。

中国家庭的财富积累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因素(包括个人逐渐进入市场参加经营、住房的商业化、各种社会福利保障逐渐市场化等等)促使这一趋势凸显。在早期,只有富裕家庭在积累财富,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累积开始加速。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投资增值也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提及房产、股票、基金等等各种投资理财手段。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普通城市家庭的财富平均增长了4倍多。

财富的累积过程显示了一系列的差异现象。第一,财富累积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显而易见。有研究表明在19952002年之间,干部家庭平均累积了比普通家庭多30%50%的财富。第二,财富累积的门槛效应以及资产增值的放大效应使得贫富差距飞速扩大。资产价格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阻隔了穷人的进入。随着资产的增值,富人所持有的资产价格进一步快速上升,累积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也更有能力购买更多的资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与放大的过程,必然加速拉大财富多寡之间的差距。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