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风险”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全球化； 个体化； 知识政治

    “社会问题”( social problems)向来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甚至还有这种看法，即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当然，这种界说无疑把社会学狭隘化和工具化了。不过，若就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和范式来说，我们或可这样断言：但凡有一种社会学理论，即有一种不同的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学理论，必定对社会的构成和运作机制持有独特的观点，相应地，在这种观点之下，对于何为社会问题、何以会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也自有一套解说。不过，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长期的学术积累，也使社会学内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传统”( social p roblems tradition) ，即一个相对稳定的表征社会问题的话语体系，虽然其中包含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理论出现以后，我们审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应如何转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的基本假设，也就是这种理论视角到底包含了怎样的观察维度；接着我们再进一步地去看，在这种理论假设之下，何种社会问题及其何种特性得到了强调；当然，我们也尝试着探讨这种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带来怎样的挑战和启发。

一、“风险社会”视角的基本维度

    对于所谓的“风险”( risk) ，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和技术风险评估方面，都已有比较成熟的体系。[ 1 ]甚至对于风险决策的风险，也早就有人去探索其中可能适用的分析模型了。[ 2 ]但应该说，只有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论题以后[ 3 ] ，“风险”才从一种局部领域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用来刻画整个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核心术语，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同“后现代”、“全球化”、“共同体”、“平等”之类概念一样的关键观念( key ideas)地位。[ 4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同“风险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ies of risk)或“风险的社会学理论”(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risk)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是一种有关风险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由于这种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而不仅仅是针对风险现象提出的一种理论，所以，就侧重点乃至理论冲击力而言，均不可与其他有关风险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等量齐观(本文在讨论中将不涉及卢曼或道格拉斯的风险理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实际上，“风险社会”的假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定序(ordering)原理。套用现在常见的一种区分概念来说，“风险社会”理论更多地属于所谓的“概化话语”( generalized discourse) ，而非关注于特定领域的研究纲领( research p rograms)。当然，从这种话语中我们确实可以推导出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纲领。

    那么，“风险社会”理论到底宣告了怎样的新时代的来临呢？首先，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

    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所谓风险，就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 3 ]21。“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3 ]19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潜在的副作用”( latent side effects) ，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社会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换言之，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其所生产的危险“侵蚀并且破坏了当前由深谋远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安全系统”[ 5 ] 。

    因此，贝克非常强调风险社会所面对的风险，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风险形式。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相对控制一些不确定性，像传统社会所面临的自然风险，比如洪水、旱灾、飓风、地震之类，我们已能给予相对准确的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预防。而恰恰是由科技文明本身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往往超出了我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现代化风险(modernization risks) ，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fabricated / manufactured risks / uncertainties) ，且这种风险已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3 ]22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已经把我们带出了数学计算的安全范围。这种风险甚至超出了时空的限制：风险和危害并不仅限于事件的发生地，跨越国界乃至遍布全球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风险和危害也不仅限于现在，尚未出生的人或未来数代的人都可能受到当前事件的危害。

    传统的风险很多属于个人性的风险(personal risks) ，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用贝克的话说，则是“全球性的危险或威胁”( global dangers or threats) ，就其极端而言，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比如，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水资源短缺、核子和生化武器的大规模破坏等等。它们发生的概率可能都很小，但后果却极为严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大灾变社会”[ 3 ]24。贝克特别强调，现代化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倾向，可以穿透任何界限。比如，环境危害可以通过空气、风、水和食物链，而变得普遍化，甚至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连接起来。贝克还认为，现代化风险的扩散具有一种“飞去来器效应”( boomerang effect) ，也就是说，制造风险并从中渔利的人，最终也会受到风险的回击。贝克坚信，在风险社会中，施害者和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风险社会的范式，并不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事实上，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积聚得更快，因为对于贫穷地区的人而言，化工厂里错综复杂的管道和箱罐就是现代化的象征。而对于其中所带有的死亡威胁，则基本上视而不见。

    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在饥饿导致的有形的死亡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无形的死亡威胁的竞争中，战胜物质匮乏的愿望显然大获全胜” 所以，风险社会是以全球为范围的，或者按照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 [ 3 ]23。

    但是，在贝克看来，现代化风险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它们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重叠在一起”[ 3 ]87。后者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原先稳定的惯常范畴和人生轨道，比如社会阶级、家庭形式、性别地位、婚姻、父母身份和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总之，“反身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维度。事实上，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从来就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工业社会，而总是半工业半封建的社会，其封建的一面，并非传统的一种残余，而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础”[ 3 ]89。如工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和地位，就颇具封建色彩。而这种“去传统化”，又是以一种“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的社会浪潮形式发生的。

    “风险社会”理论的灵感源泉，虽说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但一经提出以后，便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这要归结于近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先是疯牛病，接着是非典、禽流感，它们都以席卷全球的态势震惊了世人；“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恐怖主义的阴影显然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这些全球性的威胁，也都证明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对于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其实还很难给予明确的把握，因为这种社会形态刚刚跃上地平线，我们还只能看到其大致的轮廓。但我们不妨暂且用风险的全球化和个体化来概括---这虽不能充分展示风险社会之复杂性，但也应算是体现了其中的基本维度，且有利于我们下文的讨论，即进一步探究风险社会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何启发。

二、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与个体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有关风险的话语，其实是替代了社会学传统( sociological tradition)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当然，话语形态的转变不仅是术语的改变，背后也隐含着基本假设的转换。我们知道，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迁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的回应。经典社会学在诊断现代社会问题时，往往带着一种“怀旧”( nostalgia)的心态，或者说是基于对过去的浪漫想象而对现实提出批评。当然，启蒙运动所高标的诸种价值观念，比如平等、自由、人类尊严、解放等等，确实也构成了诊断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参照框架。但总体说来，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基本上是以“丧失”、“恶化”、“剥夺”、“不平等”之类形容“堕落”或“失乐园”的词汇，来描绘遭受社会问题困扰的情境或群体。社会问题，尽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肯定是指涉已然发生的状况。而风险的视角，则是一个把未来看作是被征服和被殖民领域的社会所特有的视角。

    正如吉登斯所说，“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 6 ] 。或者说，风险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方式。尽管现在“我们控制将来的企图似乎对我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迫使我们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 6 ] ，但无论怎样，风险指向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用贝克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已不但尚未”(nolonger notyet)的状况，也就是确定性已不存在，但危害尚未发生的状态。而且，在这种未来面前人人都平等，所有人面对着共同的命运，一种先赋的风险命运。

    社会问题话语转化为风险话语，也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逐步解决了现代化初期的诸种社会问题有关，至少，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已经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平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消失了。事实上，它们不仅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被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趋向，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之所以是社会问题，肯定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致。我们知道，在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学传统非常强调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就是要把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区分开来，要善于从个人的境遇中寻找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7 ]那么，随着风险或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原先的分析框架需要怎样调整呢？

    在当前的格局下，我们认为必须对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给予重新定位，至少不能将社会性局限在等同于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的社会( society)范围之内。长期以来，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不仅是在民族国家的地理容器之内，而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多数还是仰仗国家机器。但是，当代世界的风险，根本就无视国界，也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所能防范和消除的，根据风险分配的逻辑，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面临同样的境况。但毕竟，我们尚未进入一个完全的风险社会，至少就眼前来看，风险分配的均等化倾向还没有进行到底。贝克所谓的“财富分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的说法，更多地是指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目前的现实。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重叠的时代。贝克为了说明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区别，对它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刻画，但就现在而言，两种分配逻辑共同发挥着作用，比如财富累积在社会上层，而风险则聚积在社会底层，贫穷吸附了大量的风险，而财富则可以购买安全和避开风险；风险扩散虽然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风险系统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处在发展中的人们又难以抗拒这种“危险的诱惑”，因为在极端贫困和极端风险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吸引力，在高失业的人群中，对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新”技术具有“极高的接受性”。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实际上也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向中国的转移(外资企业中多数属于这种情况)。总之，目前所谓的社会问题，其起因可能并不是自身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其解决也不能单凭一个社会的力量，而是需要从全球体系的结构中去寻找解答。而当代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强的流动性，也很容易使社会问题演变为全球性事件，当然，更不用说，有些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鉴于全球化对于社会学传统分析框架的挑战我们已有专文讨论， [ 8 ]而且我们相信其中的结论同样适应于社会问题的领域，所以，此处我们将着重探讨另外一个维度，即风险或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当然，个体化的进程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的发现”就已开始了。事实上，按照贝克的说法，现代化不仅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的集中、日益紧密的分工网络和市场关系、社会流动和大众消费等等，也导致了个体化。只是现代化到了自我对质( self confrontation)或反身( reflexive)的阶段，个体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贝克还提出了个体化的一般模型，认为其中包含了三重维度：一是解放维度( the liberating dimension) ，即从传统的支配和支持背景中摆脱出来，从历史性规定的社会形式中抽身而出；二是祛魅维度( the disenchantment dimension) ，即对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性规范的传统确信的丧失；三是控制维度( the control dimension) ，即重新嵌入到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 3 ]127 - 128

    对于前面两个维度，相信也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并无特别之处，就是指作为个体行动的框架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变动、松动乃至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之类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同时个体对传统的思想意识也越来越持批判和怀疑态度。而对于第三个即控制维度，贝克主要是指个体化其实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的结构特征，是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因为导致个体本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的力量，也导致了标准化，而个体化和标准化则造成了制度性依赖的个体情境( institutionally dependent individual situation) ，使个体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从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调控和支持等等，它们构成了个体情境的制度性依赖控制结构。简言之，个体化意味着全面依赖市场的人生。[ 3 ]130事实上，当代西方许多社会制度的设计，就迫使人类的存在采取个体化的生活形式。

    个体化进程消除了阶级区分的社会认同作用。社会群体失去了他们特殊的性质，无论是在他们的自我理解上还是群体之间的关系上，都是如此。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社会不平等并未消失，只是从个体化角度被重新界定了。其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从个体的心理倾向(p 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来看待和感知社会问题。对此，尤为值得注意。我们知道，在社会学里，对于越轨行为的解释早就出现了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趋势，而现在，当我们无法找到准确的结构性根源时，往往也就从当事人或受害者的个人心理中(比如人格缺陷、焦虑、情感错乱之类)寻找问题的答案。不无悖谬的是，在一个个体越来越不能自主(就越来越相互依赖和制度依赖而言)的时代，我们要求个体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就一般趋势来说，如今的个体将不再能投身于任何先赋和固定的集体保护网，而是作为直接暴露在前沿的脆弱个体飘荡在风险全球化的浪潮中。“从前在家庭，在农庄社区，及通过求助于社会阶层或群体得以处置的机会、危险和生活矛盾，渐渐只能由个人独自来掌握、解释及应对。因为现代社会的异常复杂性，在个人还不能以富有智识的、负责任的方式做出必须面对的决定之时，这些'具有风险的自由'( risky freedoms)现在已被强加于个人身上；那就是说，关于可能的后果已被强加于个人。”[ 9 ]当然，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来形成自己的网络和纽带，但“选择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并非一种人人皆有的天生的能力”，而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因此，“人生的反思性经营，亦即对于生平和社会关系的规划，导致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即在处理不安全和反思性上的不平等”。[ 3 ]98

    个体化进程实际上导致了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新的直接性( immediacy) ，社会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 3 ]100而对于以个体问题形式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不会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源，而是到个体心理中去寻求解释。反过来，对于个人成就的强调，也有使社会不平等正当化的功能。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个体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是行动的中心，是一切规划的指挥部，“社会”必须成为个体操纵的一个“变量”。[ 3 ]135但这个已经变为“世界风险社会”的“社会”，是个体操纵得了的吗？

三、知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界定

    任何一个社会中，问题肯定是多不胜数、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并不单纯是对客观状况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的产物。何者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成为社会问题，并被列入社会的议事日程，其中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界定和博弈过程。社会竞技场( social arena)理论曾是社会问题研究传统中影响甚大的一个分析模式，对决定社会问题之起伏过程的诸多相关要素给予了揭示。[ 10 ]而在风险社会中，类似过程依然存在，但竞争似乎更多地在抽象的领域展开，特别是在“知识政治”(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中。

    何以如此呢？因为当代风险本身具有独特的性质，故而在界定和建构过程卷入进来的要素及其所被赋予的重要程度，也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情形。实际上，对于晚期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首先在知觉上就大成问题。比如放射性危害，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其他诸如空气、水源和食品中的毒素和污染物质及其对生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往往也是我们单凭感觉器官所无法判断的。它们可能带来了系统性的而且经常是不可消除的危害，但对于它们的确认，却需要经过因果性的解释。换言之，它们只在有关它们的“知识”中才存在或显形。正是因为依赖于有关它们的知识，所以它们也能在知识中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或被隐匿。一句话，它们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也因此，负责界定风险的大众传媒、科学与法律界，就成了关键性的社会和政治位置。[ 3 ]

    由于风险的不可见性，使得现今有关的讨论和争论，都还必须凭借自然科学的范畴，而对于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则尚未充分认识到。在贝克看来，如果在讨论环境时，局限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术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把人类视为一种有机物质。而这无疑是重蹈迷信工业进步之覆辙，将会退缩到一种没有人的关于自然的讨论之中。即便是考虑到对人的后果，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发生“短路”：笼统地假定所有的人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管他们在收入、教育、职业以及相关的饮食、居住、娱乐习惯和机会方面的差别。[ 3 ]26而实际上，同样一种污染物对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一种污染物出发的研究根本就不能确定污染在人群中的分布程度。有时单个来看无关紧要的污染物，一旦与其他的要素发生化合作用，后果就可能是致命性的。再微弱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以自然和产品为对象的污染分析，根本就不能回答有关人的安全的问题。贝克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类属错误”( category error) ，甚至是一种危险的“技术官僚统治的谬误”( technocratic fallacy)。

    若以一种社会思维( social thinking)来审视现代化风险，我们便马上可以看出，现有的社会分层体系具有社会过滤或者扩大( social filtering or amp lification)的效应，导致了程度不等的受害状况。实际上，在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潜力上，不同的职业和教育阶层大相径庭。经济宽裕者可以为避开风险而另择住处，或者另谋职业；受过较好教育者，可能更容易获取相应信息，注意到媒体中有关污染的报道，从而可以避免摄取有毒有害物质。通俗地说，有钱和有知识，也就能更好地处理风险问题。也因此，旧有的社会不平等在新的层面上受到强化。当然，阶级分层并不能解释风险分配的全部。因为最终而言，按照贝克的说法，在风险面前所有人分为两类：“已经受到侵害的”和“尚未受到侵害的”。而已经受到侵害的人，并没有从尚未受到侵害的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受到侵害”的“阶级”并不面对着一个不受侵害的“阶级”，而不过是一个尚未受到侵害(not2yet2affected)的“阶级”罢了。

    由于现代化风险对于知识的依赖性，在风险社会中，知识获得一种新的政治含义。原先个人和群体可以直接体验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并可以据此提出自己的控诉和要求，而参与社会问题界定的人，也可以通过揭示他们有形的苦难和不幸以引起关注、同情和重视。而现今所遭遇的无形风险，只有在科学化的思想( scientized thought)中才能进入意识。但另一方面，科学家们的看法经常并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受害者既要承受危害，同时又失去判断危害之性质甚至存在的主权，贝克认为，这是“双重的打击”( double shock)。此外，原先社会问题的受害者，一般总能找出致害的根源甚至直接的责任者--无论是某些人、某些集团还是某些制度规定。但在风险社会的复杂系统中，个别要素几乎无法单独抽离出来。高度专门化的现代化代理人，分布于商业、工业、农业、法律、政治诸多部门之中，具有系统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也就难以分离出单一的原因和责任。按照贝克的说法，这是一种“组织化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形成破坏性循环的各个部门，事实上也难以单独承担责任。换言之，对应于高度精细的分工，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共谋”(general complicity) ，而这种共谋又同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相配合。每个人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此也就没有原因。[ 3 ]33一切都归诸于系统，而且越来越是一个庞大的全球系统。而这个系统，则直接联系着一个个的个体。

    确实，当社会问题本身的存在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期望根据惯常的思路来分析现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应当转换视角，甚至从根本上来反思我们的一些基本范畴。比如我们常说的环境问题，其实并不是自然或者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深层的制度危机和发展模式的问题。[ 9 ]总之，就如同风险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类型一样，其中所包含的重大社会问题，无论是形成过程还是界定机制，都已带有不同以往的特性，我们必须从掌握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入手，才能准确地找到理解和解决之道。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作或应作如是观。在这个全球化和个体化并行的时代，社会生活和人类存在的异质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绽放出来，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速度也参差不齐，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种理论模式就能解释和把握所有的问题。风险社会视角在“征服”和“建构”特定方面的社会问题上独具优势，但不能以此包打天下。本文仅是尝试着勾勒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全球化和个体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视角转换，许多具体的问题尚有待于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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