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社会科学史中,我们认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很晚才出现。同时这种结合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时期。中国却不符合这种模式。在中国，几乎在社会科学出现的同时人类学与社会学就纠缠在一起，直到共产主义（Communists）的到来，这种纠缠才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松解开。为了避免枯燥无味地列举论证，我们就仅以一个学者（许烺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学者后来到了美国任职，并提出了他的观点，强调了中国的这个矛盾（paradox）。1944年许烺光写道：“在这篇文章里，‘社会学’一词与‘社会人类学’为同义词使用。直到今天，也很少严谨的学者坚持区分这两个曾经一度分离的学科。在我们的大学里，社会学家把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正如一些具有特殊的人类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在教社会学一样。”

人们习惯于把1898年严复发表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其中两章节的译文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始。尽管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就可以读到很多从欧美社会学者翻译过来的文章，但是却很少有原创性（original）的著作是用中文写的。当时在中国大学已经开设有一些介绍性的课程，直到大约20世纪，才开始有一些有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出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产生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吴文藻、陈达、费孝通、许烺光、李景汉、李安宅、林耀华、冯汉骥、杨庆堃和田汝康。当我们理清这些学者的名字时，便可以透视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

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现了一些成果，而这些著作包括一些非汉人群体（non-Han groups)的民族志，这都是一些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取向，本文就不再对此作介绍了。而我所关心的这些研究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人口学意义上的问卷研究（survey-cum-demographic studies)。这些问卷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指向相关的并且很早就产生的福利问题。早在1914-1915年，北京就对302个人力车夫(rickshawcoolies)的生存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关于福利、农业、医学、以及教育方面的实证性研究组成了中国社会总貌的主要片断（fragment）。可是这种研究太少了，同时也过于简单，多关注于贫民。但是1933年李景汉发表的著名的定县研究，由于John Lossing Buck的帮助详备地报道了农业方面的情况，同时在其它不太著名的研究中也有丰富的材料是关于人口学以及与人口学相近的题材的。而这些材料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值得细细一读的。我发现在最近的一些关于家庭结构的著作中，有些统计数据隐藏在文章里，而这些数据在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引用的价值的，很值得我们认真地读读而不仅仅是看看。当然，在中国关于人口学著作方面最大的尝试便是陈达的战后研究，这一研究揭示了共产主义前（pre-Communist）的中国在理解自身程度的深浅。

在定县研究和其他一些关注现实生活的调查中采集了很多材料，如果把这些材料看作是在大框架下的一部分来进行阅读的话，那么这个框架便是“社区研究”，而这也正是我将要叙述的第二类型著作。关于这些研究是如何出现这一内容是社会学史上一个无法描述的章节，尽管MortonH. Fried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必要的资料。社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是费孝通、林耀华和许烺光，而这一研究的先例便是葛学溥（D.H.Kulp）对凤凰村的研究，这是在当时美国乡村社会学的部分影响下进行的。

葛学溥在上海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好几年，他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史禄国（1939年去世），因而他的著作深受史禄国的影响。史禄国是一个俄国的民族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他是促进中国学者田野研究的人之一。其他的人有英美的老师（他们有些是来访问中国的），这些人让中国年轻一代的田野工作者关注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方法。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把外国学者各自讲授的知识统一起来，而外国学者却总是控制这种影响，许烺光先生经典的指出：“1935到1936年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居住燕京大学的几个月期间，WilhelmSchmidt却固守在贵族式的北京辅仁大学里，而史禄国则是在清华大学里工作。但是谁也没法劝说让他们三个人聚在一块。”

中国的社区研究可看成是英美乡村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延伸，或者看成是外国学者帮助中国产生社会调查著作的一种方式。受外国影响而产生的观念可以从林耀华先生在福建两次不同的田野调查研究的对比中找到迹象。一篇是以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主义形式来分析村落社区的论文；一本是用英语写成的著作，它把乡村看成是事件安排的过程，这与美国学者提倡均衡的观点是一致的。从中国大陆关注杨庆堃《早期共产主义转变中的中国乡村》（1959年）的出版来看，人们认为社区研究的历史将要终结了。

很显然，我所提到的这些人都只是关注社会学家所研究领域的一部分。那么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宏大分析与中国调查是统一的？我们立刻会反对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我们在任何国家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面临的：社会学与其他一些研究社会本质与进程学科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过去与最近的过去都吸引着很多历史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把他们所看到身边的一切归于一个普遍的历史发展进行中。另一些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专注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舞台，他们的工作当然也就一直延伸到接下来的二十多年。

中国人所关心的制度史是有很多资源的，现代以及以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实际上很多前沿性的历史作家并非接受历史学家的训练，然而，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却让他们的工作具有极富想象的优点。但如果说历史学家经常具有社会学的眼光，而社会学家却不是非常关注历史的（很奇怪，在社会里，社会学家在表面上看来应该具有历史性的思维），那他们的研究最后都会遭殃。

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勉强地定义为提出大问题的社会学家。最早对中国社会制度分析的著作之一是由伦敦经济学院Hobhouse的两个学生写的。在二十到三十年代里，这些制度不断的加强，因为它们看上去好像代表着现实的问题以及要求变革。由于小规模的调查有时被卷入讨论中，它们也就被人们认真地对待。家庭和婚姻是经常被讨论的；让我来说说潘光旦吧。土地的占有以及农民生活的其他制度为人们普遍地关注。Tawney在中国的研究反映了这方面很多的研究工作。接着在前共产主义时期有些社会学家开始写关于社会分层的东西。费孝通在这方面题材的研究在西方是非常著名的。当然，选取什么样的题材以及他们怎么样进行一部分会取决于对调查的控制和国家政治制度下的大众。

最后，在共产主义探索前期所做的研究工作下，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法律领域的研究。法律变革以及为中国建立起现代法治制度而作的努力促进了这一分支研究的发展。人们尝试对当地的习惯法进行收集与分类。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深受法国学者影响的人，产生了一些协议，而这些协议都是在社会学领域下产生的。法律条文在控制着，或者是至少起着作用，很多制度被历史性的调查。

我并没有指出很多领域的中国社会学作品，而这个范围可以在马尔萨斯还未发表的论文中知道，在他的论文中这个是作为简介的头条使用：社会的生物方面，人口与生态，社会心理学方面，文化文面，亲属制度，家庭与婚姻，社会分层和移民，少数民族与民族关系，社会病理学和社会问题，社会动运和社会变迁，社会思想和社会哲学，以及对中国社会的一般性研究。

1949年离我们如此之近，但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这一年却是很遥远的。在共产主义政邓小治制度的探索中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中产生了两种分裂。首先，它把社会学家在有没共产主义之间分成两种阵营；其次，它通过给后来实践者分配一定的任务以及限制社会学家的活动，从而把社会学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第一分离不是能够以数字表达的，如此之激烈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越过海峡去了台湾。无论他们现在在想什么，1949年大部分社会学家明显地预见新政权的下的vivendi方式。依我所知，台湾的情况是现在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很多在1949年就已经来到台湾了，而他们之中接受日本的训练的占了大多数。

共产主义胜利以后，尽管在苏联模式中缺乏一些先例，但是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看上去是存在的。这门学科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具有资产阶级历史与背景的学科遭到拒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学科赋予了新的形式与目的，社会学系不得不进行改革。

实际上我并没有发现有多少教学还在进行着。而在研究方面，人类学家集中在研究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和民俗——为了赢得少数民族以及让他们适应新的社会，在应用人类学方面形成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强制性的阵营——社会学家却被中断了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他们经常是被断绝了读书以及教学的机会，当历史研究摆在眼前时，（产生了一些对社会学家有一点兴趣的著作，尤其是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危机与农民反抗方面的），在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社会学家似乎什么也没有做。

1957年3月，曾经帮助建立新社会学并埋藏在心里好几年的费孝通，主张重建社会学，但由于其他同事屈从于当时的形势而未被接纳。他们的才智没有派上用途。解放以来陈达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李景汉告诉孝费通在过去的三年进而，他被分配到准备三门不同的课程，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

陈达生于1982年，至到1951年我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尽管事实上他是中国最有经验的人口学专家，但是他并没有参加1953年的人口普查。根据1957年1月14日发表在昆明日报的访问，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研究中国1937-1945年劳工运动，如今是北京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的副主任。他现在也在研究1953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北京人口的出生率和列亡率，他自己一个人工作没有任何地助理。

在共产主义权主混乱的年代里，李景汉是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拨乱反正”后，他首先被分到中央政府财经学院任教，而后转至人民大学担任副教授。当时他所分配的教授的科目是他根本不懂的——机械与纺织制作。后他分配到跟一位劳动保险的老师，帮助他写课程，他的主要任务正是他自己所从事的劳力研究领域的。在百花齐放的时期，他不仅一次地提出并且受到人民日报的邀请对北京周围的乡村进行调查。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这次调查，他的发现发表在资助本次调查的报纸里。1957年5月，社会调查局最新成立，而李景汉则是里面的带头人。

根据费孝通1957年春的演讲，学术界需要一种更为自由的氛围，以便更好地工作与评论自由。社会学家开始自发组织起来。6月一个工作委员会决心要建立一个中国社会学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重建社会学系。但是直到这时候，自由仍然是很危险的，不久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不顾个人羞辱在人们面前自认为右倾主义。

在一些后起的阵营里，社会科学也顶着烈火。费孝通、吴文藻和潘光旦被划为右倾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科学”被强烈地反对。1957年4月，费孝通一位年长的阿姨Sally被他的同事林耀华公开指出批斗，以“砍掉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背叛者”这样的名号。陈达则被批为反科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反动分子。

现在还活着的一些老社会学家，他们曾经被划为右派，而他们的工作都被掩埋起来。实际上，中国的政府也做这一些统计与调查，但是说实在这些给我们很少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一事实可以从以下的例子中得到印证。一个法国汉学家，他最近的著作都是写中国的社会变迁的，但主要是以中国的新闻与外国人的报到。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最巨大的变革，那些在能够带领中国在变革中走向光明的人，当然除了在那个短暂的“百花齐放”年代那段时间，他们是暗淡无光与也在保持着沉默。

在台湾，由于知识分子的缺乏或是与大陆的政治因素相关，尽管拥有一大批好的学者，社会学似乎也是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在共产主义中国，人类学研究一直都关注少数民族，但与之不同的是：在台湾却进行着很多新领域的研究，而这些研究理论性的结论通常与欧美学者所发现和探讨的问题是相联系的。陈绍ChenShao-hsing 在社会学文章中不断渐露头角。

文章原载:The ChinaQuarterly,NO.10(Apr.-Jun.,1962),pp.166-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