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5户菜农中，有31户夫妻的子女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年轻工人有的长期在棚户中打地铺，与父母居住，也有的周末才去棚户。如果将亲属范围放得更为宽泛一些，那么几乎每户菜农都有亲属在“珠三角”打工。
一个棚户，一块农田，一对夫妻，加上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构成了“珠三角”“代耕菜农”农场中人与物的基本图像。“代耕菜农”是指到“珠三角”地区租赁一块土地进行蔬菜、瓜果等种植的其他地区农民群体。较为保守的估计，目前，“珠三角”的代耕菜农数量在20万人以上。
“夫妻房”下劳作及辛苦
2009年，笔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对广东省中山市某镇一个村落的菜农进行了田野观察。该镇人口超过10万，其中农民工数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蔬菜由该镇的“代耕菜农”提供。笔者所调查的村落共计85户菜农，主要来自广西、湖南以及粤西的农村地区，平均年龄42岁。85户菜农有85 个棚户。每一个棚户占地10—
夫妻二人便是小“农场”中的全部劳力。他们需要完成包括翻耘、种植、收获、销售等在内的全部工作。平均每户菜农耕作的土地为4.2亩。每一块土地被分割成二三十个小块。除棚户外，每一小块都种植着不同类型或不同生长阶段的蔬菜。例如，广西何叔夫妇所租的3.5亩土地被分割成28块，种植了10种蔬菜。而每一种蔬菜又分成了种子区、幼苗区与成苗区，大概各占1/3的面积。当成苗区的蔬菜收获结束后，需要立即将其转换成种子区，并往复循环。这种土地分配构成了农业生产的流水线，使耕种的劳动投入与每日收获的农产品形成一个均衡的比例。
菜农的劳动过程紧凑且艰辛。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每天的劳动量在12小时以上。在劳动过程中，很少安排串门、聊天、娱乐等活动，基本不与本地人来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要么是“没时间”，要么是“别人哪里看得起你”。在紧凑的劳动过程中，其劳动姿态主要以“低位劳动”为主，站立、弯腰与蹲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姿态，其中每天以蹲位劳动时间最长。对一位男性菜农的观察发现，在一天中其蹲着劳动的时间长达7小时。
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菜农在每亩土地上一年可收获价值12000元的蔬菜。扣去土地租金、押金以及其他土地成本投入，纯利润并不多。据何叔夫妇介绍，2007年的收益在3万元左右。但是，工业市场的兴旺与否决定了蔬菜销售市场的盛衰。一方面，工业不景气会使蔬菜销售市场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使该镇工人数量锐减，导致菜农种植的大量蔬菜销售不出去，2009年中，何叔“仅仅赚回了地租和农药钱”，这样种下去还会赔本。另一方面，即使在工业市场兴旺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比工业衰退时少。例如，大面积的工业征地导致菜农们从临时的“农场”中无条件清退。同时，即便菜价高涨时，大多数利润也被菜贩得去，菜农还要肩负农药、种子、地租上涨的风险。
土地、棚户与市场，构成了菜农生活的简单模式。除去休息、洗衣、吃饭等，生活就似一道程序，一般在棚户中完成。夏季高温时期，棚户中酷暑难耐，且蚊蝇繁殖，用水困难。台风来临时，棚户的安全面临考验，经常有棚户被台风掀掉棚顶甚至吹塌。菜农们就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承受苦难的劳动。
贡献“活劳动”
菜农与周围的工厂联系密切。首先，工厂是其最主要的蔬菜销售对象，其次，还体现在菜农自身的劳动经历上。在85位男性中有67位在种菜之前有过其他的工作经历，有41位女性曾有过在工厂中打工的经历。但为什么要离开工厂到农田中来呢？
“世界工厂”的制度限制及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工厂对“活劳动”的要求，使得其对劳动力具有年龄限制，那些年龄较大且缺乏技术的农民经常被工厂淘汰，这也是菜农年龄较大的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工厂的宿舍制度与家庭居住格局并不兼容，一些夫妻尤其是刚刚生育小孩的家庭，必须选择一种既能够营生，又能够居住在一起、互相照看的职业；另外，一些要兼顾赡养老人义务的劳动者，也会另辟他径，暂时“离开”工厂。诸如此类的工厂制度安排，使得很多菜农选择了正在从事的职业。
与工厂的联系还体现在棚户下的家庭结构上。在85户菜农中，有31户夫妻的子女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年轻工人有的长期在棚户中打地铺，与父母居住，也有的周末才去棚户。如果将亲属范围放得更为宽泛一些，那么几乎每户菜农都有亲属在“珠三角”打工。家庭中的不同代际从事的虽然是不同的职业，但都是为“世界工厂”贡献“活劳动”的劳动者。
自雇式劳动服务体制
如果将那些具有劳资关系的劳动场看成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说的“工厂政体”，笔者则将菜农们看成是“自我生产政体”。在这种微型政体中，劳动者数量以个人或家庭为限，是没有雇佣关系，没有劳动保障与福利，不受政府监管，处于社会边缘与底层，通过自身购置简单的生产资料进行自主劳动的生产形态。
以往的劳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劳资关系的“霸权”导致了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在类似菜农的这种“自我生产体制”之中，即使没有工厂制度等一系列的变量，同样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在工厂之外，菜农们似乎掌握了劳动的自主权，但实际上，资本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调配，可以通过供需、地租等方面间接地剥削“菜农”。也就是说，资本并不需要从所有的“活劳动”那里夺取对劳动过程的设计权，对于那些依附于工厂的“活劳动”，仅仅需要看住交接劳动产品的“阀门”即可。
在调查中，80%以上的菜农曾经有过流动耕作的经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征地导致土地租约合同中断。他们中不只一个人描述了这样的情境：推土机的大铲子轰隆隆地将他们还未完全收获的菜地推平，甚至不给一分补偿。
卷入于“世界工厂”中的劳工，不独存在于生产流水线、建筑工地、服务行业等劳资场域之中，还包括那些通过自雇式劳动服务于现代生产体系的劳动群体。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周边与城市之中，存在着菜农、摩托载客者、拾荒者、流动摊贩、个体户、搬运工等大量服务于工厂或城市的劳工群体，他们也参与了 “世界工厂”。社会学对劳动研究的眼光完全还可以放得更宽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