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和住房是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但国内还没将两者很好联系起来考虑，建筑设计界也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研究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这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成年独生子女们对老年父母照顾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界错失大量商机。
回顾国际经验有助于阐明社区养老的意义及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如英国的社区照顾政策、中国的社区服务运动以及美国有关“就地养老”(AIP)的产业发展与提倡。美国经验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新趋势表明，“银发浪潮”的巨大挑战为住房及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开拓提供了商机。
近年来，住房问题是国内社会关注焦点之一，但老年人的需求还未引起开发业足够重视。随着社区服务演变成为社区建设，国际历史经验对于明确社区(家庭)、社会(国家)和市场(产业界)的各自作用与责任有借鉴意义。
英国政府重拾社区照顾责任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区精神病服务在英国得以扩展，1957年皇家精神病及立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Law Relating to Mental Illness and Deficiency)在各种研究报告基础上为正式开展社区照顾起到了里程碑作用。之后，社区照顾扩展到老年服务，不仅成为英国社会政策的主题，而且影响到英联邦及其他国家的老年服务与研究。虽然社区照顾的定义因含糊多变而经常遭受批评，但它明确强调了在社区内对有需要者提供服务，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生活在家中而无需长期住院护理。
这种“在社区内提供服务”的理念相对于住院服务而言，最初被认为是满足社会需求的较好解决方案。但后来引发了许多质疑和争论。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框架，需要从中梳理其历史原因、意识形态、结构要素、实际问题以及政策应对等。这一框架成为该领域第一部比较研究专著的基础，后来亦被国外学者应用于精神病服务研究课题。例如英国学者Johnson于1987年指出，社区照顾诞生于战后社会福利大发展或“福利主义”时期，因此其最初所指的是由政府提供的正规居家服务。但由于1970年代西方经济大衰退，造成社会福利态度发生转变，社会普遍认为福利国家走过了头而遭遇危机，这导致所谓的福利多元主义，又称“照顾(或服务)之混合经济”的诞生。该主张强调社会及健康照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获得，即政府、志愿机构、市场服务以及家庭等非正式照顾系统，此意指国家不再独揽或统领福利责任以削减财政开支。结果社区照顾的定义及政府的旨趣变成“由社区来照顾”。
“由社区来照顾”是一个鼓励大众参与的崇高理想，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朋友、邻居及其他志愿者提供的非正式照顾，也会产生许多问题。有学者指出，社区照顾实际上等于家庭照顾，尤其靠妇女无偿照顾。若计入这种社会成本，社区照顾并不比住院照顾便宜。因此，尽管当时撒切尔政府大力提倡，许多学者却认为社区照顾作为社会政策是一个失败，呼吁政府要“对社区提供照顾”并将此作为社区照顾的必要内涵之一。
中国多元化政策强调“由社区来服务”
与西方相似，老年人是中国社区服务主体对象之一。但中国社区服务运动的缘起是由于企业福利削减而造成社会需求。因此，直到最近，国家还在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服务体系。就居家养老而言，与西方一样，中国社区服务的需求并未完全满足。
中国没有法定或提倡社区服务是由国家提供，而是一开始就奉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多元化政策，其重点在于“由社区来服务”。有些地方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其中，志愿者服务覆盖了很大部分。目前，国家的投入大体上仍限于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及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对一般老人来说，家庭仍然是照顾他们的主体。
在社区服务推行之初，曾有学者强调不可取代家庭的养老功能。但“一孩政策”的结果，已造成城市家庭出现大量的“四二一”结构，在农村，由于年轻人进城务工，亦造成不少“空巢家庭”。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乡老年人中2/3不与其成年子女同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强调传统家庭养老对于社会政策的重要意义已无裨益。笔者曾指出，1978年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造成经济国家(与福利国家等相对而言)的去政治化(即“拨乱反正”)是改革发展的前提。
在经济实力增长及政府职能转变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责任和能力采取比资本主义(西方)福利国家更为积极的社会政策，包括支持志愿机构或非营利性组织扩展专业队伍。同时，老龄事业的发展还要有市场和产业界的支持，而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特别值得研究。
美国AIP引入商业机制
美国虽历来不乏社区照顾及服务，但并未形成像英国那样的潮流。而研究者们所热衷的“社会支持”等课题，虽然与社区照顾一样着重于所谓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功能，但并不特别强调照顾的地点。这与美国以前一度盛行的“社区衰落”一说不无关系。近年来，“就地养老”一词开始流行，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采用，甚至包括社区照顾发源地的英国。就地养老在概念上其实并无新意，但若仔细与英、中等国的经验相比较，美国的发展有其独到之处。其关键在于产业界的参与和推动，把老龄化及预计活得更长更健康的“婴儿潮”这代人的需要作为一个巨大消费者群体。并将其对就地养老(相对于老人疗养院、辅助生活中心等)环境的偏好作为医疗、住房以及相关的制造、供应、金融等产业发展的潜在因素的重要推动力和指导方针。
美国市场研究、公共政策以及学者们也随之而起，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著述。到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AIP已有许多讨论，包括各种各样的会议及文献，甚至国会听证以及白宫老龄会议也开始关注这一议题。经过9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AIP运动，并于2003年在七个城市开创了美国第一个“就地养老周”，由美国建房商(NAOHB)、反向房贷商等协会与全国老龄顾问会议合作举办。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服务需求空前高涨而大部分人仍希望留在自己家中生活，导致AIP 观念的普及，甚至导致了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执证就地养老专家”(CAPS)，由美国各州建房商协会进行培训和资格认可。
与国际上的社区照顾运动相似，AIP的含义随着运动的开展有所演变，尤其是各类老年住房建筑商都希望将其纳入经营范围，甚至包括老人疗养院等。但大部分老年人实际上继续居住在自己家中，并不希望搬动。对于独立生活的倡导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老年人能够选择生活在自己家和熟悉的社区中，能够生活得安全舒适。因此，“可居住性”便成了AIP运动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超越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要求而为老年人创造既无障碍又有吸引力的居住环境。美国AIP经验的可取之处在于，房建及相关产业对于市场发展趋势，在科技、专业人员培训以及行规、交流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弥补了长期以来关于多元化争论中的一个欠缺。通过现有房屋改造、新房屋适合残疾人的设计以及退休社区的规划并采用新科技以保证老年可居住性，减少跌倒骨折等危险，从而增加老年人独立生活机会并减轻对家庭的压力。
老龄化和住房是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但国内还没将两者很好的联系起来考虑，建筑设计界也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研究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这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成年独生子女们对老年父母照顾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界错失大量商机，不管新房销售还是现有房屋改造方面。这些有待于国内有识之士加强研究以及产业界的积极探索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国外AIP运动只是弥补了关于社区照顾服务长期争论中关于产业界作用的一个欠缺，而国家、非营利组织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市场导向可以促进产业界的发展并为满足人类需求奠定不断更新的科技基础，但谁能最终受益仍然需要社会政策来帮助解决，尤其在两极分化、住房分层日益显著的今天。公共政策从经济国家模式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转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保证。
作者简介：陈社英，纽约佩斯大学学术副校务长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