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层研究的重心转向中产阶层。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产阶层的人数占全社会人数的比例日益提高，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中产阶层本身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较之其他阶层更为复杂，因而其研究的难度也更大。

社会分层研究的意义及派别

　　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层级结构，它由处于上中下不同社会地位层次的人们组成，中产阶层由于其处于中间位置而得名。但是，中产阶层这个名词一经出现，就远比它的楼上楼下即下层社会和上流社会名气要大得多，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并且历久不衰，在西方发达社会如此，在我们中国这个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和转型的东方社会更是这样。这种情形是由中产阶层的特性和它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社会是分层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这个社会的层级如何分法，则颇费周折，社会科学家们为此费尽了心机，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建构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马克思是最早对社会进行分层的理论家，他用个人的经济地位即占有财产的多寡来进行社会分层;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分层方法太简单，他认为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还应该加上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和声望作为分层的标准。从此以后，研究社会分层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以及其他不入流派的多种分层理论与方法，社会分层研究成了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与显学。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裂变，这需要社会学家们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与解释。美国社会学界研究社会分层的高峰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那个时期正是美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大的变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因此我国学界对社会分层研究的热潮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二，分析和解释社会的结构变化是理论家们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的治理必须以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为基础，因此决策者们必须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分层状况。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早年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后在井冈山时期又做过多项社会调查，写出了多篇我们今天读来还赞不绝口的调查报告，他要解决的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今天的国家管理者需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层次状况，则是要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方略。可见社会分层研究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三，社会的分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这不仅涉及理论分析架构的设计与方法的使用能否科学、准确地描述与解读社会实际，而且必须确保其研究的结论不至于误导决策者的政策制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层研究的重心转向中产阶层。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产阶层的人数占全社会人数的比例日益提高，发达国家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全美国人数的80%，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例估计也已经接近40%，至少不会低于30%。②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中产阶层本身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较之其他阶层更为复杂，因而其研究的难度也更大。

国内中产阶层研究现状

　　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是从英文Middle Class一词翻译过来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比我们早，中产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成熟比我国早很多年，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自然也领先于我们。这为我们今天研究我国的中产阶层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但是，国情决定了我国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因而研究的难度更大。这从我国学术界研究中产阶层的历程可以看出。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中，发现一个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但是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使用还存在种种限制，人们只好使用诸如“中等收入层”、“中间阶层”、“社会中间层”来替代，直到今天，我们还只使用中产阶层而通常不使用中产阶级概念，以避免引起误解和不必要的麻烦。

　　尽管受到条件的限制，但中产阶层的研究在我国仍在不断进行，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因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中产阶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而且其发展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料。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推动了中产阶层的研究，并且得到了官方高层的认可。其一是有学者根据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是其社会的稳定器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中国社会要稳定地转型和发展，必须形成一个人数越多越好的中产阶层，这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一段时间里，政府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其二是中产阶层强劲的消费能力，加上商家推波助澜的广告宣传，中产阶层与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了，这又是政府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在官方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中，开始出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这样的提法。③政府对中产阶层问题的态度变化应该说带有必然性，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壮大是一种必然，当然学者们的努力功不可没。

　　然而，我国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从中产阶层的定义、中产阶层的结构与功能、中产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还不甚清楚或者还处于争论之中。这给我们目前讨论中产阶层问题带来困难。

　　到底什么是中产阶层，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由于我国中产阶层的特殊性，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正如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所使用的那样，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中是指广大的社会主流人群。它由过着还算舒适(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生活人构成。他们为生存而工作，但在他们工作的组织和公司中并不处于真正有权力的地位。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这并未使他们进入强有力的精英阶层。在有些模糊的社会分层视图中，他们是广大的中间群体。”④我国学界也是这样定义中产阶层的。“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为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⑤

　　比较上述两个定义，发现我们与西方对中产阶层的理解本身不存在本质差别，问题或差别在于，在西方，政治家、媒体和公众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与学术界的定义具有一致性或至少基本一致，学界的研究处于引领地位，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能够广为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接受。我国的情况不一样，学术界对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本来就小，而在中产阶层研究这样特殊的问题上，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学界中人大多不敢问津，即便有“好事者”大胆进行研究，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条件下，其研究成果的质量自难保证。而且，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可以说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我国经济崛起与社会转型的速度之快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与之相应，我国中产阶层发展、壮大之快速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学界的研究严重滞后，但敏锐的媒体和充满好奇心的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观察、感知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媒体和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评品、赞叹、批评、不解、困惑与非议所形成的舆论，反过来要求学界作出研究和解释。与此同时，媒体和公众对学界的某些研究结论又提出质疑。

中产阶层社会功能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关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是中产阶层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我国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官方、媒体和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社会学者李强教授发表了后来广为人们引述的研究成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⑥

　　这一论述得到学界很多人的认同，引用率很高，也是导致政府改变对待中产阶层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李强的论述是运用演绎方法推演得出的结论，其基础是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一般状况和对西方中产阶层进行解释的理论，这个论述的重要前提是我国的中产阶层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区别或至少差别不大，也就是运用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状况及其建构的理论来推断中国中产阶层的状况与社会功能。因此，只要我们认为我国的中产阶层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存在差别甚至很大差别的话，李强教授所推演出的结论就只能算作是一个假设式的命题，从社会科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必须运用中国的事实或经验资料来检验或证伪，才能成为一种对中国中产阶层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或学说。

　　其实，李强教授的贡献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可以看出，此后我国学界的中产阶层研究主要是在讨论和实证检验李强教授提出的命题。

　　在李强教授提出三大命题中，讨论最为热烈深入、实证检验已经基本定论的是第三命题，即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主要群体。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实证研究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包括北美、欧洲、东欧、南美、东亚和南亚、香港和台湾等)进行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政府的认识、媒体的报道及大众的反映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学界也不是在孤立地讨论我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功能问题，经济与政治、思想观念等从来就是密切联系的。周晓虹教授提出了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理论，正是消费的前卫导致了政治后卫。⑦与此类似，也有学者认为“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⑧。

　　对于李强教授所提出的其他两个命题的讨论与检验，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其争论也更为激烈。本文只举一例作为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翼研究员在“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吗?”一文中，不仅对李强教授命题的基础前提，即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提出了质疑，而且运用中国的调查资料所做的统计分析证明，“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⑨不仅如此，媒体与社会公众对我国当代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表现，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坚持社会的道德准则，担当道义，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社会风气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等诸多方面，深感不满和失望，认为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没有担负起他们应负的社会责任。

中产阶层社会责任研究视角

　　分析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这是中产阶层研究新的视角和思路，目前还未见到有人对此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讨论。我们把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意识到自身应该对社会承担的义务及其实际承担义务的行为表现，前者称为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则是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社会责任意识影响社会责任行为，或者说社会责任行为是社会责任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当然，不能说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单一地决定社会责任行为，因为社会责任行为除了受到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很多其他影响因素，如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等。

　　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与学界讨论甚多的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存在密切关系。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其阶层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其社会正功能实现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正是通过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使其实现了社会稳定器、维护社会正义等正面或积极的社会功能。但讨论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时，还包括讨论中产阶层的负功能与潜功能问题。

　　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产阶层意识的内容之一，是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知道自己该为社会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包括中产阶层的自我意识、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等内容。国内学者的研究初步表明，我国现阶段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统一的阶层自我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因此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层社会责任意识。

　　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简单来说，就是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经为社会的发展做了哪些应该做的事情，以及没有做哪些本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情。现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的状况如何?我们同样无法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找到答案。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途径来进行推断：其一，从社会责任意识推断。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责任意识，则其社会责任行为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其二，从媒体和大众的反映中推断。与社会责任意识的主观与不可感知性不同，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为媒体和大众观察到。从媒体和大众的不佳评价和批评性反映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现阶段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诸多不足。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3～11页。

②关于我国中产人数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全国性统计数据，这里只是综合多方面的数据做一个粗略的推断。

③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④[美]埃里克·奥林·赖特：“阶级分析的三种逻辑与中产阶级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阶级后果》，李春玲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⑤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⑥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⑦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⑧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⑨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1～251页。

作者简介：罗教讲，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