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对珠三角3000多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涉及农民工心理状况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感受两个方面，结果显示农民工普遍存在疲惫、烦躁、孤独和无助等心理问题。同时，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存在绝望感。

劳动权益受损催生农民工心理问题

 自“富士康事件”以来，对于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社会各界围绕宏观制度、企业管理和个人因素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许多论述，但均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并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劳动权益受损催生农民工心理问题。劳动权益是影响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和工作环境有害是导致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直接原因。工资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权益问题，工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生活状况。其次，企业管理苛刻恶化农民工心理状况。样本中，有23.4%的农民工表示在打工过程中权益受过侵害，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本企业。一般来说，权益曾受过侵害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更容易感受到社会不公，并会因此产生不满、无助感和悲观绝望的情绪。最后，社会组织未能缓解农民工心理压力。13.5%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会、妇女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并没有起到情感支持的作用。而私人朋友对农民工的情感具有慰藉作用。

企业社工制度亟待建立

 建立企业社工体系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制度基础。为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应尽快建立起以工会、共青团、妇联为主体，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企业社会工作体系。企业社会工作在解决劳动争议、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而企业社会工作体系是整个社会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该把社工服务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面向社会吸纳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建立起高素质的社工队伍，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应该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到为工人服务的企业社工体系建设中，并鼓励高校师生及志愿者在企业开展社工服务。

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分为企业内部和社区两个方面：企业内部可由政府指导，企业自行开展；社区的社工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则需要由政府给予支持。具体而言，企业社工服务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第一，政府向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让他们定期或长期进驻农民工生活区，开展社工服务；第二，在企业内部选聘协调能力较好、服务精神较强的员工，把其培养成企业社工，这类社工对企业员工与经营管理状况更为了解，有利于开展社工服务；第三，企业利用其已有工会、妇联等组织向员工提供社工服务；第四，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在较为集中的工业社区设立服务部，为工人提供服务。

另外，企业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必须要有法律保障，对企业社工的身份定位、岗位职责、行为规范、配备比例、费用来源等均需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全国性法律暂时难以制定的情况下，鼓励地方政府出台探索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试点。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预防措施。“富士康事件”表明，加强农民工心理教育，防患于未然，势在必行，对新生代农民工尤其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意识较强、职业期望较高、社会经历简单，较难承受挫折与压力，遇到心理问题往往缺乏独立应对能力。对农民工开展心理教育除了包括一般的心理健康知识，还应根据农民工出身农村、具有较高流动性、从事流水线生产、收入较低等特点，重点加入就业期望、职业流动规划以及城市适应等方面内容。

力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基本保障。政府应督促和鼓励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国资委2008年《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殷切期望和一般要求。承担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依法与职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坚持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尊重员工人格，公平对待职工；改善工作环境，促进人际和谐，不要人为制造职工人际交往障碍，允许老乡或关系较好的工友住在同一宿舍，提倡上级管理人员与基层工人进行平等沟通，在企业内部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

更进一步说，政府应该为国有企业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强令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应结合中国国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也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推广到各类企业。除了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企业用工制度和工作环境的检查，对于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行为，如强制劳动、克扣工资、搜身搜包、辱骂殴打等要坚决查处。

保障农民工权益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根本途径。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劳动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因此，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应被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尽快建立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责任制。政府部门应增加在劳动监察、职业病和工伤防治以及司法援助等方面的投入，加大对企业监管的执法力度，强制性地促使企业依法处理劳资关系。为推动农民工维权制度化，促进劳动关系，需要尽快建立集体谈判制度，为劳资对话提供制度平台，允许工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与企业就工资、工时、社保、工作环境等方面进行平等协商，这既可以及时缓解劳资矛盾，避免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群体事件，也可以改善工人劳动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最后，应该密切关注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采用问卷、访谈、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定期开展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科学调查，实时掌握农民工的心理动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