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作者简介：田毅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理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研究” (11&ZD147)

　　新时期, 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自觉思潮的勃兴和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完成, 学科话语体系构建问题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 它不可能在闭锁于世界学科、学术体系之外的状态下实现, 也不可能在自我学术殖民的不平等框架内完成, 而是一个集开放摄取、多重对话、扎根本土为一体的复杂的多向互动过程。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便是学科建设中的“中西贯通”问题。

　　一、社会学发端期“中西贯通”优秀传统的发现

　　众所周知, 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言, 社会学是地地道道的西洋舶来品。清末民初以降, 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为背景,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陆续传入中国, 替代了沿袭数千年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体系, 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知识变动。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进程中, 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单纯凭借中学已难以应对西人东来后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认为欲摆脱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非引进西学不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里, 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 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 社会学传入中国。在这一意义上, 社会学首先是作为近代先进中国人富民强国的理论和学说引入中国的。但经过短暂的学术实践, 早期社会学家便敏锐地发现, 西学体系中的“群学” (社会学) 虽然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对于古老的中国社会而言终系舶来品, 未必能尽适用于本土。于是, “贯通中西”的思想应运而生。以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 试图通过引进包括“群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来拯救中国, 他们奉“学贯中西”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 大量引进西学, 并努力使之融入中国本土社会, 构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 产生了众多传世的“中西合璧”之作。由上述这些著名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开启的“中西贯通”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1) “中西贯通”的基本路径。在社会学传入的早期阶段, 早期社会学家“贯通中西”的学术目标和路向表现得非常清晰明确。其中严复堪称是由“西学”而“中学”的代表者, 而康有为、梁启超则是由“中学”而“西学”的典范。在19世纪下半叶发起的洋务运动的高潮中, 严复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驾驶之术”, 但他却系统研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 尤其是引进了“群学”, 其社会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以西学批判中学”、“以中学融涵西学”。康有为在此时期虽然没有游历外洋的经历, 也不通晓洋文, 但却通过阅读汉译西书了解西方文化, 知道不能将西方人简单地以蛮夷视之, 撰写了《大同书》等著作, 对融通中西学术做了大胆的尝试。到五四时期, 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 他们的学术经历的特点在于, 都曾经留学海外, 接受系统的西学教育, 但此前也在私塾或旧学堂中接受过“国学”的熏陶, 这使其知识结构和学术价值观都具有融通中西的特色。

　　(2) 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理论展开直接对话。作为西方社会学早期的传入者, 严复没有简单地以翻译者的身份出场, 而是试图在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 努力推进中西思想的融汇贯通, 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严复在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过程中, 没有停留在译介层面, 而是援引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相关资源与之展开直接的对话, 在对话中试图实现中西社会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转换。如严复在介绍西方进化论思想时, 就努力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的理气思想融汇其中, 他认为“天演”是一个自然变迁的过程, “一气之理, 物自为变。以近世学者所谓天演也” (严复, 1986a:1106) 。他还借用荀子“群”的观念, 指出“天演之变, 将使能群者存, 不群者灭, 善群者存, 不善群者灭” (严复, 1986b:1347) 。由此实现了中西贯通。

　　(3) 中西社会比较研究。社会学传入早期的“中西贯通”还体现在中西社会比较研究上。如康有为、梁启超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 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展开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研究, 认为与西洋社会相比,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 以家族为单位, 不以个人为单位, 所谓家齐然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 在今日其形式虽废, 其精神犹存也” (梁启超, 1989a:121) 。这种社会结构在组织上往往表现为宗法家族制, 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极强的“宗族福利保障”特点, 这固然有其温情的一面, 但也有其狭隘性。表现在“欧美人以所游为家, 而中国人久游异国, 莫不思归于其乡, 诚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系人思者, 不如各国人之所至无亲, 故随地卜居, 无合群之道, 无相收之理也” (康有为, 1956:171-172) 。由此导致“就收族之道, 则西不如中, 就博遍之广, 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 小不如大, 狭不如广;以是决之, 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 自亲其亲, 然于行仁狭矣, 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 至于家制则亦然” (同上:173) 。中西民族社会团结模式不同, 中国人是以宗族为凝聚单位, 而西方人则是以国家、民族为凝聚单位。这种概括虽然未必严谨, 但却大体反映了中西民族对家庭、国家问题的基本理解。在他们看来, 植根于家族本位的中国传统福利保障模式行“仁爱”不够广博, 只是局限于“自亲其亲”的范围内, 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

　　(4) 西方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应用和转化。伴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传入, 早期社会学家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推崇备至, 他们认为要想认清“中国社会”的根性, 必须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要发挥我们的文化, 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 实在精密”, 因此, “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 得他的真相” (梁启超, 1989c:37) 。但在肯定了量化研究方法的同时, 他们还注意探讨使用量化方法研究华人世界过程中所面对的障碍性因素。“但我人民向来有一种偏见, 自己家内情形, 总不愿外人知悉。一旦闻官府指明调查, 动辄滋生疑虑。务为掩匿。甚则造作谣言以阻进行。夫以前此贪官污吏, 专务鱼肉吾民, 每借事端, 恣其骚扰。民之疑虑, 本无足怪, 若到政府确有实心办事之时, 则人民亦当坦怀相见, 然后上下乃能通气, 须知应当调查之事件, 本非烦苛, 尤非盘诘人家阴私之事。我有子女, 并非私生, 何故怕人知道?我有田产, 本非私占, 又何故怕人知道?若无故自惊, 欺蒙隐匿, 反使原有正当之权利, 将来不能得正当之保护, 后悔何及。吾愿我人民先明白此中道理, 开怀待命, 其办理地方自治之绅耆, 届时尤当协力相助以利进行, 则国利民福, 皆于是乎在矣。” (梁启超, 1989b:13-14) 在社会学传入的早期, 梁启超等人即对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本土适应性问题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和反思。

　　二、社会学学科化背景下“中西贯通”的展开

　　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基本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随着社会学学科进入大学科系体系, 一些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社会学家成为社会学学科的研究主力。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 依托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展开社会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活动, 成为社会学学科中西贯通的最重要的推动者。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学科重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思想, 郑杭生则提出了“理论自觉”的观点, 深化了对“中西贯通”的理解和认识。在上述两个阶段中, “中西贯通”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拓展。

　　(1) 社会学中国化的发轫。既然社会学是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 那么, 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 自然存在着一个“进入”问题。因此, 如何避免简单地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社会, 造成严重的误读, 便成为关键问题。对此, 早在20世纪30年代, 著名社会学家杨开道即指出:“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 是只用本国的材料, 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 是只用外国的材料, 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 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 太半归自美国, 熟于美洲社会情形, 美洲实地研究, 所以美国色彩甚浓, 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 而不用中国材料, 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 (瞿同祖, 2003) 上述观点在揭示和批判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现象, 可谓极其深刻。虽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具有极浓的美国色彩, 但我们却不是将其拒之门外, 而是努力在大力学习摄取的基础上实现外来学理与本土社会之间的贯通, 即“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 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 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 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 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社编辑, 1932:18-19) , 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潮由此发轫。

　　(2) 学科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中西贯通”。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 自然要以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中心课程, 但随着社会学中国化思潮的勃兴, 如何解决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悖反, 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理论资源引入社会学学科课程体系, 便成为学科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据孙本文统计, 在1948年“部颁”社会学课程体系中, 除了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原理型课程之外, 还有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等本土色彩的课程 (周晓虹主编, 2012:320) , 形成了“中西贯通”的课程体系。

　　(3) 本土经验研究中的中西对话。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在直面中国社会复杂的变迁中, 出现了植根于本土实地研究的社区学派。当时在实地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陶孟和、陈达、李景汉、费孝通等, 其代表性著作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塘沽工人调查》等, 当然也包括费孝通出版的系列乡土调查著作。社区学派的主旨不是一般意义的本土研究, 而是试图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中西对话的进程中展开本土实地研究。社区学派所展开的以社区为单元的实证研究中, 不是简单地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映射中国社会, 而是以中国本土社会鲜活的经验事实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对话, 并由此来展开研究。其学理价值在于:发现了一个多元意义上的社区和地方;在方法论上, 与传统中国士大夫书斋式的治学方式不同, 在书斋之外引进西方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 进入社区人群生活世界。可见,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不是一般空间意义上的关照, 而是建立在中西理论、经验对话基础上的新的综合。进入21世纪,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对“学贯中西”理念进行深入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这以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为代表。所谓文化自觉, 实际上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其一是对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体认;其二是体认自身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其三是对其相互关系的体认。上述理论观点标志着中西贯通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但回首社会学学科化的发展历程, 我们也会发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学界对中西学术的认识及学术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缺少从学科层面的深刻反思, 低估了“中西贯通”理念实现之艰难与坎坷。

　　(1) 在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中, 存在着“西风劲吹”而“中学边缘化”现象, 即在研究中, 不是从真实具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和经验事实出发, 而是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社会的经验, 盲目崇洋, 对本土思想文化缺少深刻的省察。在研究之先, 即将西方理论看作是一种“公认理论”, 由此其研究自然失去了自主性, 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验证式研究, 出现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所批评的:“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 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 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竹内好, 1999:450) 在这种“不平等”的格局之下, 自然失去了学术自主性, “学贯中西”理念的实施极为艰难, 实际上沦为虚言妄语。

　　(2) 虽然在课程体系中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等课程,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本土课程并没有成为真实的主体, 而被置于边缘化地位。

　　(3) 在中西对置的二元格局之下, 缺乏对世界社会学发展总体态势的把握。中国社会学学科20世纪80年代重建之时, 正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如日中天之际。受欧美社会学发展的总体发展格局的影响, 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社会学内涵的辨析。尤其是战后以来, 醉心美国学问, 忽略了对西学中“欧陆传统”的研究和辨析。这种学科发展中的“功利性”取向导致中国社会学界全力关注西方, 忽视了对其他非西方社会样态的了解。这就决定了在走向“学贯中西”的学术旅程中蕴涵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 这条路变得极为艰难。没有规范化, 就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本土化的缺失, 则会使社会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舶来品, 无法在本土生根。这种两难的情形, 是任何一位追求“学术自觉”的学术人都必须直面的一种现实。

　　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学科的多重对话

　　进入21世纪,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一般说来,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 主要是指资本、技术、文化和社会关系在全球维度的扩散。虽然全球化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很早就有人提及, 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 经新闻记者关注和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才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 这种关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 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 反之亦然” (安东尼·吉登斯, 2000:56) 。可见全球化在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同时, 也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而社会学家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 主要是指“那些强化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依赖性的过程” (安东尼·吉登斯, 2003:62) 。将全球化现象与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结合起来, 我们会发现, 全球化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总体格局, 并使之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首先,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进程突破了传统的“中西对置”的二元格局, 出现了“多重对话者”。

　　从表面上看,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关联的紧密和信息知识传递的加快, 似乎出现了一个话语统一和“压缩”的过程, 但从其后果看却恰恰相反, 其重要表现是出现了复杂的“多重对话者”。诚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所言:“全球化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一种普遍性话语, 已经随基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多重性对话者的出现而产生。” (罗伯森, 2000:29) 上述观点的突出价值在于揭示出全球化背景下学科话语体系的最新变化。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而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 除了旧有的“中西对话”之外, 还出现了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对话者。从宏观角度看, 这一“多重对话主体”既包括那些社会学的发源国, 即占有学科话语优势的欧美社会学, 也包括那些社会学发展的“后发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无论是“先发者”还是“后来者”, 作为“对话者”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体, 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如“先发”社会学体系中便包括欧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等不同流派。可见, 这种对话者构成的多元性决定了对话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从微观角度看, 对话的多重性还体现在个体对话主体本身构成的复杂性。正如黄宗智先生界定的“文化双重性”概念所言:“文化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 语言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一个既使用英语又使用汉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两种语言各自所蕴涵的观念和思维过程。因此一个双语者几乎必然也是一个双重文化人。诚然, 在双语的使用中, 两种语言互相对译而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歧义的情形是存在的, 譬如指称具体的物体 (例如猪、狗) 或简单的观念 (例如冷、热)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 也有一些语词在两种语言中表面上是对等的, 但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非常不同的文化内涵。这时, 语言双重性便变成了文化双重性。” (黄宗智, 2005:44) 可见, 伴随着教育国际化和人们跨境流动的频繁, 学术研究中的“多重对话”开始以极其复杂的形态展现出来。

　　其次, 全球化虽然带有一体化特性, 但其进程并没有使得国别社会和地方社会走向终结, 而是使其获得了新的发现。由此, 发现国别社会和地方社会的特性, 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多年前, 美国学者米尔斯的断言似乎得到了验证, 他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 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人类的多样性也包含着个体的多样性。社会科学家以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类多样性。” (赖特·米尔斯, 2005:142)

　　再次, 在社会转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将文化自觉的理念运用于学术研究中, 获得“学术自觉”,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 中国几代社会学家都理智地认识到引进西方社会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 不断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在这一进程中, 学术界也清楚地意识到本土研究及其转换的重要意义。相比之下, 自近代取得学术优势的西方学界虽然也展开了域外世界的研究, 但却未意识到引进外来学术提升自我的重要性。“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学, 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西方社会学历来都持封闭态度。中国的社会学却恰恰相反, 它从发展伊始就充分吸收欧美理论养分, 到现在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中国社会学在搬用融合各种范式的同时, 始终抵抗西方思想模式对其的强势压制, 强调‘语境化’思想的重要性。而欧洲社会学却很难以同样开放的姿态去吸纳东方、阿拉伯、非洲等地的外来思想……” (劳伦斯·罗兰-伯格, 2014:7) 从而堕入自我陶醉的泥潭。故相对于处于“中心地位”的欧美社会学而言, 中国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 便将学习和移植欧美社会学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这种持续性努力的直接后果将会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入到新的发展境界和阶段。

　　康德在18世纪末曾将启蒙运动称为“人类从咎由自取的懵懂状态中解脱出来的起点”, 这里所说的“懵懂”, 是指“没有他人领导就无法自我思想的无能状态”, 他要求人类“鼓起勇气主宰自己的理智”, 获得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百余年来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盲目地模仿他人, “于是任何一国的海上奇方, 都变成旧中国起死回生之神药”, 使得社会发展极为盲目。而“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即使能在盲目中发展, 但仍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 (钱穆, 2001:41-42)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让国家获得一种“共信”与“国是”, 使新社会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获得一种“有我”的发展。

　　“学贯中西”理念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使西学本土化, 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获得“可靠的知识基础”。置身于人类文明空前的变局之中, 中国的知识精英首先意识到, 单靠传统的“经史子集”已难以应对世界的空前变局, 而舶来的西学同样不能简单地施用于中国社会。需要将二者冶为一炉, 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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