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主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扶贫办、贵州财经大学6家单位联合承办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于
作为中国唯一专注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峰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获得全球高度关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致力于搭建一个知识分享平台、最佳案例分享社区、绿色发展行动网络和中外交流的桥梁。自2009年成立以来，就与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劳工组织等，和其他大型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国际竹藤组织等合作，同时还与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住建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外交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市长协会、北京大学等有密切合作。贵州省是中国反贫困主战场之一，2012年“国发2号文件”把贵州定位为“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要求贵州“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
分论坛会议共分两场，第一场于
王富玉在致辞中指出，政府既要积极承担扶贫开发工作的主导角色，又要促进社会协同力量的参与，实行大集团帮扶。既要主动在农村推进产业的发展，又要培育贫困群体的主体性，既要大力推进扶贫工作人员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又要在此过程当中逐步解决贫困群体可持续反贫困能力的成长问题。他希望与会的各位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积极地贡献经验和智慧，继续推动贵州反贫困工作的深入和发展。诺德厚主旨演讲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致力于让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在生态文明新的领域开拓进取，2014年除了一如既往地讨论环保、气候变化等重要的话题之外，还出现了像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以人为本的话题，这个话题的讨论是整个生态文明论坛非常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哈米德·谢里夫在演讲中表明，亚行很愿意为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愿意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当地居民应该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但他们要获得市场、政府、社会的支持，因此需要给他们时间、资源、信息以及机会。此外，发展应当是包容性的，即发展的果实要大家共享，要大家参与进发展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成长。刘永富的演讲指出，中国政府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决保护生态环境，实施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坚决打好扶贫攻坚战。国务院扶贫办将继续高度关注贵州的探索与实践，一如既往地支持贵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创新丰富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的新路子，新途径，新方式。
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研究员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论坛。此次分论坛共设“反贫困：三位一体建设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全球反贫困中国责任承担”、“反贫困与可持续产业发展”、“反贫困——贫困群体的行动主体重构”4个主要议题。来自政府、学界以及反贫困行动领域的实践者等国际国内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及主要议题展开对话。
在反贫困的行动者和组织的责任承担方面，国务院参事汤敏认为，应让扶贫志愿者成为反贫困的生力军，要把全世界动员起来一起扶贫，而不仅依靠政府或产业扶贫。志愿者在反贫困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但中国目前还是缺乏系统性地、成规模地，深入地进行反贫困的志愿者行动。并且，志愿者服务主要在城市，如何把城市志愿服务和农村贫困地区有机结合起来，是反贫困重点关注和推动的领域。世界宣明会桂黔区域总监邓荣基提出，宣明会这类国际人道救援、反贫困机构，其工作的最终目标往往不在于经济建设、更多在于社会、生态文明方面。这也体现了从事反贫困、发展工作的民间组织能成为很好的补充和彼此促进。“互满爱人与人”中国首席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德）认为，贫困群体是反贫困运动中的行动主体，但他们同时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反贫组织要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与贫困群体一起奋斗，“互满爱•农民互助小组”模式是表现这种奋斗的生动实践。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中国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在国际上、在减贫合作上承担应该的责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指出，过去30年，国际NGO在中国扶贫中扮演扶贫与发展援助者、扶贫理念和方式的创新者、社区扶贫实践和示范者、草根NGO的支持者等重要角色，未来将发挥新的作用，成为公共扶贫政策参与者、跨领域扶贫探索者、国际民间扶贫交流推动者。招商局基金会副秘书长黄奕认为，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小规模农户的市场能力，使其更好地与价值链结合，非营利机构可考虑在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协作者”（coordinator）角色，通过“参与式价值链分析”等工具的使用，促进全链条的协同与合作，改善营商环境和营商服务，找到整合和提升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方法，实现共赢，最终提升中小农户的市场参与能力。
基于绿色减贫的宗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张琦强调，绿色减贫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多维扶贫，也是转变发展观念和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理念创新，是中国扶贫方式的提升。因此，促进绿色减贫，要深化认识，构建绿色减贫新体系；积极探索，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的新途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为绿色发展和绿色减贫提供支持保障；探索生态资源交易市场新方法，促进生态资源、绿色资源资产化；将绿色减贫指标体系纳入贫困县考核约束退出机制，完善绿色减贫战略政策及规划体系；加强区域联动协调，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减贫。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认为，要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文化、环境各个方面来理解扶贫，由此足以达成中国人对世界在世界观和文化上的贡献。精神扶贫用共同的梦想凝聚人心，社会扶贫要城乡共生，生态扶贫要注重环境保护，反贫困的同时也要反浪费。美国驻华大使馆原首席经济学家孙驰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可以是非经济的，生理的、社会的、甚至为保护生态环境都可能成为特定群体难以脱贫的原因。反贫困的经济干预需要考虑多种非经济因素，允许这些因素影响我们的反贫困模型。评价反贫困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其可持续性。根据特定的生态、社会环境，为贫困群体提供适合的技能是反贫困能否持续的关键。对贫困群体的经济干预应该避免单一的资金援助及简单的项目复制，而要通过要素分析寻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认为，全球性资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给扶贫开发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机遇。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为碳融资和生态环境服务价值化开辟了广阔空间。选择恰当政策工具，可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走出一条低碳扶贫道路。
从反贫困的机制和体制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提出，当前国家亟需创新扶贫开发理念，转变扶贫反贫形态，实现四个转变：从开发型向发展型转变，从单一项目型向综合和系统型转变，从以政府为主导向多元参与和共治型转变，从经济型向人与生态共生共荣型转变。要以社会建设为平台，夯实扶贫开发的社会基础，是落实和创新扶贫理念、促进四个转变的重要机制。社会建设要解决政府与民众的相互信任问题、民众内部的团结问题、民众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和能力提升问题、民众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民众与生态建设问题等，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生态、政府与社会之间共生共荣。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认为，合作组织是农村发展的有效制度选择；合作组织需与外部组织、资源、市场合作，才能在扩大规模上可持续发展；以合作社为基础的互助资金与外部金融机构对接是农村金融解决方案；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是发展方向。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陆德泉指出，近年来民政部门正在大力推动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建立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支撑的运行机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公益创投机制，充分发挥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引导其他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社区。如果贫困地区的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能够合作，共同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和三社联动在扶贫工作机制创新尝试，那么就可以充实培育扶贫对象的主体性，在激发社会和社会组织活力，改进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上做出贡献。
关于反贫困主体的能力重构以及对反贫困主体的尊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认为，反贫困是文化互动的过程，想要反贫，首先要理解贫困地区的人们的活法，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实践。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工作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要有态度真心尊重贫困地区的每个人；把贫困地区的人看作发展的主体；同时关键是制度建设。反贫困是在与当地人文化互动中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需要注重当地地方性智慧，努力实现地方传统的转型，对当地人的教育也很重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则强调，应关注底边的反贫困，底边人群即农民和少数民族，农民是“底”，少数民族是“边”。应当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他们参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权利要纳入思考。需要权力再平衡，少数民族要重返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事处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美）则提出，应对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赋权。妇女工作面临的限制使得亚太地区每年丧失了八百九十亿美元的财富，投资于妇女是一种发展经济的高明方法，整个社会也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中国在短期内取得了扶贫的重大成果，但男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能通过减少男女收入差距，通过提倡男女平等进一步削减国内的贫困现象，那么中国就又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向全世界表明投资妇女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高明举措。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高小贤阐明，主体如何重构的前提假设是她/他不是主体。怎样去重构，不仅是理论，而且是操作行动层面怎么去解决的问题。所有的减贫工作者都应是重构的责任人和承担者，大家都是行动主体重构的责任人。有这种意识，同时还要把认识转化为价值观，否则，你很难尊重他们。所以要教育扶贫工作者，要他们意识到，贫困人口是反贫主体。学界很少有人涉及这个领域，如果没有人推动，行动主体重构的推动就是空话。乐施会研究中心主任刘源指出，在国家新扶贫纲要中，减贫工作核心是提高贫困群体发展能力，而在NGO的话语中则是主体性，殊途同归。关键是怎么落地怎么实现。不同主体发展能力需求是不同的。总体讲是兼顾公平的减贫道路。“规定动作”是公平。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认为，重构反贫困主体，组织化是路径，但是需要更细致的工作。例如在妇女发展扶助工作中，要明白更大的社会结构，包括性别的社会结构跟我们组织的妇女团队的关系。扶贫中的组织化是个艰难的过程，利益分配是把双刃剑。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四川代表处环境部项目官员供曲巴让分享草原沙化治理的故事，意在表明，专家要倾听当地人的声音，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导者。环境保护的组织或政府可以治理沙化，但是沙化变草原这是个长期工作，这个工作只有长期在那里生活的牧民自己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
就市场、产业发展与绿色减贫几者的相互关系，中英合作国际林业投资与贸易项目管理办公室主
经过3位主旨演讲嘉宾、25位议题发言嘉宾的交流互动，杨团、吴大华等5位议题主持人和总结致辞人的精彩点评与归纳，会议深入探讨了以贫困区域和人群为主体的、以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成长支持为主要工作方法的反贫困工作模式、方法与路径、为贵州以至中国反贫困工作机制创新提供经验和路径参考；会议提出绿色减贫的概念和倡议，与会成员形成反贫困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同步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反贫困2014年贵阳共识”。论坛在发起策划、主题提炼、议题设置、嘉宾阵容等方面，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色与亮点：
在理念传播上，将“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并举，将建设经济、社会、生态文明视为三位一体，显示了创新减贫理念，倡导实施绿色减贫战略的鲜明立场。在操作层面，寻求通过社会建设来推动生态文明和反贫困，使反贫困和生态建设目标可操作化。在理论认识上，主张贫困群体是对抗贫困的最主要行动主体，贫困群体能力成长的可持续性是反贫困成果可持续性的基石，贫困群体需要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力量的支持下，与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力量联合成为对抗贫困的共同行动主体。在国家形象塑造和外交软实力构建方面，此次论坛展示中国在对外发展援助中的责任承担，同时还将贡献和分析在反贫困领域的中国经验和智慧。就贵州而言，其本身保存良好的青山绿水以及具有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各社区蕴藏的传统智慧和地方性知识，亦是贵州在新的反贫困征程中可以依仗的内在资源。在民族文化资源丰厚的贵州，就文化的保护、开发应用和可持续发展这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此次论坛齐集并设置了绿色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物质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反贫困的社会建设与政策制定等多领域专家的对话，力求促进彼此相互认识、加深相互理解，期待在未来形成优势互补的巨大建设合力。
此外，贵州作为“反贫困”论坛的发起地并非偶然，本身具有深刻的历史机缘，它映射了中国反贫困的历史进程，彰显了贵州在反贫困领域“敢为天下先”的“贵州精神”。从改革之初与安徽小岗村齐名享誉全国的贵州“顶云经验”，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贵州等地调研材料为基础写出《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再到本世纪以来，
许多与会者表示，此次论坛的发起，论坛主题的确定以及主要议题的设置，都反映出反贫困工作前所未有的创新格局。通过论坛的创立，以及在论坛上的多方交流与互动，中国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行动领域相对脱轨隔绝状态结束，三方实现了基于生态文明与反贫论坛这个多维度国际平台的交流合作和共享。国际、国内反贫困相关领域第一次通过这个平台，有望开始形成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也将会促进彼此在今后的联系，形成反贫困的优势力量集中。此次论坛参会嘉宾多、议题探讨深入、会议规格高。在推进总结国际、国内反贫困经验，推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民间机构以及相关组织构建反贫困研究平台、组建“反贫困智库”，为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论坛的举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截至