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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现状、隐忧及社会责任
李春玲
《人民论坛》 2011年5期
2011-05-10

 

  据中国社科院统计,我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近1/4,且以每年1%的增速不断扩大规模。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给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带来哪些变动?给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弊?社会应该怎样积极引导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中产阶层应怎样才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成为社会的减压阀、稳定器?政府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怎样才能更有利于缩小阶层间差距,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本刊组织这组讨论,希望对深刻认识中产阶层、充分发挥其作用以及如何更合理地调整社会结构有所裨益。

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中产阶层规模逐步扩大,其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也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中产阶层感受到某种隐忧和压力,普遍缺乏安全感。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使中产阶层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但尽管如此,中产阶层还是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逐步显现,尤其自本世纪开始以来,由于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人群的数量明显增长。虽然人们对于中产人群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是学者、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不怀疑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且乐观地预期这一群体将在未来的数年里快速增长。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中产阶层也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经历,然而,这些风风雨雨并没有阻止中国中产阶层的前进步伐。针对北京和上海中产阶层2007(金融危机前)2010(后金融危机时期)状况的两次调查,显示这两个城市的中产阶层的增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相反,中产阶层的规模仍在持续扩大,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在稳步提高。然而,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产人群却普遍感受到某种隐忧和压力,与此同时,中产边缘人群则因未能达到令其满意的生活状态而焦虑不已。隐忧和焦虑部分源于未能充分满足的物质欲望和对未来缺乏安全保障,同时这种心态也刺激了更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这导致了现今的中产阶层极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产阶层的界定及现状

  什么样的人和有多少人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有关中产阶层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也有所不同。不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成员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的人。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北京,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5.9%、约占就业人口的30%;在上海,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3.2%、约占就业人口的25%。这就是说,在北京,大约有229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在上海,大约有221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人的比例为9.4%,在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19%。在全国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人的相应比例则仅为6.7%,即约8898万的人可能成为中产阶层。在这些人当中,大约3%是私营企业主,31%是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19%是工商个体户,47%是普通的白领职员和低层专业技术人员。

  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并非所有的符合上述条件的人都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2007年的调查显示,符合中产阶层客观标准——即从事白领职业、具有中等或以上文化水平并且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的人当中,仅有26.4%的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那些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声称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或生存状态未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同时,他们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依据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应该享受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的比例大幅提高,符合中产阶层客观标准的人当中,有60%的人认可自身的中产阶层身份。这不仅意味着“中产阶层”这一身份标签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而且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中产的味道。中产群体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说明这一群体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层或阶级——有相似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并且逐步形成共同的利益认同以及有可能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另外,上海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北京人,中产现象在上海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自身的中产阶层身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虽然大多数人不赞同以收入多少作为判定中产阶层身份的唯一标准,但是,超过90%的人认为收入水平是决定中产阶层身份的必然条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稳定的、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经济收入,因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2010年的调查表明,2007年以来,94%的中产阶层的收入有所增长——其中47%是“有点增长”、47%是“明显增长”,另外的5%声称收入“没有变化”,仅有不到1%的中产阶层声称收入“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也在逐步提升。2007年北京和上海的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8.9%1020万元占30%2130万元占43.3%30万元以上占17.8%。而2010年高收入组的比例有明显增加而低收入组的比例则有所下降,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4.7%1020万元的占31.9%2130万元的占29.7%3140万元的占26.7%40万元以上的占7%2010年与2007年相比,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高于30万元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家庭收入状况与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收入越高的人越可能认可自己的中产阶层身份。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元的人当中,有95%的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25万元之间的人,有70%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而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人当中,仅有55%的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越来越热衷于投资理财。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投资理财的普遍化。中产阶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收入的多元化,工资收入并非是中产阶层的唯一收入来源。2010年的调查显示,平均来说,工资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62.3%,即超过1/3的收入源于工资以外的收入,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投资理财收入。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经济条件较为宽裕,中产阶层家庭在日常开销之后都会有相当比例的节余,以往(5年之前)大多数中产阶层都把这些节余的金钱存入银行。然而,最近几年,随着中国金融证券业的迅速发展,中产阶层处置节余金钱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加入了投资理财的行列。2007(当时正是疯狂抄股热潮的初期),大约60%的中产阶层家庭没有任何投资理财,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工资收入。而2010年的调查显示,仅有5.8%的中产阶层家庭不进行任何理财投资——包括购买股票、基金、债券或保险等,绝大多数中产阶层(94.2%)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投资理财,其中,2.7%的中产阶层投资理财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30%43.8%的中产阶层的投资理财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11%30%之间,34.7%的中产阶层的投资理财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6%10%之间,还有13%的投资理财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低于6%。另外,房产投资也是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收入来源之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投资房产并从中获益。2007年,仅有27.7%的中产家庭有这方面的收益。而2010年有房产收益的中产阶层家庭比例上升到65.2%。其中,1.5%的中产家庭的房产收益占总收入的30%以上,27.2%的中产家庭的房产收益占总收入的11%30%26.1%的中产家庭的房产收益占总收入的6%10%10.4%的中产家庭的房产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低于6%

 

中产阶层的隐忧和压力

  中产阶层面临着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压力。中产阶层虽然拥有稳定的收入、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群体中却普遍存在压力和焦虑情绪。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压力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压力。中产阶层要解决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基本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们不满足于基本需求。为了与中产阶层身份相匹配或者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他们需要居住在宽敞舒适的房子里,他们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不仅要有钱看病而且还要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他们还希望退休以后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质量。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较为薄弱,大多数中产阶层认为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压力就必须多赚钱,而强烈的挣钱欲望以及暂时未能满足的物质欲望又导致了心理焦虑。

  80%以上的中产阶层拥有私人房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居住条件不够满意而希望购买面积更大、条件更好的居所,少数没有私人房产的中产阶层(大多是中青年人)则处于极度焦虑状态。31.6%的中产阶层感受到强烈的“房贷月供/购房费用”压力。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方面,中产阶层的负担明显低于中下阶层,80%中产阶层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20%,同时,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医疗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10%。也就是说,从客观角度来看,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对中产阶层家庭不构成问题,但是在主观上,却有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有压力。超过3/4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约1/3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医疗支出的负担。相对而言,中产阶层对于养老问题的担忧比较少,93.2%的中产阶级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保障,92.6%有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因此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基本养老不成问题,但是为了日后着想,58.8%的中产阶层目前选择“尽量多储蓄”以保障他们在退休后能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

  中产阶层较缺乏安全感。中国中产阶层普遍缺乏安全感,这也是许多在客观条件方面符合中产标准的人否认自己是中产的原因。某些中产阶层成员认为,虽然目前他们有较高的收入或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会导致他们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他们时常抱怨,他们缺乏欧美中产阶级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不能像欧美中产阶级那样安逸舒适地生活。他们声称要保持目前的身份地位或者更上一层楼的话就需要更加勤奋地工作。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心态上的一大差异。中国中产阶层比欧美中产阶级更具有活力,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冲动,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

  强烈的欲望和不满足于现状是导致中国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安全状况。95%的中产阶层认为缺乏“食品安全”,34%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9%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3%认为缺乏“个人隐私安全”和“人身安全”,21%认为缺乏“财产安全”,20%认为缺乏“劳动安全”。中产阶层成员往往对生活有较高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不能获得中产阶层应该享有的生活质量。

  大多数中产阶层成员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中产阶层的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层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实现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不过,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最终能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目标,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超过2/3的中产阶层对于未来表现出乐观预期。中产阶层对于未来的预期存在着年龄差异,年轻的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悲观情绪,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购房压力和就业竞争压力。29岁及以下年龄的中产阶层,有10%的人对未来表示悲观,仅有52%表示乐观,而30岁及以上年龄的中产阶级,只有4%表示悲观,而对未来表示乐观的达到77%。另外,中产阶层成员也较为乐观地预期他们的经济收入将会不断提高,86.8%的中产阶层认为在未来5年里他们的收入将会进一步提高,其中,14.7%认为其个人收入会“上升很多”,54.1%认为会“略有上升”,另有25.1%预期其个人收入不会有太大变化或“不好说”,认为自己收入将会下降的仅为6.1%

 

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分析

  中产阶层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从长远来讲,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毫无疑问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一般较少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或政治动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较为平稳。不过,在其成长的初期阶段,中产阶层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的壮大引发了一些政治局势的动荡,但在另外一些社会,中产阶层的成长却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中产阶层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多种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的相关政策、利益分配格局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等等。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显示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使中产阶层成员极大获益,大多数中产阶层成员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延续,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稳定是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他们尤其不希望中国社会出现政治动乱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对中央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对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有较高的认同度。80.2%的中产阶层认为目前的社会形势“比较稳定”和“很稳定”,75.2%认为目前的社会“较为和谐”或“和谐”。这说明,中产阶层对于现任政府和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评价是较为肯定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中产阶层没有强烈的意愿去改变现状。

  不过,中产阶层对于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的信任度明显低于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比如,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为73.7%,信任司法部门的比例为65.1%,信任信访机构的比例为61.7%,信任政府新闻媒体的比例为74.4%,信任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比例为58.3%。实际上,中产阶层对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政策有诸多抱怨,对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公正性有较多指责,对于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滥用职权极为不满,近几年来,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上铺天盖地地指责政府的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政策,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中的中下层成员。对这些批评和指责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批评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企图影响政府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而并非意图改变现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这样一种由批评形成的社会压力和舆论监督,有助于改进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和谐、民主和公平程度,有助于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也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社会急剧变迁往往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某些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利益相对受损的社会群体有可能会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中产阶层也时常感受到他们的权益遭受强势利益集团或某些政府部门的不适当政策的侵害。不过,在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方面,中产阶层一般采取较为理性的方式,通过合法的手段和制度化的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较少采取激烈的、暴力的、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种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既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又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中产阶层的维权行动也有可能创建某些制度化渠道来解决社会矛盾。换句话说,中产阶层在这方面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中产阶层较缺乏社会责任感。虽然中产阶层目前的确在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是这一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撰文指出,“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如果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①中国中产阶层当前最关注的是其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经济利益的维护,他们较少考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将要成为社会主导性阶层的群体,他们应该肩负着推进社会进步、健全社会体制的责任。但目前中产阶层对这点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许多中产阶层成员只专注于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合理、不公平现象,他们虽然会持批评态度,但并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改进社会现实,除非某一事件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权益——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他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去维权。总体而言,中产阶层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理想主义。不过,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只怪中产阶层自身,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一弱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导致的。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经济增长,落实到个人头上,就是多多挣钱,尽快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中产阶层也不能免俗。社会及政府并不鼓励中产阶层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也并未向其提供较多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这只能导致中产阶层关注于个人利益而漠视社会责任。

  政府缺少对中产阶层的关注。中产阶层对于未来充满信心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使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中产阶层的队伍也将进一步扩大。不过,尽管中产阶层是经济增长的极大受益者,但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并未考虑到促进中产阶层的增长。在发达国家,由于中产阶层是社会上最庞大的人群,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时总会考虑政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培育壮大中产阶层作为政策目标,实施一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政策。我国政府虽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但并未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而且,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并未把这个群体作为利益相关群体——阶层的概念——来考虑。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较少考虑对中产阶层的影响。比如税收政策,大多数中产阶层感觉最近5年来他们缴纳的税款越来越多,16%的中产阶层声称他们缴税“很大幅度增加”,54.9%是“较大幅度增加”,26.4%“没有变化”,仅有2.7%声称他们缴税“减少”。中产阶层觉得他们是被政府政策忽略的群体,政府政策总是偏向于强势阶层而损害中产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因为强势阶层的成员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大。下层民众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损最多,政府会采取一些政策扶助或补偿这些弱势群体,但对于中产阶层的利益,政府决策时考虑较少,中产阶层的利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盲点。中产阶层的稳定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建设,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应该更多考虑维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和促进这一群体的增长。

注释

      见《中国企业家网》,2010102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