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由来及其相关内涵的辨析,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忧患及其原因,透析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意在为理论探究奠定坚实基础。笔者认为,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产生"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原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才能制定出科学适当的破解对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农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最大亮点，就是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特别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它传递出中央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大约1亿人)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由来及其相关内涵
1.“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的由来
2008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
2.“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出生后上学，进城打工，大部分没有正式种过地，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农民、土地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年龄大约在20~30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比上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3.“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区别
(1)他们不再选择脏、累、险、收入低的工作岗位，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受到歧视时会摔门离去。
(2)他们大部分未婚，外出务工的动机基本上不是因“生存理性”外出，而是将流动外出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3)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4.“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产生的社会影响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避开“脏、累、险、低”，以致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供求均衡点变化，使厂、商等劳动力需求方出现“缺口”、出现“民工荒”。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由于不愿意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务农，而“心高手低”在城市无法真正立足，因此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济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他们已具有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点。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难以接受“被歧视”。如果他们长期不能融入城市群体和社会，累计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5.“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心态
(1)“新生代农民工”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没有感情、没有依恋、且日益疏远。外出的经历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认为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
(2)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3)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人们尊重和社会认可；希望参与城市的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融入城市群体。
(4)“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是独生子女，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离开了农村。但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奈和郁闷心态，产生需要宣泄和释放的欲望。
(5)他们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但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再加上城市难安家、小城镇就业门路窄等社会环境的挤压，常常处于焦虑和烦躁的心境中。
总之，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是他们“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历，“新”在不以农村为根，“新”在对城市生活有更强或是唯一的憧憬和企盼，“新”在有较少的家庭负担，“新”在有一定文化，要求被尊重和认可，有明确的利益祈求。
二、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忧患及其原因
1.农民工二代犯罪率攀升令人忧
2009年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了广州监狱1200名囚犯，并对其中801人进行了采访。调查显示，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在受访的801名囚犯中， 26岁以下的超过91%； 81%的囚犯被判盗窃罪、抢劫罪或入室抢劫罪； 10%的囚犯被判故意伤害罪； 4%的囚犯被判吸毒或贩卖毒品罪。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和遭遇不公时(比如受歧视、不公平的薪酬待遇、缺少社会福利、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权利缺失)，更容易采取暴力行为。内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外在的社会歧视，是导致他们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因为很多受访的囚犯表示，“犯罪是为了宣泄不满”。
2.给城市户口不给同等保障，依然没有根
200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做好优秀农民工人入户城镇工作的意见》后，惠州市政府专门为优秀农民工准备了60个入户名额，然而，没想到的是本省优秀农民工都不肯入户，外省的经动员只有几个动了心，还是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缘何不愿意落户城市呢?是舍不得老家的地。老人在家种地，如果户口迁走了，地就要被收回，不仅需要对老人抚养，而且还丢了退路。由于在城市入户后，要得到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就业、廉价房方面待遇，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可见，同等待遇，仍处于壁垒森严的境况。
3.“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
“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工”的年龄段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产生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大。
“无地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工”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当前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一旦不可预测的情况出现，这个群体会有什么反应和举动，是很难制定预案进行救助或防范的。
4.“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的困境
(1)他们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受条件制约，难以走进“围城”。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8.6岁，但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就业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企业里，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苦于恋爱无人，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 1501元~2000元的占16 .9%， 1001元~1500元的占21.6%，其余的61.5%在千元以下。
(2)法定身份和户籍限制(非城非乡)。从法定身份上讲，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但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现实情况是：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3)职业选择高不成低不就。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
5.“新生代农民工”的历史使命与移民化倾向产生碰撞
当前中国农民收入中，接近一半来自务工。但农民收入也离不开农业，因为农民家庭，往往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同时获取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这种代际分工的核心是，年龄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带孙子，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赚钱。务农收入解决一家温饱，务工收入用于购买奢侈品、子女读书、老人治病、婚丧嫁娶、修建住房等。缺了任何一笔收入，农民家庭生活都可能陷入贫困，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收入模式。另外，在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农民所焦虑的往往不是增加收入问题，而是在家庭代际分离的情况下老人和小孩如何照料，弱势群体如何保护，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如何获得一个安全大后方。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收入模式和农民所焦虑的内涵，决定并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应负的历史使命，即必须为家庭的代际分工服务，必须履行承上启下的家庭历史职责。
当前，举家外迁的移民化，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抉择。他们携妻拖子“举家”外出务工，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很多人缺少对赖以生存土地的“恋土意识”，表现为很少回家乡，不愿意回家乡；表现为很少往家里寄钱，争取从经济上解放自己，不是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农村家庭。于是，农村家庭代际组合的现状将断裂，这个断裂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影响到各类各种关系的维系和运行，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变化和矛盾，这个碰撞、断裂、衔接，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好的。
6.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蔓延，加速了“新生代农民工”队伍壮大
不知从何时起，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蔓延，再加上打工潮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冲击，使农村初中生辍学率居高不下。尽管国家政策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还对贫困寄宿生实施补助，可辍学现象并未得到遏制。之所以再泛起“读书无用论”，其根源是在“用”上出的问题。人们特别是在农村，通过读书可以上大学、进城市、当干部、收入稳定福利高、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就是以往的“用”的含义。当今由于种种原因，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不仅负债而且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使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所以，读书“无用”、趁早打工赚钱才是实际的言论纷纷出笼，辍学不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队伍快速增长。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两个基本问题的探究
1.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须正确认识和评价
当前他们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岗位、工作条件与脏、苦、累、险远点。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积蓄，不是就业人员的最低水平等。从这些利益诉求的实质上看，不外乎是一个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时代特点的基本要求。如果认为是正常要求就不会歧视，就不会从贬义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诉求。况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具有进取奋斗精神，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自己的拼搏努力来获得。如果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他们冷漠、排斥、压控、或以种种借口长期不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那是很危险的。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第二、三产业的生力军、主力军，而且他们的愿望与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发展蓝图相适应，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之所以称他们为第二、三产业的生力军、主力军，是因为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青年期有体力有精力。虽然职业期望值高，但也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岗位和职业，大多数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他们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填补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变化中不可缺失的职业岗位，完成和实现了社会职能。“黄金周”、春节等期间，城市生活和生产建设的秩序被打乱或停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的劳动完成和实现了社会分工的职能，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之所以说适应和符合规律，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改变工农业的比例、城乡比例。2007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5.1%，日本89%的人口是城市人口，任何一个富国都不能有50%的人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的新鲜血液，是城市快速发展的人力资源，是城镇化稳步快速实现的促进派。这个群体的贡献是显现的，类似于我们20多年前称深圳为最年轻的城市一样，即人口和劳动力年轻化，社会负担少，可轻装上阵、轻装发展极为相同，接纳了他们就已获得了劳动力红利。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产生新的对策思路，就会创造性地化解困难和矛盾，就会视其为财富(当然要在一定条件下)。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路程，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所以，“不仅允许农民工到城里打工，还允许农民工在城里落户”，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2.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产生“新生代农民工”特殊性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社会生活是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最广泛意义的人类生活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并总是把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统一起来，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浅显地说，生活方式就是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方式就是为一定的价值观所支配的主体活动形式。它受客观前提的制约，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系统状况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主体结构中，包含三个层面，即社会意识形态要素、社会心理要素和个人心理要素。从表面上看，日常生活的变化似乎总是浅显的和司空见惯的、或习以为常的，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日变常新的内容，潜藏着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民俗、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渐变的大量信息和事物变化的本质规律。
自1978年开始，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由人民公社集体组织生产改革变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以家庭经营的小农商品经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市场。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决定了农村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例如，当前出现的“农业劳动力劣质化”，农业劳动力队伍的主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民间所概括的那样，成为“703861”部队。“70”是指六、七十岁的老年农民，“38”是指妇女，“61”则是指小孩。又如，出现“农村空心化”，整个农村各个生产部门和行业的劳动者，尤其是“精英”通过各种渠道大量从农村流出。农村建设需要以农民为主体，而主体在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影响下，出现了生活方式的重新选择。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巨大拉力，农业对富余劳动力的巨大推力，城市现代文明的巨大引力，必然会使农民工的规模不断地继续扩大。
农村劳动力流失与非农就业潮流，两方面的社会现象同时存在。从客观原因上分析，这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摆脱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束缚，使这种个体的生产组织形式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选择。这个历史的进步，使农村家庭得以拓展生活途径和门道，得以多方谋生和提高生活水平。或者说农村劳动力流失与非农就业，这两个具有双重作用的社会现象产生，其社会根源在于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体制性的演变和改变。生活方式也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即由“依附型”转向“自主型”，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它实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观念，其影响着并使农村民众的行为抉择发生巨大改变。
中国当代的青年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成长，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中不断思辨。他们相信和追求平等，懂得劳动与剩余价值，注重保护自己的权益，对摆脱贫困、改变现状充满信心和激情。他们知道这一切是“人为”而不是“命运”，他们相信一切在于努力和“事在人为”，所以他们不认命。于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怎样生活做出了相应的抉择。抉择的结果形成欲望和理想，将欲望和理想显现或付诸行动，就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具有客观性和时代性，是客观需求的反应，因而是正常的、正当的。
作者简介：高荣政，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