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农民工第二代已经生长在城市这一客观事实，社会政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让农民工二代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心理，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让其具备在城市社会中向上流动的能力。同时，城市要向他们充分开放，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发展的社会空间，鼓励他们通过正当途径去实现个人理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

农民工二代有两个含义，一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左右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工。二是指生在农村长在城市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后代。本文讲的二代特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后代(子女)，即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小移民。学术研究中又常常将其称为“流动儿童”、“第二代移民”。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4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当前，农民工二代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压力越来越明显，这足以说明解决农民工二代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农民工二代的困境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沉淀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及他们的后代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农民工二代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生活不稳定。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性使其家庭不得不经常地迁移，这会严重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儿童在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乃至语言等方面的差别，使他们感到与城市人生活方面的巨大落差，他们的内心容易产生自卑、失意和不平衡，引起农民工子女的厌学情绪。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拮据，不少农民工子女因此辍学在家，进而一部分流入社会。

教育问题。“为了让孩子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是农民工带孩子进城的首要原因。农民工对孩子的期望与城市的父母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把“上大学”、“有出息”视作孩子的人生目标。据孙宏艳对北京的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表明，他们的不适应从学校就开始了：对学习的内容不适应、跟不上，很少寻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很少参加兴趣小组与科研活动，认为老师不了解不理解他们。

社会交往困境。民工子女缺少社交技能，不懂如何与别人相处，在处理问题时大多采用消极性方法。左焕琛在一项针对新生代的问卷调查发现：63%的孩子认为在乘公交车时有被别人不喜欢或排斥的感觉，甚至他们的外地口音和着装也会遭到嘲笑;27%的新生代孩子认为自己比本地孩子低一等，48%的学生平时没有和本地小朋友接触，56%的学生没有与本地小朋友玩耍过，他们担心被城里人看不起，觉得与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才是安全。在社会化中，同学、邻居、游戏伙伴、老师均是社会化的“重要他人”，这些人的歧视性语言与行为具有极大的伤害性。民工的孩子的内心产生出对城市社会的反感和排斥，久而久之，只能在封闭的圈子里生活。

社会心理不适应。民工孩子的理想与城市的孩子并没有两样，他们希望被新的城市接纳，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在诸多调查中，他们竭力回避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说法，而用本地人与外地人取代，或者回答自己是中国人。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比较中产生了朦胧的身份意识。因为父母职业身份的低下，他们对自己在城市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十分敏感，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就感到自己被人看不起，形成戒心及封闭心理。农民工第二代的参照群体有两个，纵向参照是父母，横向参照是城市的同龄人。他们从小耳闻目睹父母的艰辛和困境，产生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觉，导致了自卑、怨恨、仇富等不良心理。他们在设计自己的未来生活时，不愿意再重复父母的生活道路，强烈地希望自身权利和地位快速上升。

农民工二代问题的警示

农民工二代的种种不适应问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对农民工二代存在的问题没有高度的重视与充分的认识，它将会成为城市隐痛。

一是聚集起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义务教育完成后，许多人不愿意回去读高中，而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低文化素质制约着他们今后的职业选择，只能在低级劳动力市场中徘徊，父辈的状况在他们身上传递下来。同时，第二代农民工在遭遇失业时，很可能会滞留于城市。这样，城市政府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二是增加社会不稳定性。在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6日的巴黎骚乱中，大约有一万辆汽车被烧毁，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社会动荡。此次法国骚乱并不是一场革命运动，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组织性，其主体不是1968年法国青年运动时具有明确政治意识的“革命青年”，也不是信奉恐怖主义的蓄意破坏的宗教狂热分子，而是不满现状的移民后代，其他社会阶层介入的很少。这一群体居住在城市郊外的移民聚集区，教育程度低，从事的是一般性的、非正式、临时性的工作，随时面临着失业风险。这些在法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移民后代，接受法国教育，他们对法国主流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有很高的认同度，他们也渴望能像法国本地居民一样“体面的生活”，能够成功地进入法国的主流社会，但是，社会提供他们实现“法国梦”的机会与渠道不多。移民群体不能真正有机地融入法国主流社会，造成了他们长期沉淀于社会的底层，给移民后代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挫折感，因而在这一群体中产生出对政府、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不断地积累着。法国巴黎郊区埃夫里市市长感叹说：“我们正在为30多年来的社会、地域、种族隔离付出代价。”在中国，农民工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同时，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被限制和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无法享受基本的国民待遇和子女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不少农民工子女学习差，无心读书，早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由于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在底层，加之被边缘化，这种“无根”的状态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进而容易滋生犯罪心理。据调查，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如何让农民工后代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疏通社会流动通道，点亮农民工后代的希望

2003年教师节的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去北京石景山区泉路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慰问时，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情真意切、意味深长，表达了党和政府对民工子女的关心、爱护和期盼。那么，如何让农民工第二代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利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城市社会?

要加快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农民工并不追求特权，而只是要求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与发展机会。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使外来员工在职业技能培训、城市文化生活参与、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更多机会，为外来人员第二代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重点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已经开放，但这还远远不够，农民工渴望子女在城市继续接受初中后教育，因此，高中阶段的教育也应该对民工子女开放。对民工新生代的教育不能单纯以解决有书读为目的，还要培育其参与竞争的技能，城市要考虑将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向他们免费开放，使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而逐渐提升竞争力，能够在城市站住脚。

学校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应不断地向学生传输平等、团结、友爱观念，转变城里孩子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偏见，培养他们的宽容和博爱精神。要在学校建立社会工作机构，帮助农民工子女改变自身固有的心理偏差，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才观，教导他们要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人，要把外界的环境压力当作奋斗的动力，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发展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社区要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进城农民工子女生活在社区，受社区的直接影响较大。街道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机构，要协调社区相关职能部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像关心城市孩子一样来关心农民工的子女。

媒体要加强正确社会舆论导向。媒体应该客观介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现状，提供服务机构的信息，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以各种形式宣传进城农民工子女中的表现优异者，倡导他们的先进思想行为。要更加注重他们的需求，给他们话语权，使他们的利益诉求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

阶层间流动不畅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源。如果农民工长期不能进入主流阶层的通道，而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底层群体，会使他们产生失望、绝望的悲观主义心态，产生对社会的不满。社会不能让农民工的二代成为绝望的一代，而应该让他们成为有希望的一代。阻止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他们在第二代、第三代真正地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的希望，是农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会的希望。

原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3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