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费孝通早年在农村调查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法论碰撞产生的一次“大胆尝试”。按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无心插柳”种出的一颗“长青果”。实际上，费孝通“魁阁学术时期”的社会学思想发展特别注重从传统中国人文理念丰富的文化里汲取学术营养。“差序格局”巧妙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原因有二。
一是对“差序格局”最严格的具体文字论述是“人伦释义”。毋庸置疑，“人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也是儒家学说给世界文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一大贡献。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结构中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人伦”。潘光旦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因而，这层含义用在“人伦”上便产生出两个面向:一是结构秩序，二是关系类别。如果说前者为静态，后者则为动态；前者侧重立体等级区别，后者则侧重平面亲疏差异，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二是两个形象化的拟喻描述。众所周知，费孝通没有对“差序格局”下过明确的定义，他是运用两个形象化的拟喻:水波纹模型和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图模型来对这个概念予以具体论述的。对此，费孝通晚年作了这样的解释:“文章不能直写，背后都有东西的，直接写出来就不好看了，好就好在隐喻上。”显然，费孝通不对“差序格局”作严格概念界定，在文风上可以理解为是讲课稿或散文体，但其本身有一个拟喻手so法的使用。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星”、“天空”都是极富有拟喻意义的形象，如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韦应物言“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文天祥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
费孝通晚年也认同中国社会学发展一直没有特别刻意地去探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代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因为这些概念不太容易运用现代主流的社会学方法去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把握不准之处。由此，虽有故意发挥之嫌，还是不妨把“差序格局”当作费孝通早年吸收中国本土传统“心、神、性”等人文思想进行理论构建的一次大胆尝试。
费孝通在晚年曾告诫后生学者，中国社会学发展应坚持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注意吸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目前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所展现的自然科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模式，它将创造规律的演绎体系视为科学的最高抱负。对于这种倾向，米尔斯批判道:抽象经验主义死抓住研究程序中的一个结合点，让它迷住了心窍；方法论的抑制其实和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一样糟糕。
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延续了几千年的理学“心”、“神”、“性”等问题上，实证主义受制于方法论和经验性测量的障碍，是不太容易进入这些领域的，即使进去了也不免“力不从心”。实际上，理学所隐含的方法论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展是有极大帮助的，理学对于“心、神、性”等意义的探讨，对实证主义哲学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各种认识构造活动和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概念来说是极其有价值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修身”、“自省”、“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本身就蕴涵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特殊的方法论，它通过人深层心灵的感知与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一套中国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的认知方法和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历史境遇的构建无疑也有参考意义。因为，无论是费孝通晚年“文化自觉”一般层面上进行的思考，还是郑杭生新时期“理论自觉”的特殊形态呼吁，社会学理论本土化都表达了中国社会对“中国特质、华夏品味”社会学发展的热切期待和盼望。
在反思现代性和理论自觉的新时代境遇下，对西方社会思潮和方法论，我们当采取“扬弃”的态度。费孝通早年在《乡土中国》中，“从具体现象提炼出来的认识中国社会的概念工具”，如“差序格局”等，已经做出了第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9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