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阶段性发展手段，低成本发展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阶段性目标实现，时代要求提出更新的发展目标时，继续固守这种名义上低成本、实质上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就不合时宜了。
作为一种阶段性发展手段，低成本发展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阶段性目标实现，时代要求提出更新的发展目标时，继续固守这种名义上低成本、实质上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就不合时宜了。
过去30年，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低成本”发展模式。具体体现为“四低”，即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里所说的“低成本”，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它们是企业或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支付，但事实上被削减的义务性必要成本。事实上，企业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很显然，“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
低成本发展模式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低成本发展模式的雏形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其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奠定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新的特色，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逐步系统化。毋庸置疑，低成本发展模式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了比较优势，助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称奇的“经济奇迹”。但同时，低成本发展模式也把中国带进低成本发展的陷阱。低成本发展模式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对目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升级换代构成约束，在经济上造成一系列后果。
第一，低劳动力成本模式使收入分配失衡，人口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消费市场的扩大缺乏社会基础，依靠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社会阶层结构的支持。
第二，低社会福利成本导致两方面的经济后果。一方面，它使得地方政府把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约40%，用于投资，这在早期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显示出优越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会使产能过剩的情况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不足，家庭为应对未来的风险不得不更多依靠家庭积蓄或家庭投资，直接妨碍了居民消费市场的扩大。
第三，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部分源于低工资收入。当人口的大多数属于低收入阶层时，大部分产品市场就只能实行低价格策略。为此，企业不愿意为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而投入必要成本。在低价产品市场条件下，企业为获取利润，常常不惜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从而导致品牌战略难于实行。在没有品牌优势的条件下，大量企业不得不打“价格战”，后者使产品质量和安全的保证成本进一步降低。于是，低价产品市场与低质量产品制造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低环境污染成本模式导致企业行为的负面形象扩大，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冲突，企业社会形象受损，妨碍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实行长期化和品牌化战略以达到提升竞争优势的目的。低环境污染成本在给企业带来更高利润的同时，使全社会为环境治理支付更大的代价，从而导致宏观上“不经济”。
低成本发展模式忽视社会发展的多维目标
低成本发展模式显然只着眼于单一发展目标，即经济发展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低成本发展模式不惜牺牲其他重要目标，不惜牺牲发展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包括社会权利、生命安全、环境质量等等。作为一种阶段性发展手段，低成本发展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阶段性目标实现，时代要求提出更新的发展目标时，继续固守这种名义上低成本、实质上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就不合时宜了。
低成本发展模式实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行为模式。这种急功近利行为与一些地方政府的“赶超”战略有关。在赶超心理的支配下，经济发展速度本身演化成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其他目标必须让位。用低成本（加上高投入）模式发展，可以很快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成就。相反，追求长期化目标，见效就要慢得多。所以，为了近期目标，如GDP指标，人们不惜牺牲长期目标，如技术创新、品牌竞争优势、环境质量、社会权利、社会和谐等，不惜把长期目标后推。其结果是，长期目标一直难以纳入人们日常努力的目标，而行为短期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日益严重，解决难度越来越大，这些使得人们退出短期化行为模式的成本越来越大，这又进一步助长短期化行为。
提高企业与政府对必要成本的投入
显然，要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过去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短期化行为的激励模式。要用制度创新的方式激励地方政府追求更为长远的目标。目前，改变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劳动保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福利）、产品质量监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在整个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将是激励地方政府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的第一步。
政府行为激励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激励地方政府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克服短期化行为，奉行长期化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目标依然重要，但不是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多重目标之一。发展要兼顾各种目标的配套与统一，在追求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追求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目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兼顾了各种目标之间的协同和相互促进,因此可以称为“协同式发展模式”。近来中央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一种协同式发展模式。
要落实协同式发展模式，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改变企业与政府在义务性必要成本方面投入过低的情况。低成本发展模式中的“四低”源于以下三类不均等关系。第一，低劳动力成本涉及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即企业方强、劳动者弱。第二，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涉及不平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即生产者强势、消费者弱势。第三，低环境污染成本涉及不平等的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即市场强、社会弱。这三类关系的不平等，实质是博弈机会的不对等。
要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就必须改变这三类关系中的博弈机会的不平等。就目前阶段来说，可实行增权型发展战略，使双方的博弈机会趋于平等。增权型发展战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与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相对应，实行经济增权战略。第二，与低社会福利成本模式相对应，实行社会增权战略。第三，与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模式相对应，实行消费增权战略。第四，与低环境污染成本模式相对应，实行公共参与增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