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世界，任何国家都在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如课堂教育和宣传）在一个地区传统的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 “美利坚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等观念。用社会学术语来说这些观念均可以被称之为是“想象共同体”。如果这一“想象共同体” 的打造比较成功的话，那么居住在一个国度中的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并有着统一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之为是民族国家。虽然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洲率先兴起的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是教会国家等等类型。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在欧洲兴起？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里发生如下的变化。第二千禧年伊始，欧洲强国不少是那些占有广阔地域、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却在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第二个千禧年中期，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比利时、威尼斯及佛罗伦萨）则成了欧洲政治的主导。十七世纪后，欧洲的城邦国家相续衰落而那些既拥有大城市且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或者说既有城市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传统又有农业经济带来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成了欧洲的霸主。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迅速成了欧洲各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普遍形态。为什么不同时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国家会有如此的变化？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后欧洲各国均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正是要回答这些、以及其它相关的问题。

    蒂利认为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千禧年欧洲社会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战争形态与欧洲各国的国家和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蒂利的书中有两个关键的逻辑。第一个是战争形式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蒂利把欧洲战争在第二个千禧年的发展划分为“骑士战争” 、“雇佣军战争” 、“常规军政治”和“民族战争”四个阶段。在这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不但在国家能力上有着飞快的提高，而且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每一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变化。第二是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发动战争需要资源，而资源需要社会来提供。如果在一个国家所控制的领域内有着发达的城市，由于当时欧洲城市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独立性，该国统治者不得不通过某种讨价还价的方式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财力以维系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没有强大城市的话，国家就有可能运用强制性的手段在社会中汲取财力用以战争。这两个逻辑相互交错就有了如下的论点。

    第二千禧年伊始，被我们今天称为欧洲的地区尚处在中世纪的”黑暗期”。当时欧洲各国的国力都很弱，国家没有财力维持一支常规军。欧洲国家在当时的主要战争形态是所谓的“骑士战争”。加入战争的骑士与国王之间有着一种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骑士每年贡献出一定时间为君主作战，而国王则给予骑士在其国土内占居一片领地及其它一些特权。在这一时期，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是该国拥有骑士的数量，而骑士的数量则与一个国家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因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往往会在战争中胜出从而主导欧洲政治。欧洲的骑士战争在十四世纪后由于瑞士长矛兵的兴起及其它原因而逐渐式微。由于当时的欧洲各国仍然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可观的常规军，但是同时期欧洲城市经济的发展却使许多国家变得十分富有，因此花钱请雇佣军作战就成了欧洲各国在十五到十七世纪之间的一个普遍的选择。这就迎来了欧洲战争的“雇佣军战争”期。在雇佣军战争期，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再是幅员和人口而是经济实力。那些富有的城邦国家于是就在国际战争中占据了优势。问题是，雇佣军（许多是瑞士兵）不见得会为雇主卖命地打仗，并且如果雇主不能给雇佣军及时提供军饷和给养的话，雇佣军因为对雇主没有情感上的忠诚很容易发动兵变；同时，欧洲不少国家在几百年的争战中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了常规军。 “常规军战争”在十七世纪成为欧洲战争的一个主要形态后，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逐渐在战争中获取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欧洲战争随着武器的发展变得日益昂贵，小规模的城邦国家已越来越无力支付。更重要的是，城邦国家既没有对于国内百姓的专制能力，也没有必须人口来建立一支规模可观的常规军。最后，有了常规军后国家马上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士兵能够勇敢地投入战争。欧洲国家当然可以采取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政治家所采取过的手段，即用严厉的强制迫使士兵去作战并且奖励那些作战勇敢的士兵。但是，欧洲当时的大国统治者并没有如此强大的专制能力，他们做任何事情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与贵族、僧侣和城市中产阶级讨价还价。这样，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就成了引导士兵勇敢作战的一个有效手段。民族主义于是就应运而生。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打仗异常勇敢，一个时期内所向披靡。这迫使了各国争相效仿，民族国家的发展于是就成了历史潮流。

    蒂利在对于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解释过程中还附带解释了近代欧洲社会的其它一些重要发展。比如，第二千禧年中国家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相互之间既依存又猜疑的发展关系（Liaisons dangerouses），殖民地经济在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The long, strong arm of empire），以及包括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北欧诸国在欧洲战争中的发展轨迹和动因。他的著作同时也在统一的框架下涉及了民主体制在欧洲兴起的动因（在自由城市力量和农业社会的专制力量的平衡中发展而成）、科层制在欧洲的起源（战争刺激了国家力量和效率的增长）、等等许多其它问题。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并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给出一个逻辑严密的解释。《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部杰作。

    《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展的产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带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有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安德生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国家的起源》以及华伦斯坦的《现代世界系统》（第一卷）。七十年代中期后，在继续承认经济生活对社会发展重要影响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同时认识到了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关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意义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冯纳（Finer）的经典文章《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建设：战争的作用》，以及麦克尼尔、迈克尔•曼、唐宁（Downing）、珥特曼(Ertman) 等人的工作。这些作者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相比于其它学者（特别是唐宁和珥特曼），蒂利的论点的解释范围要大得多，其分析方法也要灵活得多。与麦克尼尔、迈克尔•曼等人的工作一样，蒂利的著作处处显示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

    至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分析视角日趋复杂。有人强调各文明间的互相影响和互动对西方社会兴起的影响，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构成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兴起”的关系，有人把西方社会最终的“兴起” 归结于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人甚至从不同社会女性的地位来找“西方兴起” 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以蒂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蒂利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弱点。从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称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仅仅强调了经济（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力量（国家）和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影响。但是，蒂利轻视了涂尔干，因此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结构性社会情感加以很好地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韦伯式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即注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由于对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在社会中作用的忽视，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释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方方面面，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政教分离和脱魅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的来临。比如，就基督教而言，它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至少会给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以下五个被蒂利忽视了的重要影响：第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 事实上是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控制／保障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距离贸易。这时天主教教会势力及其它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Catholic ecumene）就成了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整合力量，一个欧洲各国政治的关键协调者、领导者、甚至是保护者。这个天主教世界促进了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相应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同时，它也为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第二，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冲突造就了欧洲国家力量的微弱。这就为蒂利所说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国家力量的微弱还迫使了欧洲各国为各种政策的实施大量地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性政治的发展最终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有机渗透（即迈克尔•曼所说的国家的基础性力量，infrastructural power）。这种低专制、高协调性的国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 。这不仅仅是说天主教在教义和组织形式上都大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组织传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单一上帝的追求，对于《圣经》文本真理性的探索，以及对于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天主教还保留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天主教不但全力捍卫一个充满嫉妒的上帝，认为《圣经》就是真理，　而且捍卫他们对《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这就给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带来了脆弱性。路德在威腾堡教堂的门上仅仅贴了几张“小字报” 就给天主教世界带来了摧毁性的分裂。其实，路德文中对于天主教卖“赎罪券”做法的攻击与明朝末年李贽在《焚书》和《继焚书》中对孔教的攻击相比不知要温和多少。但是，孔教在中国代表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当时中国的主流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错式”的论战，而中国书生的主要精力也还是集中在读四书五经考科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不争论” 的背景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基督教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路德几张“小字报” 引出了一场“真理问题大讨论” 和新教运动。其后果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长期延续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洲政治中的逐渐边缘化。宗教分裂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势力的边缘化则给民族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五，宗教战争在欧洲兴起以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与之并不相干。天主教世界产生了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这种反复的战争冲突不断加强不同信仰群体内部的认同和凝聚力和对其它群体的排他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了准备。

    任何伟大著作都带着时代和作者眼光的局限，蒂利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今天看蒂利的著作，要学习的是蒂利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广阔的知识面，他的超群的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组合各种社会机制的能力，以及他在一个有限的学术框架下把一个观点演绎到极致的功夫，一言以蔽之，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