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系统、专门的学问。学术的规范性要求做学问的人能以科学、严肃、理性的态度认真对待学术。当前，学界存在的浮躁问题，制造“学术大师”的“学术明星化运动”现象以及学术行政化倾向问题等，说到底是学术路向的问题。本刊特刊发这组文章，加以评述，以飨读者。
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根据我长期治学的经验，我觉得主观和客观条件各有三条。
■主观上要有潜力、兴趣和对学术的正确认识
从主观方面说，这三条是：
首先，有一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力。我这里不是主张天才论。许多人经过长期刻苦的钻研，是有可能取得一定学术成就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弱智者。我们曾见过弱智者在音乐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没见过弱智者能做好学问。即使非弱智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好学问。比如，旧社会有许多人皓首穷经，可是连一篇好的八股文也写不出来。古今中外，经过长期努力做不好学问的人为数并不少。我认为这种人应该相信“行行出状元”的道理，早点另选职业，很可能在其他行业取得显著成就。
其次，要对学术工作有较强的兴趣，能锲而不舍。我这一生已近百年，直到今天仍对阅读和写作津津有味。而且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认识到，我家朝中无人，无龙麟骥尾可攀，如果想通过为国家、为人民甚至为人类前途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最有可能的途径是从事学术研究。概括地说，我大学毕业后，曾经有几次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坚守学术岗位；也有几次因客观环境逼迫离开学术研究岗位，但我都千方百计地转了回来。而且我在非学术岗位工作时，都结合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研究，不断发表论文。如果没有这种对学术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就很难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
第三，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学术界的歪风邪气，反对那些盲从的、“为稻粱谋”的著作。我在解放前的《观察》、《时与文》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顶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压力写的，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到2001年还能结集出版，到现在仍有生命力。我的美国史研究，曾经遭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压力，但由于我揭示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是真理），后来我将这些被攻击、被诬陷文章的所有论点都收入我主撰主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两本书中，作为我
■客观上要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占有丰富的资料
从客观方面说，做学问的三条是：
首先，要有一个能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环境。否则你如何能坚持做学问？更谈不上做出成绩。以我的美国史研究为例。我是1964年4月调回武汉大学研究美国史的。开始半年，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倒是踏踏实实做了一段时间美国史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点初步成绩，写了一篇论黑人暴力运动的文章和一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的讲义。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革”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在业余时间偷偷干“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对美国史研究多少有点铺垫作用，但究竟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13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如果说后来我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从1979年元旦开始，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能自己做主，从而放弃所有节假日，没日没夜地研究美国史的缘故。特别是1987年我离休之后，更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美国史了。
其次，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候，可以让学者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做研究工作。仍以我的美国史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但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致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依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存在一个现成的“公式”：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堕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即使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能自己作主，我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陈腔滥调、老生常谈。后来我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好转之时，我不失时机地、勇敢地摆脱那个“公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从事美国史研究的结果。而且，这也是和当时受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鸿文的影响，决心摆脱那个“公式”的部分学术界、出版界人士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第三，要具有丰富的、新颖的和各种不同的资料，并有机会与国际学者交流。还是以我的美国史研究为例。改革开放前，特别是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前，我们只能读到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和中国学者模仿苏联学者写的美国史著作。可以说，这些著作都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不完全符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的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人，甚至个别资深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并不是如列宁所说的“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增长,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深深感到，要了解、认识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除参考苏、中两国学者著作外,必须参考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史学家的著作。后来,我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史学家的美国史，特别是美国现当代史的著作，并从其中发现了大量苏、中两国学者有意无意弃之不顾的史实和论点。这样，就大大扩展了我对美国史的学术视野，日益全面地、真实地认识到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并向国人介绍,逐渐取得人们的认同。除丰富多样的资料外，与国际学者交流也是一种使学术研究避免“一叶障目”、盲目紧跟的好办法。1984年6月，我参加在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名为“外国人看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同年11月至12月，我应邀到美国讲学、访友和做研究，与十余个国家的各种学者进行交流，学习到关于美国史的各种不同论点，获得不少关于美国史的不同资料，对我的美国史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学者档案
刘绪贻，1913年生于湖北黄陂县。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发表著译(大部分有合作者)900余万字。在史学方面论著有很多独创性。代表著作：《美国现代史丛书》、《战后美国史（1945-2000）》、《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儒学统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