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摘 要：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 是一个理论自觉的过程, 也是一个新的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郑杭生所倡导的理论自觉观和在理论话语创新方面所做的很多重要研究, 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探索了理论创新的道路。话语建构论致力于通过话语来揭示社会研究或知识生产的方式, 强调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的建构作用。我们通过立足于本土社会发展经验, 发掘可利用的话语和社会文化资源, 就有可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理论自觉; 中国社会学; 话语体系建构;
作者简介：林聚任,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eng Hangsheng's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LIN Ju-ren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rocess of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also a new process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dvocated by Zheng Hangsheng and a lot of his important researches on that, has opened up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explored a new way.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ism which is devoted to reveal the way of social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discourse, emphasizes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exploration of available discourse, so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Keyword：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Chinese Sociology;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一、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改革开放恢复以来, 许多社会学家虽然为了学术创新与发展做了不懈努力, 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 但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并不理想, 很多研究仍然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 难以走出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羁绊。
具体而言, 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看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 忽视对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研究;重视实用性短期项目的应景性研究, 缺乏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议题的总结提升;理论研究多停留于对西方社会理论观点的介绍, 不重视中国社会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其中, 理论自觉意识的缺乏和话语体系创新不够是问题的重要症结。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现在则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 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 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要改变这种多年潜移默化养成的理论失觉和理论自卑的定势, 不是很容易的。” (郑杭生, 2012:3)
特别是在当前越来越突出的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理论话语的霸权性地位更加凸显, 中国社会学要实现学术“突围”或理论创新, 显得似乎更为艰难。但是, 郑杭生先生及其团队在理论自觉和理论话语创新等方面所做的很多重要研究, 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探索了理论创新的道路。郑杭生鲜明地指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步消除这样那样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盲目、理论自卑、理论矮化的必经之途, 是逐步消除中国社会科学界主体性缺失以至主体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郑杭生, 2012:5) 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所提出的“五论”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 这一理论体系, “是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认识的一种深化, 对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推进” (郑杭生, 2013:10-11) 。这体现了郑杭生他们重要的理论成就, 是中国社会学家创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学派的重要标志。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社会运行学派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在该学派的理论建设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在一定意义上, 理论自觉是社会运行学派发展的持续动力, 并清晰地贯穿在该学派各个层次的理论中。” (洪大用、黄家亮, 2015:7) 或者说:“理论自觉的提出, 标志着郑杭生教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次重要升华, 同时又是他对自己社会学学术历程的精辟总结。从他提出社会运行论, 再到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 一个个重要社会学理论的创建, 其实都离不开‘理论自觉’这一源动力。” (陆益龙, 2012:1)
郑杭生提出:“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 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 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 (郑杭生, 2012:3) 他说:“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 是指‘理论自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 从而使我们觉悟到, 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 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 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 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郑杭生等, 2011:3)
郑杭生的这种理论自觉观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 此观点建立在深刻的反思性基础上, 强调了对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问题时就指出, 当前社会学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 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 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 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 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 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 (郑杭生, 2009:3) 这种理论自觉观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系统的理论反思, 或者说来自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郑杭生, 2008) 。郑杭生在回顾中外学术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强调指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 反思性已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思维, 并从反思性中受益, 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次, 这种理论自觉观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明确方向。郑杭生在系统阐述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实现途径的基础上, 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突破重点。他说:“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 进行调查研究, 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 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 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 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 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郑杭生, 2009:7) 理论的发展跟社会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而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为理论上的重新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 社会经济实力在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因此, 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开展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 加强自身的理论自觉, 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对此, 郑杭生提出了“三再”说, 即“要真正做到‘借鉴西方, 跳出西方’, 对西方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 超越传统’, 对中国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 高于现实’, 不断进行‘再提炼’, 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 创造我们学术特色, 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 (杨敏, 2014:20) 。
再次, 强调了学术话语权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学获得学术自主性, 实现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郑杭生指出, 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 这对构建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这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郑杭生, 2011:32) 关于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 他认为, 理论自觉是学术话语权的前提, 中国社会学只有形成了理论自觉, 才能够实现学术话语权的确立。因此, 郑杭生先生晚年非常重视“理论自觉”问题, 把它看做是中国社会学实现创新性发展的新概念工具和理论基础。或者说, 建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学, 完全可以通过学术话语的重建, 确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
二、社会建构论与话语建构的力量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是一个理论自觉的过程, 也是一个新的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在这一点上, 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希望, 指出了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与发展的可能性。按照社会建构论观点, 知识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建构, 而这种建构具有多种可能性, 而不是只有唯一的模式或选择。一个学科或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是多元的, 通过反思性研究, 可以做出新的理论解释, 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说, 就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社会建构。在其研究对象本身——作为整体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实的科学表征被建构所处的社会微观世界, 即科学场域中——存在关于对象建构的斗争, 其中社会科学以两种方式参与:加入此游戏中, 要么受之强迫, 要么在其中有所作为 (无疑受限) ” (Bourdieu, 2004:88) 。
近年来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 已在多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学术思维和认识结构。这一理论观点提倡的是一种新的多元的方法论或认识论, 它试图解构传统的解释模式, 主张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并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直接反映, 而是与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主张我们人类的一切社会现实, 包括目标物、知识以及行为准则等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例如“社会问题”、“同性恋文化”、“身体与疾病问题”等等, 都是社会建构物。重要的是, 社会建构论者试图颠覆我们传统上所认识的社会世界的根本属性、认识方式和解释方式, 以确立起新的社会认识论。他们倡导知识的社会性、实践性、反思性、多元性、相对性等, 并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不仅取决于经验有效性, 更取决于社会行动过程 (沟通、磋商、话语等) 。因此, 社会建构论特别重视社会过程、话语体系和社会建构的文化与历史因素 (林聚任等, 2016:19) 。
新的社会建构论实际上正在重塑我们关于社会事物及知识的认识, 带来了一场所谓的“认识论革命”。建构论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是社会实在及各类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对社会的‘现实是自成一体的’恰切理解, 要求洞察社会被构建的方式。” (伯格、卢克曼, 2009:16) 按其观点, 一切社会存在物都是人类建构的, 是社会构造物, 因而具有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建构是人类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的一项重要活动, 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因此, 知识既不是关于外部事物与现象的简单反映或表征, 也不是一成不变、普遍认可的认知之物。知识或话语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 其生产过程跟知识生产者、其社会文化环境或特定情境密切相关, 它是人们社会建构的结果。如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格根指出:“对社会建构论者来说, 我们的行动并不为任何习俗对真实、理智和正确的规定所约束。在我们面前, 有无限的可能, 邀请我们去创新。” (格根, 2011:4) 由此而言, 从社会实践的动态角度去认识知识或理论体系的建构属性、机制与过程, 是当代知识观的重大进步。
其中, 话语建构论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话语构成了社会建构的重要资源性要素, 话语权问题被看做当代学术权力或影响力展现的“制高点”。人们已认识到, 话语不但是社会沟通的重要媒介, 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整体实力或影响力的重要反映。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来说, 话语是体现政治斗争的一种权力符号, 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福柯所关注的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 而是话语秩序问题, 即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话语使用的社会规则与实践。因此, 他特别强调把话语与知识和权力相联系, 明确提出“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 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 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 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 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 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 (福柯, 1989:98-99) 。
话语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于话语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 它被看做是社会现实建构的重要基础。然而, 传统的社会研究持有实在论的语言观, 倾向于把语言仅仅看做是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或者沟通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意义。但社会建构论致力于通过话语来揭示社会研究或知识生产的方式, 强调了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语言在建构论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 (格根, 2011:41) 而“话语分析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分析语言如何建构现象, 而不仅仅是说明它如何反映和揭示现象。换言之, 话语分析把话语看做社会世界的构成性要素——不是通向它的路径——并假定, 离开话语社会世界将难以被认识” (Phillips and Hardy, 2002:6) 。即话语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社会研究及知识的社会建构属性。话语的社会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 (1) 语言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其社会功能是最基本的; (2) 语言或话语既是被社会建构的, 也具有社会建构性; (3) 语言的使用具有社会情境性和灵活性; (4) 因此话语使用具有极大的解释上的社会关联性。故从话语的社会建构性来看, 同一现象可以用若干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而在解释中会存在相当大的可变性。话语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信息媒介, 而是具有强大的建构力。所以, 通过了解和分析话语, 可揭示各种社会存在物和知识得以建构的过程和机制。
总之, 从话语建构论来说我们所关注的话语, 并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表达, 而是关系到话语秩序或权力问题。话语秩序所反映的是一种权力秩序, 或者说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话语使用的强弱规则与实践格局。话语从来就不是中性的, 而是具有突出的社会意涵或意识形态属性。不论是话语的陈述对象, 还是话语的陈述主体, 都是由人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 按照特定的话语构成规则建构起来的。人的各种主体性特征, 诸如阶级、性别、民族等, 都是在话语实践中获得并被改变和重建的。即话语以不同方式建构了各种社会现实及其关系, 以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同样, 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社会文化属性, 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对象。也可以说, “学术话语权的实际作用是多方面的, 如对社会发展的引领、社会现象的解释、社会实践的建构、判断标准的制定和学术规则的设置等” (郑杭生, 2011:32) 。
三、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目前,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问题已受到学界普遍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以及研究实践也为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创造了良好基础。实际上, 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学家的某些学术研究实践表明,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 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是可行的。例如, 中国社会结构以重“关系”为特征, 费孝通等学者通过对“关系”和“差序格局”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的显著差别, 解释了中国人社会行动的逻辑特征。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成为了具有中国色彩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边燕杰指出:“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 以及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也许是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形成发展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边燕杰, 2011:2)
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模式”的发展经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这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社会学家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做了不懈努力。从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梁漱溟, 到当代社会学家陆学艺、郑杭生等著名学者, 他们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社会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像陆学艺, 他坚持了一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其目标追求的是‘中国社会学’, 是‘中国化’的社会学, 是直面中国问题, 运用适合中国的概念, 得出对中国有用的结论, 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 促进中国富强、民主、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才是可能给世界社会学增添新内容、带来新气象的学问。” (景天魁, 2014:5)
具体而言, 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建构涉及多个层面的因素, 既包括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 也包括充分利用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其实, 学术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实力为基础, 并符合社会建构的基本规律。一般而言, 话语体系由弱变强, 由边陲走向中心, 并得到普遍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其发展也有自身的要求。即理论话语体系的建立, 需要遵循一定的话语建构规律, 循序渐进。为此, 我们当前应该重视从如下六个方面加强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
第一, 注重发掘利用自身的学术话语资源。话语资源极其丰富, 有的存在于历史文化中, 有的存在于当下社会实践生活中。有些话语资源既可能是财富, 也可能是包袱, 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和利用。因此, 我们应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及要求, 发掘可利用的传统的和当下的话语资源, 努力构建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性话语体系。
第二, 确立自身的学术话语优势。在话语权的竞争中, 话语优势至关重要。优势性的话语体系, 不但要有强大的影响力, 还要有广泛的认可度。强话语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具有坚实的存在基础, 也具有持续的影响性。我们应该提高对自身话语权的认识和自信, 在世界学术舞台上逐步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地位。
第三, 建立有效的学术话语影响路径。话语的影响依赖于有效的传播沟通渠道, 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沟通与磋商的过程。人们接受哪种话语体系, 有时并不取决于话语体系本身, 而是取决于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沟通方式。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 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 人们的开放性和接受理解力空前提高, 这对主导性话语的传播形成了极大挑战。因此, 学术话语权的确立应特别重视话语传播方式, 提高自身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第四, 培育独立的学术话语意识。话语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 而是一定的社会意识或思想观念的体现。各种话语意识之间存在着差异或对立, 因此, 不同的话语体系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蕴。我们要建立的理论话语体系, 既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同时也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话语体系的生命力, 并不在于其特异性, 而在于具有自身的独到信念与价值。独立的话语意识的确立应建立在学术自主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基础上。“根本上说, ‘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个要求, 其意义实在于中国学者一种知识上的自觉与反省。” (金耀基, 2002:218)
第五, 正确对待话语体系间的对话与创新。在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中, 需要处理好既有的主流话语与新话语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需要处理好普遍性话语与地方性话语之间的关系。跟主流话语要有对话, 更要寻求创新。我们既不可完全屈从于霸权性的主流话语, 也不能忽视可借鉴的话语一味追求自己的特异性话语。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体系的一部分, 理应学习吸收各国社会学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 我们要立足于本土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学, 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这是学术发展与创新所必需的。只有通过批判性借鉴, 再结合本土社会文化资源, 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理论学派。因此, 这个过程既包括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 也包括社会学发展的世界化。用景天魁的话说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 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 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 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 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二者虽然方向相反, 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 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景天魁, 2015)
第六, 注重话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结合。有竞争力的理论话语需要得到社会实践的有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多个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 综合实力水平显著提升, 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社会学理应对此做出自己的反应, 正如李培林所指出的:“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 中国社会学应当继续发扬自己的‘中国风格’, 有自己的历史担当, 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关系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也要从学理上给予解读和回应。” (李培林, 2016:2) 所以, 我们应在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质和中国立场的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 从而逐步确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地位。而要达到此目标, 重在研究实践和自觉的理论提升。如费孝通早就指出:“当前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是要我们去具体实践的问题, 而不是应当不应当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 (费孝通, 1991:1)
总之, 理论话语的创新是无穷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也具有现实上的可能性。我们只要立足于本土社会经验, 发掘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 就有可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上的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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