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

　　摘 要：微信与民族志这一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相遇所形成的微信民族志, 为人类学在网络世界开辟了另一个研究空间。对微信朋友圈中微友之间的话语、文本的“田野作业”式关注和记录, 将线下的关系拓展到线上, 成为人类学人介入网络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以大学和学界微信朋友圈为民族志研究对象, 采用网络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 借助相关人类学理论加以经验探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论选择。微信作为一种自媒体不仅促进了个体文化的生产, 而且也催生出了一种与微社群、微社会相应的微生活方式。尝试对当下微生活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及其社会记忆功能的分析, 具有重要的社会人类学和生活史意义。推进微信民族志及微社会人类学研究, 应处理好网络田野与现实田野工作、个体与社会等诸多关系。

　　关键词：微信民族志; 网络社会人类学; 微生活; 生活史;

　　作者简介：唐魁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网络社会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生活方式和虚拟社会人类学;

　　作者简介：邵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

　　WeChat Ethnography, WeChat Lif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Life History:On Dealing with Some Relations of WeChat Anthropology

　　TANG Kui-yu SHAO Li

　　Abstract：WeChat ethnography is the formation which WeChat meets ethnography as a method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creating a new field of anthropology in the network reality world.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ds and text in the WeChat, friends' circle and extend the relationship from offline to onlin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 network daily lif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academic fields of WeChat friends' circle, by the methods of field survey of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first-hand information, experiential discussion with the help of anthropology theories is an chosen ideal method. WeChat as a self-media not only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of individual culture, but also produces a WeChat life style among WeChat community or WeChat socie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in WeChat life and its social memory function are analyzed to get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anthropology and life history.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WeChat ethnography and WeChat life,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rtual field and the real field work, individu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Keyword：WeChat Ethnography; Network Social Anthropology; Wechat Life; Life History;

　　众所周知, 为了追求“好的生活”和避免“坏的生活”, 需要我们对包括微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实践做出个人和社会的学术话语建构。这是一个既具有“多样的快乐”又具有“丰富的痛苦”的时代, 无论是作为一个微信圈里的“生活者”, 还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者、描述者和诠释者, 我们都必须理性地面对微信自媒体时代的种种机遇和挑战, 从而做出明智的生活选择和承担起应有的学术责任。本文将讨论与微信民族志、微生活方式相关的四个问题:一是微信朋友圈与微信民族志的界定;二是微信民族志文本特征的描述—分析;三是微生活的兴起、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及其生活史意义;四是推进微信民族志、网络社会人类学研究, 应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网络田野与现实田野工作、个体与社会、经验与体验、写作与读解、他者与互动等的若干关系问题。

　　一、微信朋友圈与微信民族志概念的界定及方法论选择

　　(一) 民族志视域下的微信朋友圈

　　随着互联网,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长足发展,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跟一种被称作微信朋友圈的“人工物”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 它也进入了网络社会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微信民族志、数字民族志的视野。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也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生活空间。微信朋友圈日益成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 它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方便、快捷, 因此朋友圈成为实现用户网络互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唐魁玉、唐金杰, 2016:122-130) 从民族志的视野看, 微信圈和我们在它上边所留下的记录、参与性观察的种种感受,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移动空间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不仅可以借此可以大开眼界, 更可以更新对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知识观念。

　　(二) 微信民族志概念的界定

　　为了理解民族志语词, 我们首先引用一段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高丙中教授在《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中的话:“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 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 旅行者、探险家的游击, 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 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归入一个文体, 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的风格上的异域情调或新异感, 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精神的群体 (族群) 。” (高丙中, 2014:1-2)

　　由此说来, 我们可以将民族志分成现实空间的民族志和网络空间中的民族志两种。 (唐魁玉, 2015:20-23) 从一定意义上说, 网络民族志可以看成是主体民族志和当代民族志的一种新趋向。 (刘海涛, 2016) 互联网民族志无疑扩展了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刘秀秀, 2013:5) 身体的在场与不在场, 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任珏, 2014:63-70)

　　所谓微信民族志, 就是指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现实空间或微信社群的田野工作的文本及参与观察记录。与上面高丙中的表述相对照, 这里微信民族志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展了变化, 不再是对土著人日常生活的记录, 而代之以网民或微友的个体或群体生活的记录。它既表征了移动空间的网络社区, 又代表了某种网络生活世界的“新异感”。换言之, 微信民族志也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科学民族志”的主张和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描述或解释理想。

　　(三) 微信民族志方法的选择

　　在一些人类学家看来, 网络民族志是被改造过的、全新的民族志方法, 是指在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张娜认为, 我们可以借助这种民族志、数字民族志、赛博民族志、虚拟民族志 (即网络民族志) 方法来收集网络民族志、感受和生活资料, 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 (张娜, 2015:143-150) 对虚拟民族志 (即网络民族志) 从方法论上有较大推进作用的是卜玉梅, 她将这种田野工作方法跟伦理品质结合了起来。 (卜玉梅, 2012:217-236) 比如, 在我们的同妻社群生活研究过程中, 由于同妻问题比较敏感, 在现实空间中难以进行, 所以我们尝试选择网络民族志方法会收到良好的研究效果。

　　网络空间的同妻日常生活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价值, 就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理想的性别关系互动行为体现了虚拟世界人类族群“在线生存状态的意蕴”。 (何明升, 白淑英等, 2011:3-8) 同妻社群在线生活的“中国体验”, 就是这个弱势人群借助在线机会实现的交往形式和生活体验。种种迹象表明,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网络生存方式, 是同妻日常生活自由度扩大和生存跃进的一个极好的网络田野展现途径。

　　在网络空间中选择民族志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天然 (内在性) 的机遇和与理想型的匹配 (适恰性) 。尽管一直存在着来自传统人类学家的现实导向的对虚拟民族志声音的质疑, 但其还是一点点地得到了公认或方法论默许。这一切概因于在网络空间做田野观察时, 发生了时间、空间和他者等因素的变化。我们相信, 随着运用、反思和改进, 网络民族志方法会得到更多的人类学家的方法论上的认同, 从而成为有助于了解网络现实空间“真实”情况的、专家和一般田野调查人员都喜闻乐见的一种方法论选择。 (陈庆德, 郑宇, 2006:140-153) 这是因为“虚拟空间”并非虚构空间, 它具有网络社会本体的多种可能性。 (R.M.赛恩斯伯里, 2015:205)

　　二、微信民族志文本特征及描述分析

　　(一) 微信文本获得的原则

　　网络民族志研究提出资料“好像是地上的树叶或是桌上的文件一样四处散开”, 而收集资料的“工作就是简单地把它们聚集到一起, 然后收集起来” (R.V.库兹涅特, 2016:114) , 微信民族志方法的文本收集则有区别。微信的私密性使得文本呈现的田野有明确的群内界限, 网络上四处散开的资料在微信群的文本收集中是不存在的。微信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受到邀请”或“被拉进”才能够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才能获得该群的第一手资料。同时, 研究者在群中还要经常参与交流, 保证群成员的身份, 所谓在“参与互动中”完成微信的线上田野工作 (working-in-the-field) 。

　　研究者在获得文本材料时, 应该保证文本的原样。基于微信的多媒体特征, 微信群的互动文本也包含如文字、语音、图片、表情、视频、转发链接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的文本需要研究者原样保存, 其中语音的互动内容和话题是核心的文本, 但是语气、语调等也是语言表达的一部分内容, 也需要真实记录下来。所以, 在微信群的文本收集过程中, 需要研究者认真细致地将文本保持原样记录下来。

　　对微信群的类型选择。虽然微信聊天具有极强的私密性, 但就微信群的类型可以按群体关系类别对其进行划分, 包括一般化类型和个性化类型。一般化类型是指个体在成长中普遍拥有的一般社会化过程所包含的群体关系, 如同学关系类型、同事关系类型、家族关系类型等。个性化类型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形成的特殊群体关系类型, 如购物群体类型、旅游群体类型、摄影群体类型等。

　　本研究拟选择几个一般化类型的微信群 (同学群、同事群和家庭群各一个) 为案例, 通过微信田野工作, 收集各群的互动文本, 分析和比较文本的内容、语法、语义和语境特征, 揭示微信民族志文本言语的片段性和人际互动特征, 为深入的微信民族志研究打下实践基础。

　　微信民族志文本内容是片段化的, 即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谈论一个话题, 过后不提及。从我们选择的三个群的成员交流的内容看, 同学群谈论的内容比较广泛, 涉及时事、往事、同学关系、旅游等话题;同事群一般都是单位工作的通知、涉及集体利益的事件讨论、幽默小故事等, 以工作为主, 兼顾休闲;家族群通常谈论的话题是家庭发生的事件、某个家庭成员感兴趣的话题等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核心的内容。对某个话题的讨论通常会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 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之后该话题通常会被搁置, 很少有群成员在一段时间后继续回归该话题的原点, 除非该话题的内容有了新的进展。

　　(二) 微信文本特征

　　对收集的文本进行语法、语义和语境分析, 发现微信民族志文本的语言特征如下:

　　1. 语法特征

　　(1) 语句较短。微信群交流的语句通常较短, 即使是通过语音表达的语句也不长, 在使用语言交流时, 群成员会刻意放慢说话的速度, 一段语音一般也只表达一个意思。同事群中的通知类型的内容很完整, 也有各种文件贴出, 成员的回应通常使用“收到”、“好”、“哦”等表示知道了的词语, 有时也使用各种表情表示“知道了”、“太累了”、“好烦”、“高兴”等情绪。家庭群成员的交流通常选用直观的图片, 简短的问句和回答, 如“啥呀?”“晚餐!”, 或是年长者们集中用语音交流, 就像在打电话, 有时也会看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视频或语音交流。一般情况下, 文本交流的语句较短, 甚至有些只是关键词汇, 对方能够理解即可。

　　(2) 句子结构不完整。微信群的文本中有大量的句子结构不完整的语句, 常见的现象是主语缺省、短语成句。如“今天同机关退休的姐妹们去攀登了一次。确实累, 但经受住了体力的考验!”“有课, 下午再说!”“谁家的狗?又新买了一只?”以上例子都省略了主语“我”, 由于明确的微信成员关系, 互相之间的交流是以个体“我”为中心的, 所以这里省略主语并不影响交流。“新疆天山大峡谷绿水青山盘山道红山极顶鸟瞰乌市新疆特色小锅抓饭”这四句是同学群中对多张旅游照片的解释, 简单明了。

　　2. 语义特征

　　微信文本的语义表达具有鲜明的群成员的身份特征, 成员们共同的经历或原有现实生活工作中的身份使得不同类型微信群的成员拥有共有记忆或知识, 这使他们在交流时经常会使用原有的语义表达方式。

　　比如, 同学群中的交流:

　　XZG:“这个SLP是在胡说八道, 靠口水赚不知真象 (相) 的人的钱, 老梁早评论过。”

　　YYLX:“不可以人云亦云!@xzg, 我以为是有些恶搞!”

　　LJL:“SLP一文早有转过, 所言国家方向, 方向是明确的。精英和上层安全感, 不知用意 (何) 在?老百姓希望感 (敢) 说的太大又暗含很多东西。在另外两个群对其是批评态势。”

　　以上是三个同学从不同的角度对SLP的一段发言进行的评论, 语言犀利, 意义清晰, 表述有理有力。群主LJL在两人讨论之后发言全面点评, 有群主之风范。

　　又如, 同事群中的交流:

　　LMS:“各位, 中午下班前交表。LIP:“[一头雾水表情]???”。LMS:“就是××日我转发的文件里的附件”。LMS:{截图}。LIP:……。

　　同事群中LMS按工作程序要求简单地表达了工作要求, 每位同事对号入座, LIP不知道状况 (也许没完成) , 发表情求同情, 但LMS迅速应对并截图, LIP无话可说。从语义上看, LIP希望获得宽容, 但LMS很严谨, 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不能拖延的要求。可见, 现实工作中的身份决定了交流中对语言的选择和对言词意义的理解。

　　再如, 家庭群的交流中:

　　LSYJ:{发了几张家养宠物狗剪毛前和剪毛后的照片}。LSYJ:“畔 (判) 若两狗吧[憨笑表情]。”DF:“@LSYJ一个老太太看到说是腊肠。”XXBB:“咋整的, 越来越丑。”SLL:“我还以为有又买了一条。”XMDX:“我咋觉得很好看呢。”

　　家庭成员的交流直来直去, 喜恶尽言, 一件宠物狗的小事能使成员们参与交流, 文本简单明确地表达出每个人的看法, 大家只是参与“刷存在”而已。

　　由此可见, 不同类型微信群成员身份将原有的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或家庭关系带入到群中, 在融合建群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在群中的身份, 可谓是双重身份的呈现。在了解言语的意义时必须将这层背景考虑到, 才能对语义有正确的理解。

　　3. 语境特征

　　微信群交流文本的内容穿梭在现实和网络空间之间, 从群成员的交流中能够明显地观察到, 每个成员的现实带入。以同学群的语境表达为例:

　　XZG:“老班长当年可是大美女……。”YYLX:“现在也很好呀。”XZG:“群主, 出来评一下。”

　　LJL:“对, 群主权威。”

　　上边参与交流的同学, 把过去和现在、群主和班长并列在了同一语境中, 形成了微信交流中时空的延展。

　　(三) 微信人际互动特征

　　美国语言学大师雅各布森说过, 语言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 (罗曼·雅各布森, 2012:17) 所谓微信社群的人际互动规律, 就是微信个体化或社会化语言特征的反映。微信语言和微信言语都存在时间和空间因素, 这一点必须予以注意。对三个类型的微信群交流文本的语言研究, 揭示了在微信平台的群内个体的互动具有以下特征: (1) 互动语言的非正式性。在微信群的人际互动中, 个体在交流时通常使用口语化的非正式语言。无论是文字交流还是语音的交流, 都犹如面对面的聊天, 即使是同事群个体间的围绕工作的交流, 也会出现很多表情、图片等非正式的符号, 来表达意义和交流者的情绪。 (2) 互动风格的个体性。在互动语言的使用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体性。头像、昵称等个人信息就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有人用自己的照片、孩子的照片、母子大头贴、家里宠物照、风景照, 动画头像等等作为自己的头像, 还有的经常换头像显示个性。昵称就更是多样, 尤其在家庭群中, 人数相对较少, 关系亲密, 所以不需要改昵称。在同事群和同学群, 一般成员都会被群主要求改昵称为实名。一是由于一般这两类群人数较多, 二是便于群主了解加入的成员的情况。微信群中人际互动的语言使用风格也极具个性。如有人喜欢发链接、有人喜欢语音、有人喜欢表情包;有人言必点名交流、有人言语激烈甚至愤而退群等等。微信群的成员交流风格各异, 总是体现出成员的个性。 (3) 互动内容的话题性。活跃的微信群往往话题极多, 每天都可以从工作和生活中挖掘出谈资。讨论从健康饮食到自己的拿手菜, 从旅游到同学聚会, 从家庭装修到生活情趣, 从工资到放假等等。研究表明, 虽然是不同类型的群, 只要有段较集中的交流出现, 必然产生一个鲜明的话题, 这个话题对某几个成员具有吸引力, 使得他们在20分钟 (根据对几个案例的观察发现) 之内聚集讨论。 (4) 互动过程的黏着性。在微信群的交流中, 互动的过程依赖于语境和互动者的关系。互动过程不是凭空架起来的, 是需要成员间的沟通。有效的沟通基于元信息的传递, 元信息传递过程形成了互动双方对信息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信息需要明确语境和互动者的关系。因此, 对元信息的意义的理解是黏着在语境和关系基础之上的。连贯的互动也是基于对元信息的正确理解。

　　三、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多重意义

　　(一) 微生活方式的兴起与社会记忆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当下时代的“生活者”。在生活型社会里, 微信朋友圈中的人际互动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即微生活。所谓微生活方式是指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交往方式、传播方式, 是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来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主要表现为表达方式、社交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毫无疑问, 微信作为一种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写文化”, 它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自反性 (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马库斯, 2014:43-48) ;可以“放大”虚拟社会事实, 也可以“深描”虚拟社会事实 (田家丙, 2010:79-86) 。网络社群生活并不能自动存在, 时间久了也会遗失, 就如同我们人类的其他生活一样。过去了, 就可能永远离我们而去。比如, 随着微博、QQ群和人人网的式微, 曾经一度红火的那些虚拟社区生活就可能个体化或整体化消失, 从而失去集体虚拟空间记忆。因此, 我们提倡以微信民族志的方式记录和保存微生活的社会记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个极具社会人类学想象和意义的事情。

　　(二) 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现代性意义

　　在微生活与微信民族志的前提下, 为什么要提微生活社会人类学 (简称微社会人类学) 研究的意义?这看来像是一个无须回答的命题, 但其中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微生活社会何以可能?另一个是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价值何以存在?为了节约篇幅, 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下上面的问题。简言之, 我们之所以在本文中主要使用“微生活社会人类学”这一表述,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相比微生活方式研究 (类似于文化人类学界的文化研究) 更具有学科的收敛性和分支学科特征, 这在生活方式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日趋被分化、被解构的今天十分必要。因为“生活论”是针对生活经验或日常生活实践而言的, 不是从学科角度来表征的命题。我们要说明的是, 不论是生活方式论域或本身的学术积累, 还是有关生活的社会学相关学术积累, 都已使生活社会学这一学科呼之欲出了。同样,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或价值, 也客观地存在。这一点从当代所有生活者和生活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学理生活中均不难看出。正如社会学大师阿尔弗雷德·舒茨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外在世界的现象不仅对你我有意义, 对B和C有意义, 而且对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有意义, 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 外在世界 (生活世界) 只有一个, 它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事先给定的。” (阿尔弗雷德·舒茨, 2012:38) 按照他的观点, 既然我们自己在人类生活世界中体验, 意义就被建构成一个互为主体的现象, 从而实现了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在此, 我们将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意义分为现代性意义和后现代性意义, 并简略加以分析。

　　首先, 要说明一点, 我们所谓的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现代性意义和后现代性意义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是纵向的、历史性的关系。尽管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现代性在西方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上溯到两三百年以前的启蒙时代, 但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毕竟是一个当下社会的学术价值问题。反之, 我们也无意于将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王雅林, 2004:95-101) 或“现时代意义” (王雅林, 2013:22-25) 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意义。事实上, 这两者之间也是无法混同的。

　　其次, 我们所谓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现代性意义主要推向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语境问题的研究价值。毫无疑问, 全球化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张世鹏, 2000:13-16) 。正如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 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按照这种理解, 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 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 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 (转引自吴晓明, 邹诗鹏, 2009:82-85) 不仅如此, 全球化还意味着与地方化相对的一种普适性或普遍性特质。当然, 在英国社会学大师吉登斯看来, “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 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 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 产生冲突, 不和谐以及有着新的分层形式” (安东尼·吉登斯, 2000:88-89) 。由此可见,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现代性意义也体现在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同质化与异质化关系之中。所谓生活的现代性意义大约可以表述为:它是一种基于新启蒙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生活研究意义。并且, 它还是合法化和理性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生活理论建构的一种“现代性后果”。这种现代性意义无时不在信任和风险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呈现, 而与前现代的亲缘关系性、宗教关系性等传统社会特质迥然有别。

　　再次,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现代性意义还体现在对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和虚拟社群性的持续建构之中。曾几何时, 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或选择的生活模式的研究或解释, 总是必须指向主体性和虚拟社群性“生活者”上的。否则,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显露不出“生活的意义”。与对生活事件“为什么如此”问题的回答不同, 对追寻生活意义的人如何回答“生活本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A.艾耶尔, 2000:71-72) 因此, 从生活社会人类学的意义方面看, 我们所能解释和建构的一切, 都必须围绕着人们 (不同主体的生活者) 所考察的微生活经验 (包括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 (马歇尔·伯曼, 2003:15) 、微生活观念和微生活行动的不同目标。否则, 现代性意义就无从谈起。

　　总之, 这种现代性意义在于“好社会”、“好生活”体系的建构, 及其微生活社会学概念的确立上。

　　(三) 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后现代性意义

　　如果我们承认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现代性意义存在的话, 那么, 不妨也承认或部分地承认微生活人类后现代性意义的存在是真实的。关于后现代性问题, 德里达的后现代性学说是最有影响的。然而, 无论怎样都不应否认这种植根于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性及其“社会想象”的存在。

　　应该说, 一切社会理论 (包括微生活方式或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理论) 的提出和系统化都是从特定语境下的“社会想象”和“社会事实”中来的。加拿大哲学家、社群主义的主将查尔斯·泰勒就曾经指出:“社会想象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 (查尔斯·泰勒, 2014:18) 如此说来, 我们宁愿相信生活社会学的后现代意义在于, 它使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社会认同和取得了社群共识。所谓后现代性意义是以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社会理论为工具, 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认为, 当代社会存在着分散化、解构化、边缘化、碎片化和反理性化等生活特性。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 将后现代性看成是与现代性相对的文化特征。 (瑞泽尔, 2003:8) 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则将后现代概念描述为个人和伦理的终结, 认为后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虚无状态”, 以及个人在面对全球化趋势时感受到的理论的无能为力。 (费瑟斯通, 2004:10)

　　针对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现代性意义关注理性化、全球化、中心化和大叙事等微生活逻辑或特征;其后现代性生活社会人类学意义, 倾向于解释或论证当代生活方式中显现出来的非理性化、个体化、碎片化、边缘化和小叙事等相对主义人类生活样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微生活社会人类学虽然不能全部改写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征候, 但至少也为解读和重构当代网络生活世界或在线日常生活实践提供了某种异样的可能性。

　　(四) 微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生活史意义

　　微社会是一个我们观察和透视当代虚拟社会生活的概念。尽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指望单独依靠运用微信民族志这一方法解决网络社会, 甚至微信社群生活中的一切事情, 但是,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尽可能地通过微社会人类学来记录我们的生活史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 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助于我们将生活中的第一手信息或新生活体验、经验保存下来, 从而适度关照和引导以后的虚拟现实生活。

　　四、微社会人类学研究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如果我们将推进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看成是一种“微生活建设”的话, 那么, 我们必须处理好许多重要社会关系才能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所谓“微生活建设”, 就是要对我们人类生存其间的微信社群生活进行“建设”。对微生活的建设或自我管理、自我控制 (包括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 , 也需要有复杂一点的思维方式。但如此一来, 我们简直分辨不出生活控制和生活治理的主客体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作为微生活的“感性本体”, 它每每建构起复杂的虚拟交往关系, 而且通过追求微生活价值等问题来实现公共理性所要求的社会和谐目标。如果某种微生活是“不可持续的”, 那就意味着它的崩溃也会随之而来。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类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大多走向丰富和复杂, 但走向崩溃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微社会生活的“崩溃”和推进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 我们应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网络田野与现实田野工作、个体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文化的生产、经验与体验、写作与读解、他者与互动等六种关系:

　　第一, 应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 也就处理好了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的时代问题, 也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住时代精神。在中国语境下认清了生活方式的社会属性和时代精神气质 (唐魁玉, 2012:17-25) , 无疑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各种微生活社会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诊断、分析和解决。在这一微信“小世界”里, 可以看到一个未来“预知社会”的征候。 (菲利普·鲍尔, 2010:282-198)

　　第二, 应处理好网络田野与现实田野工作的关系。当今人类生活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化、网络化技术背景的影响和制约, 虽不能说所有的生活社会人类学概念、研究范式都有被改写的可能与必要, 但充分考虑到这一时代条件中的作用却似乎是没错的。反之, 如果处理不好网络田野工作和现实田野工作这个关系, 漠视网络民族志对微生活研究的直接或潜在作用, 那就无助于对微信生活者重新进行“日常生活的启蒙”。 (赫尔曼·鲍辛格等, 2014:158-163) 这不啻为一个微信技术世界中的民俗化过程。

　　第三, 应处理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生活社会学问题, 因为一切生活方式研究都可以说是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中讨论的问题。离开了这个问题, 势必就会脱离生活者的主体和生活条件的客体背景, 从而失去生活研究的本真意义。匈牙利女社会学家、哲学家赫勒的日常生活研究自始至终都扣在社会化基础上。 (李霞, 2011:48-58) 这样做的结果, 既可以遵从社会的普遍性生活属性, 也可以凸显生活的个性化和“自为性”特征。

　　第四, 应处理好微生活生产与微文化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所昭示的“生活的生产”或“生活/生产”互构思想中, 显示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深刻内涵。 (唐魁玉等, 2008:75-80) 在现实中国微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语境下, 突出微生活与微文化生产的互构关系, 也可以一扫生活方式或生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偏颇状况, 增强生活社会人类学的学术影响和解释力。

　　第五, 应处理好经验与体验的关系。我们应在充分尊重微信生活经验 (唐魁玉, 2011:297-303) 、微信生活现象和微信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来运用微信民族志和方法, 可以从人类学的深描层面上深化微生活社会人类学和“网络化后果”的研究。 (张颐武, 2014:25-26)

　　第六, 应处理好写作与读解的关系。这个问题显然与上面几个的问题有所关联, 只不过落脚点不同而已。就是说, 我们在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对微信圈生活进行分析时, 必须将微信这种自媒体文化的写作特征和对方的读解过程考虑进去 (唐魁玉、王德新, 2016:46-51) , 否则, 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微信民族志的对象, 从而脱离开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本质。从本质上说, 这既反映了微生活的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互动规律, 同时也反映了微生活话语交流的主格与宾格关系特质。总之, 我们要学会运用微信民族志, “在总体上理解自身”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2016:6-8) 。

　　综上所述, 本文以微社会人类学为主题初步探讨了六个问题。我们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需要, 微生活社会人类学这门旨在研究和分析人类微生活方式规律的社会人类学学问, 一定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也会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与此同时,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的来临, 过去的“虚拟社会”、“虚拟民族志”等概念也将越来越“实体化”, 从而被“网络社会”、“网络民族志”等话语方式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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