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的缩小，使得农民工不能继续忍受低工资，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于是倒逼城市的工资上涨及产业升级换代，国内需求也同时扩大，而“橄榄型”社会也就孕育于其中了

温家宝总理日前撰文，提出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要害。因为很显然，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细细想来，其实都是和贫富差距过大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配结构，还有的学者干脆认为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是“倒丁字”，而无论学者们怎样描述，中国目前分配制度不合理，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

从已经建立起“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家的经验看，调节分配收入的手段无非是三种:一是初次分配，主要指工资；二是再次分配，主要指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最后则是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事业。在这三种分配形式中，初次分配最为关键，可以说是整个分配格局的基础。

但中国在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初次分配最为严重。统计显示，一般的低基尼系数国家，或者“橄榄型”国家，劳动者工资收入和资本的利润收入，一般是“劳六资四”，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占60%以上，如欧元区、日本等，差不多都是这样，但中国却是“劳四资六”。而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算，则中国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在37%左右，而整个欧元区是48%，日本51%，美国加拿大都是50%以上，甚至就连韩国，也达到了46%。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以找到很多，包括“强资本、弱劳工”的力量对比格局，以及地方政府片面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市场——中国的劳动力长期呈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工资就上不去。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突飞猛进，但农民工的工资却基本没有增长。从市场的角度看，任何商品，供给多了价格就会下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农民工愿意（准确地说不得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所产生的后果是一系列的:首先他们自己的收入上不去，其次导致城市的工资水平（除了少数国有企业）整体下降，最后是中国的经济无法靠内需拉动，而且，由于“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中国的自主创新始终困难重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无从谈起。

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会“被愿意”接受低工资？原因也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工即便是在城市里接受很低的工资，也仍然胜于“土里刨食”所获得的收入。

所以从逻辑上，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其逻辑过程是这样的:城乡差距的缩小，使得农民工不能继续忍受低工资，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于是倒逼城市的工资上涨及产业升级换代，国内需求也同时扩大，而“橄榄型”社会也就孕育于其中了。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舍此之外的其他办法，都不过是抽刀断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