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社会”作为“society”的译词在中国出现。“最初将society翻译为汉字‘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后来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著作时沿用了‘社会’一词，才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严复在1897年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和经世致用的考虑，没有使用“社会”而是选择了“群”这一概念，并最终将该书译为《群学肄言》。但“严复在当时很明显已经知道日本人把society译作‘社会’，他自己也在解说‘群学’的同时，经常使用‘社会’的概念”。

作为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鲁迅见证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代大变革。其作品尤其是小说倾向于描述当时人民生活的一般情况，以表现那个时代的基本状况。因此，鲁迅笔下“社会”的内涵为我们理解“society”在中国的出现、演变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鲁迅1918—1925年所写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社会”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革和鲁迅思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鲁迅小说中出现的“社会”一词并不多，他本人也从未做过任何区分，但大致可将其归为三种用法。

非社会的“社会”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写于1918年4月的《狂人日记》，而第一次在小说中使用“社会”这个词则是在1920年10月写的《头发的故事》之中。这一时期，“社会”的用法尚不明确，还没有显现出真正的社会意义。究其原因，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大环境。

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可以明确看到，鲁迅读过严复的译作并且知道“群”这个概念：“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然而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作品中，都未曾沿用严复的“群”概念。这与他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严复创造的大多数新词“在与日本人创造的新词的生存竞争中逐渐被淘汰”的事实不无联系。在“社会”这个词的产生过程中，当时的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翻译的词语做出选择，而像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学者对“society”的理解不免都会受到译者的影响。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仍旧受到“差序格局”等传统结构影响，从而难以对“society”的本质含义有很好的把握。

就如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提到“社会”的这两个句子：“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前一个句子说的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中牺牲的那些青年，而后一个句子则说的是那些被施以髠刑（即“去发”）的古人。这里的两个“社会”在带有保守色彩的同时，其词义往往可以由“人们”、“人世间”来取代，很难从中看到现代意义的社会特征。

作为共同体的“社会”

写于1921年1月的《阿Q正传》中如此提到“社会”：“……而未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社会”是“未庄的社会”，近似于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

鲁迅写道：“未庄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首先，未庄是个村镇，是“被视为共同体的占有和享受的最有明确界限的形态”。其次，未庄不大，表现在地理空间上：“不多时便走尽了。”再次，生活在未庄里的人都是相互习惯、直接接触、十分熟识的。未庄中上至钱太爷、赵太爷，下至小D、王胡都认识阿Q这样一个底层人，反之阿Q也都认识未庄里的人。最后，未庄之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通例。例如有一回阿Q因说与赵太爷是本家而蒙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大家都“仿佛格外尊敬他”。书中提到：“未庄通例，倘若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还有一回，落魄的阿Q从城里回来一进到酒店，“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这时未庄人的反应十分一致：“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这些老例、通例都是建立在未庄人的“习惯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从而形成了一个持久稳定而相对静态的未庄。

在此意义上，《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故乡》中的“故乡”、《药》中的茶馆等都具有近似共同体的社区特点。

作为“society”的“社会”

李强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中国之所以几千年都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比较欠缺。古代中国是以家庭亲族或家庭、宗族为特征而构建起来的，家庭亲族内部有很强的认同，而在家庭亲族之间，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明显薄弱”。“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一个个小圈子之间恰恰缺少了“体现社会实质的公共空间”。由此构建起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必定是“倚重家庭亲族”而“缺乏集团生活”的。而市场在中国历史中的缺席，则导致传统中国的基本形态是“官府主导，社会缺失”。

1922—1925年间，鲁迅小说中的“公共”和“市场”因素的初步展现，使得“社会”开始接近现代“society”的概念内涵。

写于1922年6月的《端午节》中，主角方玄绰是北京首善学校的教员，同时又兼做政府官僚。由于双重职业身份以及个人“差不多”思想的影响，他自认为“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这种性格使得他尽管在缺钱的情况下，也“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而这里的团体与中国传统的组织不同，团体成员以个人身份存在而不倚重家庭、家族，其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去索欠薪”，与政府谈判和对峙。这种独立于家庭家族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正是现代意义上“社会”的特征之一，即公共场域的出现。

在鲁迅写成于1924年3月22日的小说《肥皂》里，从小说主人公四铭的买肥皂过程可以看到当时城市中不同于《孔乙己》等文章中的乡土式交易的另一种交易方式。在文中提到的肥皂购买地——广润祥里，有伙计还有其他不相识的顾客，城市里的人群特质——互不熟识——逐渐普遍。这种陌生人基于规则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也是现代意义上“社会”的特征之一，即市场的存在。

作为一定历史语境中的舶来品，时至今日，“社会”的内涵及词义都没有很好地稳定下来。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需要保持对学科核心概念的适度紧张，以及在多元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中去探其究竟的问题意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